从“绿色崛起”到“绿色海啸”，马来西亚最长寿在野党伊斯兰党的前世今生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7/1/tvlc21ts6h2t6uu8hqlq134k4jk4rh.jpg
绿色，往往代表的是天然与清新，也警惕人们时刻关注环境的维护。在马来西亚，绿色却有着另一种含义，它同时有着伊斯兰教的意义，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的大本营——伊斯兰党（Parti Se-Malaysia Islam，多简称为伊党或PAS ）便利用充满信仰色彩的绿色底面配上白色圆月，作为该党的象征。
谈到马来西亚政治，离不开族群和宗教，至于宗教，伊斯兰教在政治博弈中扮演的角色尤被关注。而以伊斯兰本位起家的伊党也经常被指为原教旨主义，择走激进路线，煽动支持者宗教热情，使得大马的世俗氛围遭到威胁。但此种观点实是对伊党了解不深，或片面地从非议伊党的角度解释其政治操作，是此，笔者试从伊党的兴起和发展探讨，附上部分研究浅见通过本文呈现不一样的伊斯兰党。
20世纪初，马来社会兴起留学中东的热潮，许多学返乡的马来穆斯林成为出色且受敬仰的宗教司群体，他们在偏僻的故乡投入教育工作，在清真寺主持宗教仪式，生活上严守宗教规范，并将伊斯兰价值观灌输给邻里，这种生活作息与英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
在英国殖民时期，马来社会的结构可简略分为：王族权贵、行政官僚、宗教司和底层。各邦（州）王族一般与行政官僚有较深的联系，因为协助英国政府统治的行政官僚都从王族中遴选出来的菁英，且王族生活也受到英政府的贡金支配，久之这两个群便对英国殖民体制产生一定的情感乃至崇拜。
反之，宗教司群体和身在渔村、农村的社会底层与英殖民没有太多互动，因此对英国未有太大情感，甚至心生反感。毕竟英国殖民统治除了破坏马来土地（Tanah Melayu），还引进来自南印度和中国华南地区的成批劳工进入，榨取马来人的资源，颠覆其简朴、宁静和舒适的传统生活。
是此，殖民地时代的马来社会对英国殖民者的态度尤为复杂，而排斥华印移工的态度是各方都有的感受。另外，因为英国的分而治之，导致马来社会的意识形态出现极化，按Syed Husin Ali的观点，王室与官僚组成的上流社会是一种顺从的体现，而宗教司、底层是属于反抗本性。进言之，这种取向也延伸到战后的马来政治光谱中，形成巫统、伊党二分政治板块的局面。
1942年日军南下东南亚，马新两地陷三年的入战火光阴。日据期间，日军将分而治之进一步深化，促使各族群间的矛盾被锐化，因此在战争尾声时，马来半岛部分地区爆发华巫冲突，华人居多的抗日武装到马来村落施暴，受日军“大东亚”感召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发起“朝向真主之路”运动（Sabililah Movement）以报复华人社会。
战争结束后，英人在1945年重返马来亚，为了重整战后的混乱秩序，便于1946年退出马来
亚联邦计划，除将新加坡排除在联邦外，英殖民企图削弱苏丹的影响力（即便苏丹在战前
只剩下宗教和习俗上的发言权），让更多华印移民归化公民。但是，马来亚联邦计划触动
了马来社会的铁板，致使马来各阶层公然抗议，由王室、官僚、宗教司和底层的代表组成
统一的马来组织——巫统，用大规模的罢工向英殖民施压，最终迫使英人让步，与巫统协
商且在1947年另拟马来亚联合邦代之以讨好马来社会。从战前到战后，不难发现马来社会
确有阶层分化，惟当共同敌人浮现时，各方即迅速且短暂地团结一致，例如压缩非马来族
群的政治参与。当这股威胁消失后，便返回互相争执的样态，这也对应到往后巫伊两党多次分合之势。
马来亚联合邦在1948年成立后，巫统内部开始分裂，倾向印尼的马来国民党（左倾）、多元路线的国家独立党，以及半岛东海岸的宗教司所组成的伊斯兰党，都从不同光谱出击巫统。伊党使用宗教作为精神武器，谴责由行政官僚操盘的巫统向异端（kafir）出卖初衷，誓与绥靖的巫统势不两立，况且巫统腐败奢华的权贵文化不是马来社会的正宗所在。故此，伊党在1951年创立始，旨在自我建构为反抗巫统和代表底层马来穆斯林的草根势力，并且拥有很浓厚的地缘特性——伊党的基本盘集中在半岛东海岸和北马地区，最终使命是取代巫统的代表性。
从1955年邦自治选举、1957年马来亚独立、1959年第一届大选到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伊斯兰党都扮演着反对派角色。不仅在宗教上发动攻势，伊党不惜联系左翼势力，于选举中挑战巫统以期撼动国父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联盟”政府。
1969年马来半岛举行第三届大选，当时由于经济不景气，社会不满声浪趋高，而且左翼和共党在国内的势头不再，使联盟丧失“投联盟，示爱国”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各在野党达成竞选协议，避免同时逐鹿同一选区，伊党则单单挑攻巫统的马来选区。
当年大选巫统遭伊斯兰党在族群、宗教正统性的攻击，马华公会则面对华基在野党（以华人为基础的多元政党）挑战，此情景致使联盟政府丢失国会三分二优势，根据学者黄进发的分析，伊党共获得24%马来选票，比起1964年选举增加约10%。结果是巫统爆发党争，少壮派发动政变拉倒东姑班底，吉隆坡在5月13日发生种族暴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受令停摆，少壮派领袖拉萨接下党国领导权。
拉萨拜相，促使大马政治进入新的层次。按照历史学家谢文庆的说法，马来西亚走向倾马来中心的道路。拉萨当政期间，着手多项改革，推行优待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落实以马来文化为主流的国家文化政策，在政治上将三党联盟扩充为涵盖多数在野党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缩写为国阵或BN）。拉萨以不同号召招纳在野党，对伊党释出马来人大团结论述，以联邦和州的资源分配为诱饵，让党主席阿斯里慕达领导的伊党甘与合作，在1974年加入国阵，成为执政党一员，实践第一次巫伊合作。
惟好景不长，伊党开始察觉国阵通过政治资源腐蚀基本盘，巫统触手更伸进伊党内部纷争。1977年伊党内讧延烧到吉兰丹州政权，伊党州务大臣纳西尔率领追随者联合巫统策反伊党，使得丹州进入紧急状态，伊党中央旋即退出国阵示威。虽然隔年进行闪电大选，丹州却落入亲巫统的纳西尔派手上。从此，得不偿失的伊党始终将1974年加入国阵视为惨痛的历史教训。
1981年，巫统强人马哈迪接任首相，大马进入经济起飞和威权独裁的马哈迪时代。由于当时伊朗爆发伊斯兰复兴运动，大马穆斯林学界也受到启发，巫统和伊党随即转向伊斯兰主导地位的争夺战，马哈迪动用公权力和收拢伊斯兰青年的手段，伊党则以更激进的论述反击，也尝试通过巫基在野党（人民党、46精神党）为窗口，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民主行动党互动，商业共抗国阵大业。
可伊党在这阶段仍处于劣势，国阵政府运用国安法搜捕包括伊党领袖在内的异己。而且伊党有激进化的趋向，登嘉楼州议员哈迪阿旺发布《哈迪训示》，将巫统批为殖民主义代言、反马来人、反伊斯兰、串通非穆斯林异端的买办，号召马来穆斯林团结起来推翻巫统，进而让国阵趁机动用国家机器施以压制，触动1985年发生在默马里的流血事件。
进入1990年代，显然伊党吸取巫统腐蚀党内外的教训，通过分裂自巫统的马来菁英筹组在
野阵线，不管是1990年到1996年的人民阵线（People Concept，缩写为民阵或GR）、1999
年的替代阵线（Barisan Alternatif，缩写为替阵或BA），乃至2008年308大选后建立的人
民联盟（Pakatan Rakyat，缩写为民联或PR），当中尽管分合连绵，可伊党显然在持续调适政治光谱，在诠释伊斯兰教上于保守和自由间奔波。并且，不断地撮合也为伊党注入新世代党员，包括马来城市中产阶级、社运分子、专业人士，把伊党带入各种社会议题的讨论，参与社会运动（烈火莫熄运动、净选盟集会、反莱纳斯集会），使该党具现代、进步和开明的色彩，逐步受到城市选民和非马来穆斯林的欢迎。
2008年到2015年间伊斯兰党跟公正党、行动党在国州层级合作，共同以民联的姿态回应国阵。虽然，民联的合作获得党元老兼丹州大臣聂阿兹的背书，但是党主席哈迪阿旺领导的宗教司保守派却按捺不住，是此，伊党产生党元老、基层开明派坚持合作，而主掌党权的保守派则有离弃民联之意。
毕竟伊党自2008年308大选到2013年505大选，选票增幅低于1%，得席率近于1%，而且还丧失308取得的吉打州、登嘉楼州，即便在半岛西海岸得到的支持相对提升，惟伊党发现基本盘的得失计算不成比，是此离开民联乃可预见的发展。
分水岭在2015年6月，随着党元老聂阿兹突然病逝，还有民联精神领袖安华因鸡奸案再度入狱，伊党保守派遂而得势，公开提倡强化伊斯兰刑事法的惩罚力度来挖苦盟党，随后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在6月15日宣布退出民联，与伊党断交。而伊党内部也因伊刑法爆发内乱，开明派出走建立国家诚信党，于当年7月成立由公正党、行动党和诚信党组成的希望联盟。
无论是民阵、替阵或民联，伊党从未放弃过伊斯兰国议程，只是适时地淡化或强化而已。显然伊党对伊斯兰议题的表态与其选票考量息息相关，而伊党有很强劲的基层组织作为依靠，凭草根力量孕育出敏锐的“嗅觉”，晓得在何时何刻表达最有利的立场——无论是保守或开明。是此，如将伊斯兰党视为盲目地保守、极端或激进乃对该党理解不深，伊斯兰只是比任何政党更懂得投入政治，比起他人更懂得计算票席得失而已。
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前，伊党拒绝与希盟合作，自居第三势力与国阵、希盟卷入三角选战，许多论者指出伊党必将大败，甚至丧失东海岸选民支持，但结果显示，伊党在东海岸掀起“绿色海啸”，斩获18个马来半岛的国席（14席落在东海岸），在吉兰丹、登嘉楼二州获得绝对多数州席并取得州政权，而且在霹雳州和吉打州成为决定州政权花落希盟或国阵的造王者。伊党反而乘着不满国阵和时任首相纳吉（第二任首相拉萨的长子）的反风中分得一杯羹。
第十四届509大选后，希盟入主中央，13党组成的国阵因下野而爆发退盟潮，威震七十二年
的巫统也引燃退党潮，不到一年从原本的54席降为37席（后来在2019年金马仑和2020年金
马利两场补选取胜，目前为39席），虽然巫统席次占优，但伊党从选后未如其他政党发生
党内危机，反而把持强劲的基层，凭高昂士气跟巫统谈判。最终以马来穆斯林大团结（
Penyatuan Ummah）之名，巫伊两党于2019年9月定盟约，通过各种论述煽动马来人仇恨希盟的情感，将各议题种族化、宗教化。而这层关系上，实有深刻的政治计算，巫统希望藉伊党的声势稳定党内团结，伊党则透过巫统在全国的平台拓展势力，抬高该党欢迎度，“绿化”巫统的支持者并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尽管与世仇巫统合作，让伊斯兰党基层感到不舒适，特别是东海岸的支持者长期与巫统维持敌对关系，难以在旦夕间转态。惟支持者对该党的忠诚未见消减，没有退党风潮或公开炮打司令台之事，侧面证明伊党基层工作做得极为周到。
因为巫伊两党操弄马来社会的恐惧感，一方面让希盟政府的改革议程受阻，甚至动摇希盟四党的关系。另一方面起到集中马来选票的效应，于10场补选中赢下5场，当中以2019年11月的丹绒比艾（Tanjung Piai）补选最突兀，巫统让路马华候选人黄日升披甲上阵，伊党为显示影响力，借用“已驯服异端”（kafir zimmi）协助拉票，成功将马华候选人的多数票推高1万5千多票。从而用伊斯兰本位的思考，建构以穆斯林团结为前提的多元主义论述。
2020年2月，希盟因马哈迪与安华的相位移交之争白热化，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决议退出希盟，马哈迪随后宣布辞去首相，导致希盟中央政府垮台。土团党的慕尤丁派系（土团党已分裂为马哈迪和慕尤丁两个派系）、国阵、伊党、东马砂拉越、沙巴二州的政党及不满安华领导的前公正党派系组织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缩写为国盟或PN），在中央和各州组织新政，阔别四十多年后伊党再次登入执政宝座。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大选后伊党用尽各种种族、宗教论述诠释希盟施政，上台至今却在许多议题相显中庸成熟，激进叛逆的本色不再，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来袭之际，诸如禁酒令、罗兴亚难民、清真寺祈祷、酒驾肇事等课题，伊党的、表态有别于以往风格，虽然并不像坊间所言是个类比恐怖主义的极端团伙，伊党跟行动党一样，善于在支持者群体操作同温层效应。
至此，这个马来西亚史上最长寿在野党的诞生到国盟政府成立，一路走来不难发现其特殊性：
．伊斯兰党在多次分合中不断调适政治光谱，惟万变不离其宗，在伊斯兰本位从不妥协。
．强劲的基层支配伊党高层的决策，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非常出色。
．伊斯兰党是个地缘性浓郁的政党，因此在基本盘上相对稳固。
．伊党不会轻易与队友主动提出“分手”，反用各种手段迫使对方率先撕破脸，进而用受害者姿态面向支持者。2015年民联瓦解前的拉扯就是最好例子，伊党在提高伊刑法地位的坚定立场迫使行动党先撕毁盟约，这反让伊党在马来社会有着因捍卫信仰尊严而受辱的形象。
．伊党重视选举上的票席计算，且准确度偏高，无论如何尽可能地把政治收益最大化。
．伊斯兰党的最终目标是取代巫统或其他马来政党，成为马来社会的政治主流。
．伊斯兰党逐渐从宗教本位过渡到附带族群面向的意识形态。
是此，论者不应用有色眼镜看待伊斯兰党，反要套用马来西亚的政党生态来看待它，如此观察政治博弈的运作便更为明了，因为不管从任何方面切入，打着宗教牌坊的伊斯兰党，只是比起许多政党更能在斗争掌握求生之道而已。
参考文献：
Syed Husin Ali著，赖顺吉译，《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策略咨询研究中心：雪兰莪，2010年，页33至页34。
Farish A. Nor, <The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S 1951-2013>, SIRD: Selangor, p29-p30.
黄进发，《共业》，大将出版：雪兰莪，2018，页75。
Cheah Boon K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ISEAS: Singapore, p127-p129.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6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