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奴隶制
观察者 https://www.guancha.cn/YuanYe/2020_06_15_554144_s.shtml
袁野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6月11日，眼看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之火烧到了家门口，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
森口不择言，来了一句“澳大利亚没有奴隶制”（There was no slavery in Australia
）。
为免断章取义，让我们看看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主持人：总理，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无数的雕像因为与奴隶制有关而被推倒。这已经超出了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范畴。在伦敦，市长称每座纪念碑都将接受检查，其中一座受
质疑的雕像是詹姆斯‧库克船长。你对移除这些雕像有什么看法？
莫里森：谈到詹姆斯‧库克船长，在他那个时代，他是在这些问题上最开明的人之一。我
的意思是，澳大利亚作为殖民地被建立的时候，例如新南威尔士，是建立在没有奴隶制的
基础上的。当运奴船继续环游世界的时候，当澳大利亚建立的时候……那时的澳洲是一个
相当残酷的地方，但澳大利亚没有奴隶制。
好吧，看莫里森改口道歉的速度，就知道他踩了多大一个雷。
一、“黑鸟”和“糖奴”
1865年，美国内战激战正酣，南方邦联的船只“谢南多厄”号停靠在了澳大利亚墨尔本附
近的菲利普湾港，42名澳大利亚人秘密上船，漂洋过海去为美国的蓄奴州而战。
整个澳大利亚都为美国内战兴奋不已。澳洲历史学家凯‧桑德斯指出，美国北方对南方的
封锁使棉花和糖的出口受阻，这意味着澳洲可以趁机补缺，“昆士兰被视为第二个路易斯
安那”。雄心勃勃的当地农场主试图抓住时机，吸引英国的纺织工人移民前来，建立自己
的棉花工业。但他们很快发现，澳大利亚北部农村种植园的条件根本吸引不来英格兰人。
“1863年，”《澳大利亚的邦联人》一书的作者、澳大利亚记者特里‧史密斯写道，“航
运巨头兼企业家罗伯特‧唐斯在昆士兰州的洛根河上建立了一个棉花种植园。他确信，如
果支付白人的工资，种植园就永远不会盈利，于是他派了一艘纵帆船到南太平洋去招募岛
民。船只载回了67名美拉尼西亚人，他们被派去采摘棉花。他们最初被称为‘卡纳卡（
Kanakas）’，夏威夷语的‘自由人’，但被白人用作贬义词，类似于‘黑鬼’。”
“虽然岛民劳工得到了工资、食物和住房，并得到了如果愿意就可以回家的承诺，但随着
所谓的‘契约劳动’在澳大利亚东部蔓延，这种做法很快堕落为一种叫做‘黑鸟（
blackbirding）’的奴役形式。”史密斯接着写道。
也就是说，在大英帝国正式废除奴隶制整整30年之后、在亚伯拉罕‧林肯签署《解放奴隶
宣言》的同时，奴隶制在澳大利亚正式诞生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任何道德上
的犹豫。”史密斯写道。
在接下来的41年里，来自80多个太平洋岛屿（包括现在的瓦努阿图、新喀里多尼亚和所罗
门群岛）的62000多名南太平洋岛民被带到澳大利亚，大部分被投入了甘蔗种植园，沦为
“糖奴”（Sugar slaves）。有些人是自愿来的，但多数人不是——“黑鸟人”（即奴隶
贩子）用不同程度的欺骗和直接的胁迫来“说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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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前往澳大利亚的“卡纳卡”
“劳工贸易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岛民是如何被‘招募’的。官方文件与南太岛民代代
相传的口述历史记载相冲突。他们是被强迫、胁迫、欺骗或劝说离开家园坐船去昆士兰的
吗？答案是肯定的——所有这些方法都被使用了。”“昆士兰历史地图集”网站写道。“
欧洲人利用他们对太平洋岛民社会的了解进行贸易，强迫男女和儿童离开他们的家园。老
一辈的人会回忆起在昆士兰航运码头，祖先像牛一样被贩卖的故事。”
岛民在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条件极其恶劣。他们被作为“动产”买卖，行动自由受到限制，
并受到“残酷的待遇和虐待、性行为控制，以及强迫劳动。”
西澳大利亚州金伯利的一个畜牧站劳工吉米‧伯德回忆说：“白人会拔出枪杀死任何反抗
他们的土著人，杀完人也不会有丝毫不安。他们一点都不怕！”
昆士兰州的一名土著妇女鲁比‧德‧萨奇则说：“你正坐着干自己的事，一个畜牧站经理
会走过来对你说，‘我想要几个黑家伙’……就像来挑一只猫或狗一样。”
史密斯则描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一个名叫约翰‧唐克雷德的人被指控偷走了一个
名叫Towhey的岛民男孩，这是亚瑟‧戈塞特的财产。申诉人发誓说，他可以证明自己是这
个男孩的主人，他在法庭上展示了孩子腿上和身体侧面打有的烙印。法官罚唐克雷德10英
镑的盗窃罪，戈塞特拖着他的年轻奴隶走了。”
“有关此案的新闻报导衷心支持这一判决，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对于议会来说，在波
利尼西亚劳工法案中加入‘品牌’条款可能还不算太晚。’”
1880年，昆士兰颁布了《太平洋劳工法》，用法律规范了太平洋岛民劳工贸易，“以确保
岛民进行有偿劳动”。但法案对改善岛民们的境遇没有一丁点帮助。岛民们被要求签订三
年的工作合同。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工资每年也只有6英镑（白人劳工为30英镑），
更多时候则只能得到衣服和食物，而没有钱。法案还规定，岛民们只能在制糖业工作，而
且必须在距离海岸线30英里的范围内工作。
1891年，英国反奴隶制杂志《英国反奴隶制记者》刊登了一份“现代澳大利亚奴隶地图”
，文中引用了英国记者亚瑟‧沃根对昆士兰州的报导：“被贩运的土著劳工，包括儿童和
成年人，已沦为奴隶。”
澳洲种植园主对待奴隶，甚至比美国南方的奴隶主还要残酷。“在这种条件下进行三年的
强制劳动，对欧洲人来说是致命的。”墨尔本拉筹伯大学副教授特蕾西‧巴尼瓦努阿‧马
尔表示，“食宿条件极差，医疗基本缺失。”
这些“契约劳工”被排除在基本的社会服务之外，直到19世纪80年代，昆士兰州才为他们
建起了医院，另一些医院则设立了单独的“卡纳卡”病房。在1868年到1889年间，岛民们
的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19％，被带到澳大利亚的6.2万人中，超过1.5万人死亡，绝大多数
被埋在他们倒下的地方的无名坟墓里。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命运，甚至比这些岛民更凄惨。“一些警察对黑人和黑人妇女（白人
如是称呼澳洲土著）所做的事情，与让欧洲惊恐不已的保加利亚暴行不相上下。”1880年
10月2日，《昆士兰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如是写道。10月21日，议员约翰‧道格拉斯（
后来成为昆士兰州总理）在议会上发言，表示：“把土著人俘虏，而不是开枪打死他们，
是很有可能的……但毫无疑问，打死他们是摆脱他们最简单的方法。因此，自由党的立场
是：昆士兰人应该停止杀害土著人。相反，他们应该奴役这些人，这样他们就不必再去奴
役契约劳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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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拍摄于1890年昆士兰的一处糖料种植园（昆士兰州立图书馆）
二、奴隶在澳大利亚一直存在到20世纪50年代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新政府通过的第一批法律就包括《太平洋岛民劳工法案》，内
容是自1904年起禁止任何岛民入境，并在1906年之前将所有在澳岛民驱逐出境。这些“契
约劳工”成了“白澳政策”的第一批牺牲品。
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是“白人种族纯洁性”的忠实守护者，岛民驱逐令的积极
推动者，他毫不掩饰地引用了美国南方的“教训”：“黑人现在不能被驱逐出境，是因为
他们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的种族已经在美国的土地上扎根。”巴顿说，“我们不建议澳大
利亚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在他们来之前，这个国家并不需要这些外来的黑鬼；当他们离开时，我们也不会感到有
什么损失。”《西澳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道，“我们把他们流放到比他们离开时条件更
好的故土，这并不是对他们不公正。”
成千上万的幸存劳工又一次被赶上船，带回太平洋上。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
几十年，和家乡断了联系，根本没有“故土”可去；一些岛民不记得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黑鸟人”的记录也模糊不清。对很多人来说，被遣返回“故土”意味着死路一条。
岛民们成立了太平洋岛民协会进行游说，最终成功说服国会修改了法案，1654名岛民获准
留在澳大利亚。但他们也算不上“幸运儿”：直到20世纪40年代，岛民们的处境与1880年
代相比仍旧没什么变化。
“在许多方面，20世纪第一个25年工作场所立法中的种族歧视，比19世纪的身体虐待和歧
视更具破坏性。”“昆士兰历史地图集”写道。澳大利亚的“废奴”仅仅停留在了法律层
面，在实践中，契约劳工们（现在主要由土著居民充任）的境遇仍然与奴隶别无二致。
1927年，澳大利亚北领地（简称北澳）原住民保护官赫伯特‧巴斯多指出土著们正“被奴
役，简直就是奴隶”；30年代初，他的继任者塞西尔‧库克认为，澳大利亚违反了《国际
联盟禁奴公约》规定的义务。1930年，澳大利亚内政部长阿瑟‧布莱克雷写道，北领地“
似乎存在某种形式的奴隶制，对土著的劳动没有任何报酬”。1932年，北澳大利亚工会将
土著工人描述为“奴隶”，工会成员欧文‧罗说：“如果大英帝国没有奴隶制，那么北澳
就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奴隶制确实以最糟糕的形式存在于这里。”
1944至1946年，人类学家贝恩特夫妇对北澳地区畜牧业的土著劳工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
被扣下，直到1987年才得以出版。其中写道：“（土著人）既不拥有他们居住的小屋，也
不拥有建造小屋的土地，他们没有租住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随财产一起被出售或转让。
”
直到1958年，著名土著艺术家艾尔伯特‧纳马吉拉的律师仍然在辩护中表示，澳洲《1953
年福利条例》是违宪的，因为颁布的立法是“对北领地部分人口实行奴役的法律”。
“这篇文章将论证，许多土著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至少直到50年代，如果不是更晚，
满足同时期的澳大利亚法律和国际法对‘奴隶制’的定义。”莫纳什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
史蒂芬‧格雷在《客厅里的大象：奴隶制与“被偷走的工资”的争论》一文中写道。
“的确，澳大利亚不像美国南方那样是一个‘蓄奴之国’；土著人也不是全部一直生活在
‘奴隶制’的状况下。”格雷写道，“尽管如此，雇主对‘他们的’土著工人行使了高度
的控制，在某些情况下，将他们作为动产买卖……他们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受到限制，
而不论是否未经同意。土著人民受到恐吓和武力威胁。存在暴力、残酷对待和虐待、性行
为控制和强迫劳动等情况。”
“许多牧民的行为得到了法律的授权，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违法而不会受到追究，这一事
实意味着雇主能够对他们的员工实施一种‘合法胁迫’，这与奴隶制的法律解释相一致。
”
三、一些人一直在试图“洗白”历史
很多人，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直否认土著劳工，特别是北领地牲畜站的土著劳工，是
“不自由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阿内‧麦格拉斯就认为，土著人“从未真
正被殖民”。她强调，“土著居民也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畜牧站”。另一些学者则指出，
土著工人留在他们传统的土地之上或附近，而不是从遥远地区招募，这一事实使得奴隶制
“几乎不可能实现”。
但即使是这些学者，也无法否认雇主和土著劳工的权力关系中所固有的高度控制。“无论
历史学家如何诡辩，‘我们曾经为奴’的观念都深深根植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拉尼西亚
人的意识之中。原住民的‘殖民化劳动力’地位，正被他们当前的低收入、高失业率和就
业不足状况所证明。”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科托伊斯和克莱夫‧摩尔写道。
可学者的研究是一回事，澳大利亚社会的认识又是另一回事。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片大陆根
深蒂固，“白澳政策”直到1973年才废除就是证据之一。至于历史观方面的问题，更是数
不胜数。2014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就在欢迎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
演讲中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只有一片灌木”。他的这番言论，和莫里森如
今的“澳大利亚没有奴隶制”一样，都算是言为心声，将“白澳”们真实的隐秘想法表露
无疑。
所以，“历史战争”果不其然地也在澳大利亚爆发了。和美国南部一样，澳大利亚，尤其
是昆士兰州遍布奴隶贩子的雕像，该州两个主要城市——麦基和汤斯维尔，更是用“黑鸟
人”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分别是两座城市的创立者。这并不奇怪：澳大利亚北部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靠这种“契约劳动”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国家公园以及
悉尼的一条街道，都是用这些奴隶贩子的名字命名的。
澳大利亚的保守派们也和美国右翼一样，坚定地“捍卫”他们的“英雄”。《澳大利亚人
报》就大声疾呼“澳大利亚的历史不能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相提并论”，并抨击了澳大
利亚原住民记者斯坦‧格兰特修改悉尼库克雕像题词的呼吁。
“格兰特企图将美国内战的遗产拖入澳大利亚历史，这无论如何都不合适，”《澳大利亚
人报》写道，“他试图发起一场政治运动，挑战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些公认的伟人的雕像
，特别是库克和拉克伦‧麦觉理（英国派驻澳大利亚的最后一任全权新南威尔士总督），
这是纯粹的新闻机会主义。”
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探究学院的克莱夫‧摩尔也表示，重要的是要记住人们行为的历史
背景和所处的时代，而不是用现代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这些人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违
法的，”他说。“他们是企业家，他们试图扭转局面。今天，我们会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
可耻的，但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们不会这样看。”
莫里森的言论证明，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澳大利亚人不这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