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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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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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May 9th 2020
公元57年，中国汉光武帝赐给了倭国(当时日本称号)一个带有蛇形缠绕的金印。这样的印
章，到现在仍在日本的正式文书、契约签名处上可见。在武汉肺炎大流行期间，许多日本
上班族必须违抗社交距离的指示，千里迢迢地返回办公室，将墨水盖到纸上。印章就是日
本难以将其过时职场文化现代化的最好缩影。
日本虽然享有高科技的名声，但其实对于类比时代有着顽固的坚持。当武汉肺炎大流行开
始时，只有40%的日本企业有用过电子合约，只有30%的企业能启动远距工作。传真机仍无
处不在；许多县的医生仍用传真告知公卫官员武汉肺炎的检测结果。
这场大流行也暴露了日本企业过于仰赖面对面的沟通方式。与客人或商业伙伴直接开会是
不可或缺的行为；日本式的集体决策模式，靠着是一群人聚在房间做决定。上半族花很多
时间在办公室，表示他们对公司及同僚的奉献 — 然后深夜时用日本酒催化的狂欢来建立
友谊。
在日本，“外压(外部压力)”通常促进大改变。1853年，美国黑船的到来，终结了日本超
过两百年的锁国。2010年日中在争议岛礁的海上碰撞，促成军队改造。佳能国际战略研究
所的宫家邦彦说，这场大流行则是日本企业的外压。
一些企业正在做出回应。三井食品的萩原伸一社长说，武汉肺炎对营收来说是逆风，但对
文化来说，是顺风。他指示下属固定用Zoom举行会议；许多企业也转向使用电子合约。虚
拟饮酒会(Zoom饮み)也盛极一时；东洋经济的专栏作家本田雅一说，“不需要担心搭不上
终电”。
目前，这样的改变停滞不前，且不是每个行业都能落实。日本大型企业能更快速地改变工
作型态；他们本来就有电脑系统，手上也有现金，有办法弥补失去的营收、投资软硬件等
。但中小企业“就没这样的余裕了”，萩原伸一社长如此说。
且这样的进化可能无法持久。一旦禁令松绑，管理者可能会希望看到下属回到办公桌前；
虽说也许不需要带印章。4月27日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尽快审视这样的习惯。甚至安
倍内阁的IT大臣(他本身就是保护印章文化“印章议连”的会长)也承认，印鉴文化是无法
落实远距办公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