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福山：中国模式应对疫情很成功，但难以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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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04_21_547632.shtml
来源：“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
导读
新冠疫情不断加剧，成为了全球范围的“大流行”。在法国《观点周刊》（Le Point）对
其进行的采访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分析了各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
以及疫情对民主国家未来产生的后果。在他看来，国家制度与抗击疫情的成果之间没有必
然联系，决定各国表现的是国家能力与卫生制度，这同时还涉及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
。在疫情开始之前，逆全球化趋势其实已经出现，但这并不会使各国回到五十年前的状态
，因此逆全球化要考虑的是程度问题。福山认为，特朗普两个月来一直试图淡化疫情，且
无力构建应对危机所需要的团结和集体信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仍能在十一月取得
连任，那意味着美国社会将出现严重问题。本文于2020年4月9日发表于《观点周刊》官网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活在美国最早实行居家隔离的州：加利福尼亚州
。该州的居家隔离政策已实行了两周。他所任教的斯坦福大学也已暂闭，他要在线上讲授
政治学课程。现年68岁的福山曾与里根政府关系密切，他因为发表第一部作品《历史的终
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年）而名声大噪，该
作品的雏形来自于他在柏林墙倒塌和共产主义消失后紧接着发表的一篇文章。这部作品遭
到了多种简单化的解读，也招致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反对。后者
曾在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从历史的对抗性和文化角度对福山做出回应
。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将看到福山不是那种为中国的成就激动不已的人，也不是那种一味谴
责中国的人。在他的上一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他一
直坚持各国要持续进行国家建设：这就是他的信条。这次疫情也证实了这点，福山的视角
是政治性的，并且包含了对于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拒绝。如果他正在构思另一个故事的
开头，那这个故事应该与此次疫情危机所催生的新的平衡有关。
观点报：柏林墙倒塌后，您断定了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胜利。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国
家对抗病毒时竟表现得如此差？
福山：我不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任何联系。唯一的例外是中国，
它本可以表现的更好，但是在它提供的数据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疑点，而且它还使病毒传
播到了其领土外。在民主政体中，有些国家表现的很好，例如韩国、德国和北欧国家，有
些则要糟得多，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如果一定要找到关联的话，大概要着眼于民
粹主义国家或由民粹主义领导人领导的国家，例如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的美国，博
索纳罗（Bolsonaro）在的巴西，·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opez Obrador）在的墨西哥，
欧尔班（Orban）在的匈牙利。这些国家的情况都很糟，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直否认这场
疫情，为保持统治者的声望而故意淡化疫情。因为拒绝采取必要的行动，他们使整个国家
走向了灾难。同样，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独裁政权也将受到疫情的重创。
Q：真正削弱西方的敌人竟是一场流感，您是否对此感到惊讶？
福山：我并不觉得这令人惊讶，它只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
会发生，但却考虑过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将这类事件与气候变化进行比较，尽管气候
变化的节奏会更慢些。我们知道所有国家在解决过程中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同时也知
道这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部分。
Q：国家能力难道不是应对疫情的主要准则吗？
福山：确实，国家能力是关键。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和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的能
力，但这同样也依赖于人民对其国家、领导人及领袖才智的信任。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为
什么有些民主国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却相反？真正的分界线在于，有的国家国力强大
并拥有高效的卫生政策（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而另一些国家国力较弱且没有这种卫生政
策（例如印度次大陆或非洲），后者将会经历一场灾难。
Q：虽然中国采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质疑，但中国难道不是再次证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
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福山：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这个国
家所关切的，即便不能说是实现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帮助。我们不要忘了中国
悠久的集权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
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像
中国这样的政权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韩国等其他国家若想取得同样好的成绩，则不
必诉诸这种强制手段。因此，这次疫情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Q：我们正处于剧烈的逆全球化趋势中。您对其未来有何预见？
福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大界限，我们正在考虑遏制全球
化。这次疫情将促使人们思考。不过在许多公司都打算调整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供应链以便
优化资源时，如果仍认为整个经济领域将把产业调回本国以实现自给自足，那无疑将是荒
谬的。要世界退回到五十年前的发展水平，这是不可能的。尽管逆全球化极有可能出现，
但要考虑的只是程度问题。
Q：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美国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的
终结与历史的复兴》的文章。您是否也相信这个体系已走向迟暮？
福山：在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把我列为新自由主义者之一并对我进行了攻击，原因仍
在于我写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但是，并不能说因为我描述了一个体系（自由
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主要敌人的体系）的绝对地位，就意味着我赞同该体系的价值观。相反
，我认为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我们将回到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
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三者并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Q：若要颠覆您的书名，这可能是个新故事的开始吗？
福山：这一定要谨慎。我们不会因为听到更专制政权的蛊惑，就完全抛弃自由主义模式，
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
Q：在您的书名中，“最后一个人”使人想到尼采，也想到那些没有“权力意志”、沉迷
于无聊和安逸中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是生活在这种情况中吗？
福山：在民粹主义政权和民粹浪潮抬头的欧洲及美国社会尤其如此。民粹政权向人民保证
了现状，但并不真的关心人民的主要诉求，也不为争取地位和获得承认而进行斗争。我认
为，这些民粹主义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确实经历著“历史的终结”，因为它们以削弱了的形
式重演着那些已经存在的想法：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重演也适用于社会民主
主义……
Q：法国正在围绕口罩问题争辩不休。目前我们缺少口罩，美国是什么情况呢？
福山：真糟糕，我们似乎有着同样的担忧。口罩和呼吸机的短缺从一月份起就已经被预料
到了，但是人们没有采取任何重启相关生产的措施。这证明一个国家为了生存，首先需要
专家，需要一个无私致力于公众利益的人，然后还需要能听取前者意见并做出相应决定的
领导人，而我们的总统却花了两个月时间在说大流行与我们无关。
Q：从目前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
福山：一个政治教训。作为美国人，我坚持认为，我们绝不能相信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
在他当选之前，这个罔顾事实真相并且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已经让我们十分担忧了，但是
真正考验这类领导人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此外，他并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机所必须
的团结和集体信任。如果在发生了这么多事后，他仍能在十一月连任，那么美国人的问题
就真的很严重了。如果是别人当选，那我们就可以将此作为重要的教训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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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　新冠疫情的政治思想震荡
https://www.hk01.com/%E5%88%86%E6%9E%90%E8%A9%95%E8%AB%96/463733/
撰文：叶德豪　最后更新日期：2020-04-22 09:59
以《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闻名的美
国政治学福山（Francis Fukuyama）4月初接受法国《观点报》（Le Point）访问时直认
“新自由主义已然死去”，而这场疫情所显示出的是人们需要“一个强大国家政府”。
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直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扣连，不过福山早
在2007年就曾在《卫报》撰文指出他口中的“历史终结”是终结于有着自由市场的民主体
制，而在美国标准而言过于管控自由市场的欧盟才更切合他“后历史时代世界”的想法。
当时，在福山的眼中，“如果一个社会想切合现代，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体制之外并无其
他选项”，而类似欧盟般“超越主权和传统权力政治”、“建立跨国法治”的全球化尝试
，更是历史结终的标志。
自由民主体制不再是“终点”？
13年后的今日，专权体制下的中国抗疫成就难以否认，而不少自由民主国家却未见同样成
就，福山也不得不为其过去的想法作出辩护和解释。
福山认为，中国的抗疫成就，并不代表自由民主体制的失败；一国抗疫成功与否的要素在
于国家有没有“强而有力的政府”与“有效的医疗政策”，而这跟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并
无关系。他就举出德国、韩国等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抗疫有成例子为证。
不过，当福山能够这样解释中国体制的抗疫成就，其实也就是显示出他不能普遍化其“自
由民主体制为历史终结”的论述——至少在抗疫所显示出来的管治成果方面来看，自由民
主体制在这个维度之下已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选项”。
虽然福山依然认为此刻西方民粹主义崛起，重新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只是“弱化了的既
有理念”的重现而已，因此更加证明“我们”活在自由民主制度这个“历史终结”之中。
可是，这里的“我们”似乎已难以将中国包括于其中。
“大政府”的回归
同时，福山将抗疫之成归功于“强大国家政府”的角色，也显示出新自由主义这一套“以
国家政府为主要敌人”的意识形态“已经死亡”，正如新冠疫情之前美国社会逐渐接纳“
官办全民医疗保险”等“大政府”政策主张的既有趋向一般。
可以说，新冠疫情让人民重新发现了“政府的关键角色”，正式为新自由主义既有的衰败
划上句号。这在美国共和党政府疫情之中向人民发放福利、救助企业，并要求航空企业以
认股证方式取得政府就业补贴之中就明显可见。
福山本人更预言，未来的世界将回到1950至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各国除了有自由市场与
私有产权之外，还有着有效的政府机制，去舒减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去全球化”随之而来
在新自由主义衰败之下，全球化当然也不能幸免。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3
月时就曾明言：“这场传染病大流行显示出，一些商品和服务必须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
我们的食物、自保与维持既有生活方式的能力交托他人，是愚蠢的行为。”
在自由市场的法则之下，一时之间的成本考量就是一切，因此不少医疗用品的生产都集中
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例如法国于2009年曾有过16亿个口罩的战略储备，后来却因成
本考量而由之逐步将之降至2019年底的1.4亿个——新冠疫情来袭却显示出自由市场下的
全球化趋势必须有所限制。
如果同一套“自给自足”的逻辑在医疗产品上适用，我们似乎难以阻止它逐步蔓延其他关
键产业。曾经否定德法两国组成跨国高铁巨企的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就表明将推动立法阻止外国支持的企业收购欧洲公司。德国的抗疫救市拨款也
预留了1,000亿欧元用作阻止外国趁德国企业股价下挫而作出敌意收购。
福山认为，在疫情之前，“去全球化”的风气已在——例如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关税政策—
—疫情只让这种反思来得更急而已。不过，他认为去全球化不会让国际贸易回到数十年前
的景况，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历史本身就没有终结
这一句“程度的问题”正正显示出政治、经济思想的本质。无论是自由民主体制，还是专
权体制，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主张“大政府”的国家主义，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反全
球化，其实这些概念都活在柏拉图的天堂之中，不能在现实世界找到。我们能够在现实世
界找到的，是某一个特定的国家，当中的某些制度比较有自由民主的成分，另一些却比较
有专权的成分——这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因此，说人类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
本身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犯上了类别错误。
当然，熟悉黑格尔的福山喜欢将历史的发展配上一道理性的轨迹。如果人类社会的历史是
理性的，如果理性的作为是有目的的，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有目的的。对于福山而言
，这个目的也许就是在尘世不能得见的、完美的自由民主体制，作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永恒存在的“最终目标”。
不过，正如福山2007年在《卫报》文章所述，他对于为何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终结的解释
，是在于“没有其他选项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一种说法，似乎已被各国应对新冠疫
情的不同结果所击倒。因此，福山也就难以再有力地声称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
其实，即使只谈各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它们其实一直在追寻着两个不可或缺却互
相冲突的目标，一是“自由”，二是“平等”。过多的自由带来了不平等，过多的平等又
带来了不自由。这永远一种没有终点的摆荡与发展。在1992年《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
发表后近30年的今天，福山竟亲眼目睹了这个愈发明显的钟摆活动，也许就不得不重新修
正其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