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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冷战结构，将在西方各国追究中国疫情责任下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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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扩散，已经造成各国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面对北京刻意隐匿，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延迟发布紧急事态，西方民主国家正展开一场舆论战与法律战，不仅追究中国的政治责任，同时也寻求钜额的经济赔偿。
其中，美国指控中国在武汉的实验室制造病毒酿祸，英国也认为有必要厘清疫情扩散的责任，中英关系不可能一如过往，法国则宣称不能因为中国数字的美观就轻信其防疫政策的效果。
深入观察，川普反击自然有连任的操作斧凿，但是中共趋近卸责与扮演救世主的大外宣内容已让各国舆论反感，谭德赛指责美国防疫政治化的失控言行，更让深陷政经压力的川普捡到枪。关键在于从华府语境逻辑的脉络思考，可视为这场舆论战其实是美中大国博弈的延伸，涉及的是疫情过后国际政治结构与理念建制的多重角力。
以前国际秩序：请大家跟着美国的方式走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管理国际秩序与制约国家行为大抵有“结构”（structure）与“建制”（regime）两种模式；前者以物质性的硬权力作为基础，后者则倡议价值理念为前提。两者间虽然拥有不同的前提假设，但未必是零和对立的关系。
新现实主义虽然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无政府的冲突状态，然而在大国所主导的“结构”下，由于物质性的威胁利诱条件足以让小国进行理性抉择，只要多数国家愿意成为“体系的接受者”或不成为“意图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那么国际政治则可维持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虽然这是一种大国支配下的“扈从”关系。
另一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权力最大化”逻辑才是冲突的来源，如果大国愿意主导由价值理念所组合而来的“建制”，透过对话与学习过程，建立行为准则或理念倡议也可成为管理国际秩序的基础；显然，这是一种由大国主导下的“合作”关系。
从冷战到后冷战，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始终扮演“结构”与“建制”的支配与主导，不论是在安全议题中的多边与双边的安全机制，或是经济合作议题下的各种经济援助、国际组织、区域论坛都可找到华府扮演“霸权稳定论”的角色与功能。
今天的纷争：反动与扩张之间的拉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俄罗斯与东欧国家进行的震荡疗法，所谓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争议以及后共国家的政经转型模式，又再度浮出台面。只是这一次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论战，表现形式则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政经模式及其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掌权后分别在意识形态、全球经济生产链提出中国梦与中国制造2025与一带一路等论述作为，其目的就是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殊性予以普遍化，透过“威权政治／计画经济”模式挑战美国所建构的“民主人权／市场经济”既有典范，同时借由改变区域权力平衡进行经济资源的重分配。
质言之，随着中国崛起与习近平个人的意志，美中关系已经进入“权力转移”下的安全困境，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将当下的双边互动形式类比为一战前夕的英德关系，习近平俨然成为第二帝国的威廉二世意图改变英国所主导的19世纪欧洲和平体系，此一基础乃奠基于伦敦的海军实力与金本位制度。
美国针对中国隐匿疫情所引发的舆论战，其本质就是印太战略与发动经贸大战的延伸，华府认为北京要竞夺西方世界所主导的权力格局与经济体系，甚至要在疫情过后主宰全球的文化霸权与价值论述，犹胜德意志帝国在20世纪初的扩张！
美国对中国所进行的战略围堵俨然成形，这也意味新冷战的格局已经开展，北京似乎有意联合莫斯科进行反制；毕竟两国具有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在外交上同属战略协作伙伴架构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更是西方世界对外输出锐实力的国家。
此外，中共也有意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除了“北京共识”本身倡议“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相互脱钩论”对这些国家独裁者具有吸引力；马列主义对于亚拉非激进解殖论者更有其道德上的政治动员效果，谭德赛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新生代的领导人背景就是最佳的诠释。
讽刺的是，中国在第三世界输出的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西方帝国殖民主义的加强版，不知道这些国家的左派政治领袖与知识菁英如何面对这个扭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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