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疫情”大爆发　新加坡的难言之隐 茅岳霖
四月中旬以来，新加坡疫情的走向令分析人士颇为惊讶。新加坡在2月13日和3月10日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表扬为“防疫典范”，可这个城市国家而今“第二波”疫情爆发的局面，已经变得愈发令人堪忧。
当外界试图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寻找答案时，新加坡患者的人口分布或许提供了一些线索。其传统的“外籍劳工问题”已经成为危机的关键。而这一点折射出的深远影响可能也是新加坡的难言之隐。
疫情真正的爆发点
很多人在得知新加坡“二次爆发”之后，多少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即新加坡的防疫行动失败了。
在4月16日时，新加坡淡马锡公司首脑、总理夫人何晶也发表讲话，称“新加坡低估了新冠病毒并尝试使用应对SARS的方式应对新冠肺炎，并为此付出代价”。何晶还专门强调此次风波在于新加坡海外返回人员居家隔离管理不力，以致“不能甄别出无症状感染者”，以致累及外籍劳工云云。
这番讲话难免让外界认为新加坡当下无症状感染者肆虐，以至于其“封城”等措施也受到影响。但从新加坡疫情的实际情况分析，这番发言又未免避重就轻，掩盖重点。
资料显示，在新加坡到4月17日已知的5,050名患者中，除569名海外输入患者，所余4,427名本地患者里，约2,689名患者是与新加坡本地居民在生活、工作等领域早就相对分隔，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外籍“客工”。考虑到这一人群在新加坡560万常住人口中只有32.3万，其患者总量却占了新加坡累计确诊的60%。这一比例无疑极不正常。
到4月后的第二次爆发中，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外籍工人。譬如在4月16日检出的728名患者中，就有680人是“客工”，患病的新加坡本地市民只有48人；在17日检出的623名患者中，595人为“客工”，本地市民只有27人。
目前，新加坡全境43处外劳宿舍中，已有一半以上发生疫情，新加坡医学人士也发现，新加坡居住在宿舍的外籍劳工染疫的概率是一般社区居民的40倍以上。这就意味?此次疫情的核心并不在于“无症状感染者”在新加坡的穿行，而在于外籍工人堪忧的生活居住现况。
“新加坡失败”言之尚早
就新加坡管控疫情的思路来说，其思路、举措与成效仍然是成功的。该国从1月31日到3月22日的“拒绝短期访客入境”政策，基本用简单手段逐步实现了与疫区人员交流的物理隔绝。
此外，新加坡还利用法律手段，对有过疫区旅行史的新加坡居民颁布“隔离令”，以法律强制力要求相关人等必须居家观察隔离14天，违者可被课以从罚款10,000新加坡元（约合54,500港元）到入狱不等的惩罚。
再者，新加坡也的确有相应的医疗基础。新加坡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PHPC）系统已经将旗下884处私立诊所改造成为发热诊所，他们参与了新加坡政府对医疗资源的调度行动，并避免了公立大型医院的资源挤?。
这一系列现状似乎证明了一件事：新加坡的防疫政策可能仍然是有效的，但这仅仅是对新加坡本地市民而言。考虑到新加坡在2月上旬和3月上旬分别出现过两次本地疫情高峰，加之新加坡出于用工需求，仍然允许外籍劳工继续聚集。这使得新加坡固然可以对体面的市民阶层采取颇有成效的防疫，但这些措施可能未必会聚焦到“外劳”身上。
比抗疫失败更可怕的是什么
事实上，对新加坡最底层的绝大多数140万外籍工人尤其是32.3万居住在宿舍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健康和其居住条件、人权等要素一样，依旧难以得到保障。虽然在新加坡外籍劳工中，不乏持EP（Employment Pass）工作签证，有望取得新加坡永居资格的“高阶人士”，但更多的是持WP（Work Permit）, SP（S Pass）两类签证前来从事低阶劳动的人士。
对新加坡来说，百余万“外劳”肩负了新加坡急缺的体力、技能类职业。但他们的待遇却不佳，尤其是持WP证的工人，更是重灾区。新加坡的劳工组织发现，这一大类工人月薪约在500新加坡元（约合2,725港元），雇主所提供的宿舍往往亦在偏远地区，直接与社会相隔离。外籍劳工的待遇问题已经是新加坡多年来的难言之隐，其“隐形群体”的现况多少也折射出种族歧视的难题。而今，新冠病毒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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