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视角：防疫产生“确认偏误”　将重塑世界
罗德瑞克
? 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世界上的危机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们完全无法提前准备，另一种则是我们已然预见，理应做好准备却没有如此－－无论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如何为自己开脱，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迅速蔓延正是这样的例子。
即便此冠状病毒为新型病毒，我们亦无法准确预测它的爆发时间，许多专家却早已认定，如此规模的大流行是可以预期的。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东呼吸道症候群（MERS）、A型流感（H1N1）及伊波拉病毒（Ebola）的爆发就足以让我们有所警惕。
15年前，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就曾制订《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其中修订并升级《全球疫情警报与反应架构》（A Framework for 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试图修正2003年面对SARS时所出现的缺失。
2016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以流行病紧急融资措施（Pandemic Emergency Financing Facility）资助面对跨国健康危机的低收入国家。
更为人所知的是，新冠病毒于中国武汉爆发的几个月前，美国一份政府报告就已警告川普政府，必须提防一场流感大流行，其规模堪比百年前造成5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
正如气候变迁，新冠病毒迟早会爆发，美国的应对措施特别糟糕。
病毒爆发的前几星期，川普错看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直到确诊病例及住院人数开始飙升，该国才发现自己严重缺乏病毒检测试剂、口罩、呼吸器其他医疗用品。
美国没有要求世卫组织提供病毒检测试剂，也未能在早期研发出可靠的试剂。此外，川普拒绝以个人权力要求私人企业提供医疗用品，也使得医院和州政府陷入互相争夺医疗用品的战争之中。
姗姗来迟的病毒检测及隔离政策也使欧洲损失惨重，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及英国，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反观东亚，有些国家的防疫效果却好得多－－韩国、新加坡及香港似乎就是透过一连串的检测、追?及严格的隔离政策，成功控制住疫情。
不仅是国与国间的差距，各国内部也出现了有趣的对比。
在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Veneto）的表现就比附近的伦巴底大区（Lombardy）来得好，主要是因为前者进行了更全面的病毒检测，且更早开始限制旅游活动。
在美国，相邻的肯塔基州（Kentucky）和田纳西州（Tennessee）接连在不到两天内，各自通报了首例确诊病患。至3月底，肯塔基州的病例数仅为田纳西州的1/4，就是因为该州迅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公共场所。
不过，这场危机大部分仍是以当前各国政府可预见的方式进行。
川普以无能、糊涂且自我膨胀的方式来应对危机，虽然坏事，却也在吾人预期之中，同样爱面字的不定时炸弹－－巴西总统波索纳洛（Jair Bolsonaro），也如出一辙，继续轻忽病毒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在韩国、新加坡及台湾，这类政府仍广获民众信任的国家中，政府毫无意外地做出了更明快、更有效的回应。
中国仍祭出典型的中国式回应：一旦确认危机当头，就封锁确诊人数的相关资讯，并进行高度的社会控制及大规模的资源动员。
土库曼斯坦共和国（Republic of Turkmenistan）不仅禁用“冠状病毒”（coronavirus）一词，还禁止大众在公共场所配戴口罩，匈牙利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n）更是趁火打劫，在宣布国家进入无限期延长的紧急状态（a state of emergency without time limit）后，解散国会，集所有大权于一身。
这场危机似乎凸显出各国的主要政治特征－－实际上，这些特征都被更加放大。
这也表示，这场危机可能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会成为全球政治及经济上的转捩点。它不但不会让这个世界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还可能会加剧及巩固原有的政治趋势。
重大事件容易造成人们的“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当前的危机亦如是：从因应新冠病毒的挫败中，人们很可能更肯定原先持有的世界观，也可能看到部分初期征兆，认为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会朝着我们期盼已久的方向发展。
因此，仰赖政府出手并希望享有更多公共财的人，将在此次危机中找到充分的理由来合理化自己的看法；对政府抱持怀疑态度并谴责其无能的人，也将发现他们先前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主张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人会表示，更完善的跨国公卫组织可减少全球因大流行所付出的代价，追求强化民族国家的人，则会指出世卫组织在应对病毒上的诸多瑕疵（例如：轻信中国的官方说词、反对旅行禁令，及反对配戴口罩）。
总而言之，新冠病毒的危机并不会改变先前已然明朗的局势，更遑论将其逆转。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将缓慢走向衰亡，民粹独裁信徒（populist）将变本加厉，更为专制。随着民族国家逐渐收回政策空间（policy space），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仍然将只是防御性的策略，中美也将持续对立摩擦。
民族国家中，贵族寡头、独裁民粹主义者及自由国际主义者间的对立将会加剧，左派人士仍将苦于推出一套能够吸引多数选民的政策方案。
（翻译：陈怀玉，责任编辑：简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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