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维稳使中共陷入“塔西佗陷阱”，海外华人该如何自处？
中国的抗疫神话暂告一段落，中国政府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哀悼活动，企图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翻过这荒诞的一页。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要打错了，疫情对中国的考验和挑战恐怕才刚刚开始。
中国社会的阿基里斯之踵
这次疫情暴露了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由来已久的问题。从汶川大地震、2002年非典肺炎疫情（SARS）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都能看出端倪，一次比一次，没有进步多少，反而因为科技的进步，让这些病灶更加固化。
中国几乎每次发生公共性危机，最令外界诟病的地方是资讯不透明，官方有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资讯，甚至不惜牺牲大众的安全。据《纽约时报》报导，在2002年暴发的SARS疫情造成重大损失后，中国建立了一个传染病上报系统。医院可以将患者的详细资讯输入电脑，并立即通知北京的政府卫生部门，那里的工作人员接受过培训，可在传染病传播之前发现并控制疫情。但这次它没有起作用。
马克思（Karl Marx）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曾经说过：“当你能够想你愿意
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但是中国政府不仅自己不对外披露真实资讯，而且还阻止别人去讲真话。2002年的非典，如果没有蒋彦勇医生敢于去戳破皇帝的新装，大部分人还蒙在鼓里。幸运地是，在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的氛围里，他没有被训诫。今天的手机网络比当年发达，借助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和抖音等视频直播软件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但是官方对资讯的控制却没有被削弱，资讯防火墙和言论审查制度遏制了人们想说话的幸福，并让人们产生了讲真话的恐惧。
关于非典肺炎和新冠肺炎的来源，虽然有着不少言之凿凿的阴谋论，但是目前比较公认的
看法是由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的新发病毒，这其实又可以归结为中国长久以来存在的食安问
题。食安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人们不良的生活习性，中国人习惯将野
外捕获的动物，现宰现杀现吃，美名其曰：活色生鲜，殊不知也病从口入。有生物专家研究发现，“非典”和新冠病毒最初可能来自一种中华菊头蝠，而一些人将此蝙蝠作为珍馐美馔，大快朵颐；另一方面是政府监管的缺失，新冠病毒的最早发源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卫生环境极差，寄生在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很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突变，其中还有不少国家保护动物被贩售于此，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竟长期漠视这种现象的存在。最近，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就直指新冠病毒来自野生动物市场，并呼吁全球敦促中国禁止野生动物市场。
最后，在这次疫情中，官方慈善机构几乎失灵，有网友形容武汉上空有一个黑洞。疫情爆发初期，武汉的不少定点收治医院口罩、防护衣等医疗器材短缺，红十字会作为唯一合法接受物资捐赠的机构，接受了大量国内外的物资捐赠，多到没地方放，却没有及时分发给需要的医院，而一些不是急需的医院却靠着人脉关系获得大量口罩。网络上还曝光了，一些外国捐赠的口罩竟然被原封不动的卖给了第三者。以上种种，都说明了这不是一场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国社会的阿基里斯之踵。
谁的塔西佗陷阱？
中国的国内疫情稳控以后，中共为了扭转隐瞒疫情的负面形象，积极对外援助医疗物资。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减少对中国的批评，反而指责这是“口罩外交”，企图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德国更批评中国援助意大利、塞尔维亚是为了分化一个团结的欧洲，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新冠病毒为“中共病毒”。今天的中共似乎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这次疫情最令中共引以为傲的是举国体制的强大动员能力，10天内可以平地兴建两座收治医院，十几亿人可以乖乖听话待在家中，通过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住了疫情，中共非常得意向国际社会推广自己的防疫经验。川普（Donald Trump）似乎深谙此理，多次在推特上赞扬中国所做的工作。
但是，这次疫情也让中国长期以来累积的问题如同河底的淤泥和渣滓被翻搅了出来，同时让我们看到一些西方政客和商人虚伪的一面。1989年，中共用坦克镇压了天安门前的学生运动后，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此搁浅。出于道义上对民主运动的声援，西方民主国家相继对中国祭出了制裁。但是不久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陆续开始与中国接触合作，2001年还同意中国加入WTO，美国对此的解释是希望中国人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最终实现民主转型。
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当时正值全球化的浪潮，西方的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不断向亚洲转移。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有着庞大的市场，还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西方商人需要赚钱，中共需要通过经济发展释放红利来维持执政合法性，他们一拍即合，形成了共谋关系。
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可以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虽然有时也会
出现一些品质问题，但是相比于供应中国国内的商品要好很多。这一切当然是有代价的，牺牲的是中国劳工的权益，付出的是环境污染的代价。如果西方的消费者不愿意花更多的钱，那么呼吁中国重视工人的人权似乎显得很无力。另外，不少外企在华招聘工人，并不直接和他们签署劳动合同，而是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这样对企业来说不仅可以降低人工成本，还能转嫁风险，但是这种非正式的就业形态无疑是对工人的剥削。再加上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格局，农民工到城市务工，并不能享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正式社会福利，造成了因为身份差异产生的相对剥夺感。
近些年，中国因为新疆再教育营、香港反送中问题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指责，美国为了维护维吾尔人和香港人的人权，相继出台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Magnitsky Act ）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
尽管如此，《纽约时报》曾经报导了“有西方企业在中国露天监狱发大财”。据披露，在欧洲最大的150家公司中，有约一半在被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称为“露天监狱”的新疆有某种形式的存在，其中不乏我们熟知的大众汽车、西门子。
有西方政客经常宣称西方国家三十多年来对中国的绥靖政策，让中国占了大便宜，中国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以后，西方世界再难以去改变它，有时反而被它牵着鼻子走。这次的口罩就是一个例子，西方国家为了争抢口罩，放弃了绅士文化。美国抢德国的口罩，被德国官员痛批为“海盗行为”和“西部狂野”，他们在指责中共的时候，可能忘记了自己也曾是帮凶。
中共今天陷入一种塔西佗陷阱可能是咎由自取，但是我们应该将其和中国人民有所区隔。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便宜的只是中国少数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某些西方政客和商人。另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应该反思其全球化供应链的问题，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永远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海外华人当自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重创中国近些年苦苦经营的国际形象，也使得海外华人甚至亚裔群体被污名化。因为新冠肺炎最早发生在中国，在蔓延到世界各地后，一些当地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带来的病毒，加上极右翼媒体的渲染，排华的情绪悄然升温，所以我们看到街头无差别攻击华人甚至亚裔面孔人士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当川普为了回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负责的言论，将该病毒命名为“Chinese Virus”之后，更为社会上弥漫的种族歧视氛围火上浇油。
海外华人圈也因为“新冠肺炎”还是“武汉肺炎”的称呼，吵得不可开交，甚至上升到了统独冲突和政治对立的高度。澳洲一家诊所因为在发给患者的短信里提到武汉肺炎的字眼，引发患者的不满，遂与诊所交涉，交涉无果后，曝光到一家中文媒体，结果引来一波线民对香港医生的抵制，还夹杂着对香港人和台湾人的恶毒攻击。
自从去（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香港人、台湾人对中国、中国人的认同度每况愈下，新冠肺炎爆发后，更加雪上加霜。有香港茶餐厅明文规定不招待大陆人或讲普通话的人士，台湾人对于中国、中国人的字眼也唯恐避之不及，一时间台湾正名运动又受到追捧。据前总统陈水扁透露，当年他在任内将中华民国的护照加上“Taiwan” 字样就是因为“非典”。
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思考一下，当香港人和台湾人有两种身份认同的选择，他们不去选择一个令他们难堪和沉重的身份认同，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美国总统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近日在《华盛顿邮报》发文提到：“在新冠疫情之下，他发现有被路人在用异样的、带有指责性的眼神看自己，于是对自己身为亚裔感到有些羞耻。”他的这番言论也在亚裔中间引发了争议，有人抨击他这种认为“亚裔应该证明自己很美国才能避免被歧视”的言论是不切实际的。
笔者认为，杨的言论有其合理性。杨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和中国没有太多交集，加上美国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偏见，他很难对中国有认同，他对亚裔的身份有一种羞耻感也许是内心真实的想法，但说出来就不符合当今的政治正确。他提到的很美国，更多是指符合美国精神和价值，而不是更像白人，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国家，亚裔如果将自己放追于主流精神和价值，那才会被边缘化、被歧视。
令人遗憾地是，很多海外的华人并没有做出一些符合当地精神和价值的行为，并且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一位美国的华人女子扫光当地的口罩寄到中国，声称爱祖国，不给美国留一个口罩。像她这样的海外华人不在少数，最近澳洲新闻集团、9 news的60分钟节目陆续报导了当地两家中资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在今（2020）年2月份的时候，要求其下员工大量采购市面上的口罩、防护衣、洗手液等物资，然后集中出口到中国。
这些人的购买行为并不违法，在当地国家并不特别需要的时候，采购给当时最需要的中国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他们的行为用中国的话来形容，显然是吃相太难看，而且被人逮个正著。当地媒体现在抛出这样的新闻，一是因为当地疫情爆发后，口罩出现短缺；二是因为炒作中国话题在西方社会容易吸引眼球，可以转移注意力；三是未来可以将疫情的失控归结于中国和华人。
全球因为这次疫情要清算中国的态势已经跃然纸上。据印度《论坛报》报导，印度的国际
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和印度律师协会近日已向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中国就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蔓延造成的巨大损失作出赔
偿。据《美国之音》报导，罗根?埃尔特斯等4位佛罗里达州居民以及一家体育训练中心3月
13日向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递交诉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民政部、应急管理部、湖北省政府以及武汉市政府提出控告。据澳洲新闻集团的报导，英国保守派智囊团亨利?杰克逊学会（Henry Jackson Society）所做的报告称，仅在七国集团成员国中，对中国的诉讼索偿金额至少是3.2兆英镑。
这样的起诉行为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姿态，具体可操作性并不强，就算起诉成功了，也很难向中国追偿。不过，有澳洲国会议员提议：“如果中国不支付赔偿，澳洲可以收回中资企业购买的当地土地。” 此外，也有中国网友突发奇想：“如果中国需要赔偿的话，美国2008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波及全球的金融灾难，是不是也需要赔偿呢？”
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估计，对中国的信用破产造成的损失难以衡量，也更难重建。英国首相感染新冠肺炎后，一度进入ICU，生命垂危。他在幕僚会议上透露，中国感染人数可能是目前40倍，他因为相信中国才导致对疫情的误判，他非常恼火，甚至要重新审视与华为签署的电信合作协议。截止3月底，全球至少有七十多位政要和明星已经中招。这段时间，西方国家电视台里对于中国的评论不外乎：“不要再相信中共，我们要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关系，我们是否应该像现在这样依赖中国？”
俗话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中国所做的救济措施也不尽如人意，出口的口罩和防护衣频频爆出品质问题，连援助老铁巴基斯坦的N95口罩也传出是用内衣做的，还有网络流传视频显示一位中国男子在工厂里用口罩擦鞋，甚至惊动了美国司法部长。
新冠疫情已经蔓延到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疫苗没有研发出来之前，人类需要做好与其长期共存的准备。它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不会亚于2008的金融危机，美团的CEO王兴曾经调侃了一句话：“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现在看来，这句话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及时从这场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收入下滑、失业破产会让社会陷入动荡和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容易播下种族仇恨的种子。一战后，德国面临巨额的赔款压力，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们在痛苦和饥饿中挣扎。希特勒（Adolf Hitler）认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因为犹太人和懦弱的德国领袖们的出卖，让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于是他开始了向犹太人的复仇计画。
1979年，由于日本汽车公司的冲击，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工业陷入低谷，不少工人被解雇，因而造成了底特律汽车工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被误认为日本人的陈果仁被克莱斯勒公司一名车间主管及其继子用棒球棍乱棍打死。
我们非常不希望未来海外的华人也有如此不幸的遭遇，我们不能承受一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包袱，也不能割裂与故土的血脉联系，我们能做的也许是不为恶、做善事、结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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