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疫情令世界加速洗牌 谁在崛起或衰退？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当前的形势与国家主权息息相关，但无关意识形态。他只说对了一半。
关于国家主权的讨论的确正卷土重来。但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吗？言之过早。
我们先来谈谈国家主权。
新冠疫情危机仅仅加紧了已经发生的事。
近年来，所谓的全球自由秩序承受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批判，对主权的重新强调引起了更加强硬的民族主义。
三十年前，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告“历史终结”——自由民主战胜共产主义，迎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崛起。但30年后，历史毫无疑问般重演。
我们面对着怎样的现实？
脱欧是英国拒绝欧洲集权，决定自己命运的渴望。
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变得强大”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不曾食言，挑战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政策。
特朗普击退了北约组织伙伴要求美国直接投入预算的要求。他向中国发起了一场贸易战，纠正他所认为的北京的操控和盘剥。原因很简单：中国抢了美国的饭碗。
他还让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中国自身已具备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习近平促成了“中国对抗世界”的论调，提醒中国人铭记所谓外国列强带来的百年耻辱。
习近平无视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判决，宣示具有主权争端的南海为其领海。
在世界其他地区，宣扬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也颇受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以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在欧洲各地，对移民的抵制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复辟。
保守派或右翼政治团体必然得益于这股民族主义浪潮。
国家主权，激起了对弱肉强食心态重现的担心。最糟糕的情况是，批评家认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会引发战争。纳粹德国一直都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对归属感的需求
然而，有些人却是民族主义的辩护者。以色列政治学家约兰·哈佐尼（Yoram Hazony ）说，民族主义表达了人类对归属感的深切需求。
他在所著的《民族主义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也需要其他东西......民族自决的权利——这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自由。”
冷战之后的全球化之梦——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如今看起来却脆弱不堪。新冠疫情危机揭露了一些国家的优势与弱点。
被疫情围困的意大利人没有期望欧盟的帮助，而是从本国政府寻求出路。美国人需要美国式的解决办法。
而在澳大利亚，我们不仅希望政府保证我们的安全，而且还能让我们维持运转。
正如哲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在其著作《民族事务：文化、历史和世界主义梦想》（Nations Matter: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Cosmopolitan Dream）中所写，首先，“民族主义不是道德上的错误”。
如其所述，“民族主义有助于人们在充满国际流通和恐惧的世界中寻获一份归属感”。
意识形态仍未被击败
国家主权已然复归，但意识形态仍未被击败。
不管莫里森怎么说，澳大利亚对新冠病毒的反应都带有意识形态倾向。
莫里森政府为实行国家管控，摒弃了自由党传统的自由市场理念。
澳大利亚政府支付失业工人的工资，提供免费托儿服务，提供租金补贴，所有这一切的到来伴随着对国民生活的空前干预以及对自由的侵蚀——警察执行封锁、保持社交距离。
联邦政府已经负债累累，心甘情愿地进入经济衰退，因为政府认为这些都是抗疫所需的必要措施。
自由主义者和自由市场人士感到好笑，但如今他们正站在失败的一边。
新自由主义，在过去40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经溃退，全球金融危机将其削弱，而新冠病毒有可能将其埋葬。
细细体会一下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话。他曾说社会的公正只是“一道海市蜃楼”。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她曾说过，“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她曾在保守党会议上拿出哈耶克的《自由宪法》（Constitution of Liberty ），并宣称“这本书才是我们信仰的”。
现在还有谁会回应哈耶克或撒切尔夫人呢？
一个“后美国世界”
国家主权的复归所引起的些许疑问是，它将采取怎样的形式？
意大利学者吉安保罗·贝奥奇（Gianpaolo Baiocchi）提醒我们说，“人民主权的政治工程并非结束状态”。
他说，右翼对国家主权的定义是“排他”的“狭隘式分离”。
贝奥奇警告说，对一些人而言，主权“意味着封闭、终局、边界、否认”。
相反，他谈论了人民主权。一种政治上所说的“我们”。
比如说，人民主权挑战西方殖民地国家，使这些国家必须应对原住民群体在主权政治权利方面的主张。
国家主权的复归不代表主权的界限已经确立。
世界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它在新冠疫情之前业已开始，眼下它正加速进行。
自由民主已经衰退，而威权主义却在崛起。中国的实力日益强大，而它正在挑战美国的霸权。
十年前，记者兼政治思想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说，“他国的崛起”可能会迎来一个“后美国世界”。
新的版图
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全球秩序要求我们规划出新的版图。
一百年前，全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
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上台前曾称一战为“一场大洪水、一场大自然的灾变...... 给社会和工业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如今看来，那些话都说对了。
历史学家亚当·图泽（Adam Tooze）在其著作《洪水》中说，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Habsburg）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解体意味着“尽管主权激增，而它却变得空洞化了”。
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出现了，这就是美国。到了1928年，图则说，希特勒对美国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发出警告。
他写道：“恰恰是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在未来的支配地位带来的潜在优势，促使希特勒、斯大林、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采取那样激进的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全球走向大萧条，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1945年，温斯顿·丘吉尔将这一时期称为第二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译注：三十年战争是17世纪时发生的第一场全欧混战，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引发，诸多欧洲国家为了欧洲利益再分配而战。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
剧变会滋生剧变。全球秩序的变化将带领我们走入未知。
从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到伊拉克与阿富汗发生战争、到2008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到中国崛起，再到今天的新冠病毒危机，旧有的必然之事已被动摇。
我们仍然在一个彼此互联的世界。全球主义并不容易解体。事实上，全球应对是战胜病毒的部分必须措施。
后新冠病毒世界会是什么模样？我们会转向专制统治吗？政府会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吗？那种状态会超越自由市场吗？
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迎来了美国的支配地位，那么中国会从此刻开始变得更加强大吗？
国家很重要。主权也很重要。尤其在当下。莫里森总理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是，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重要。
本文作者斯坦·格兰特（Stan Grant）是查尔斯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原住民事务主席，同时兼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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