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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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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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Feb 8th 2020
如果被要求用一个比喻说出全世界最钦佩跟恐惧现代中国的地方，即使是小说家，可能也
很难举出比抗疫医院更好的例子。这些医院在疫区城市，以惊人的的速度崛起。先从钦佩
说起；这些建筑物是共产党果断行动的好例子。本专栏拜访常德第二人民医院时，工事已
持续两天。常德位于湖南省中心，距离被怀疑造成疫情大流行的武汉有四百公里。六台挖
土机在红土上发出巨响并奋力挖土，压路机则将一片碎石压平，这块地到了2月15日时，
将矗立一间有两百床的发烧专门医院。
但如果中国的决心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么一党专政的阴暗面也同时暴露无遗。常德市
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部分原因归咎于武汉及湖北省政府将这种病毒的影响隐瞒了数
周之久。常德市希望获得信任，并避免落得武汉的下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常德的市
级宣传官员 — 记者突然被紧张不安的的农村官员和警察推给这些人 — 会不寻常地同意
记者进入这间新医院。
工地被一座老旧的医院俯视著，在出稿之时，那座医院已确诊六十二例。整座医院现在已
没有一般病人，被警卫跟警语围绕着，很快地就会清出能容纳三百七十至八百五十名病患
的空间，数目则取决于有多少人需要被严格隔离。这座医院将服务常德市中心跟郊外的六
百万居民。官员说，希望那些多准备的床不需要全部用到。
中国突然盖出的医院，不只吓到外国人，也成为国内主要的宣传工具，官媒大肆报导了建
筑工人、医务人员劳动至几近崩溃的故事。尽管如此，当试着评估这场危机对共产党的影
响时，却只将注意力集中在由上而下的行动，是无法得到结果的。因为共产党还致力于外
界不太熟悉、但中国在面临压力时相当重要的手段：全国性的群众动员。
有些技巧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基层党员忙于责骂、举报无视禁足令跟禁止社交令的邻
居。在集体农场的时代，喇叭原本是用来大声呼口号、放送爱国歌曲及疾呼更加努力工作
的工具。在某些乡村地带，这些喇叭已经重出江湖。
在独裁的中国，舆论很难衡量。位于常德郊外，以种草莓为主的福庆山村居民，形容他们
如何监视从湖北来的人，并经常“劝阻人们在外面游荡”。接着他们的村委，骑着一台电
动机车过来阻止进一步的访谈，他宣称“我们这里没有任何感染案例。”其他地方的村民
，出于自愿，称防疫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战斗：“人民战争”，这是共产党现在对防疫行动
的称法。
陈虹霞(音译)是观音村的居民，一直到一月时，她们村中的喇叭多数时候都还是安静的，
只有在每晚会放送一些新闻。现在，从早上八点开始，每天都花上数小时播放防疫消息。
41岁的陈女士认为，广播“非常嘈杂”，让她的八岁儿子很难在家念书。在她说话的同时
，喇叭又复诵著禁止打猎或贩卖野生动物的规定。陈女士是癌症患者，在短暂外出的时间
穿着粉红色睡衣。陈女士引人注目，因为她没戴着全中国人外出时都应该戴着的口罩(即
使现在已经到处缺货)。“没有任何地方买的到，但我能怎么办呢?我只好待在家”，她解
释著，此时她儿子加入了谈话。被问到，打击冠状病毒的责任应该在国家身上还是大众身
上时，陈女士说“都有”。“中国人口非常多，如果你问我应该要靠谁，我想我必须要靠
自己”，她又补充说，政府“对全局有了解，而个体无法”。
把责任推给基层
Passing the buck to the grassroots
邻近的菉梦坪村有三千人，其中有九十九位党员，郭玲玲(音译)是其中之一。她承认，当
地人很害怕，因为“情况变得越来越严峻”。她的工作包含监视十四位农历年期间从湖北
返乡的居民，他们必须留在室内、不得接触访客、每天量两次体温。这项工作基于“方格
式管理”系统，该系统将村庄分为两部分。官员和志愿者则对更细部的分区再进行监视，
其中一些志愿者是配戴特殊红金色防疫臂章的老年人。村中的公告，列出了桃源县政府的
新措施，结论是：“我们邀请群众监督实施情况。”
群众动员在中国，有着黑暗的历史。多数主义(Majoritarianism)在一个又大意见又多的
国家中，是种诱惑。因为多数主义拥有一种力量，可以将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可疑的少数
派。可耻的是，即使湖北籍的住民已数个月没到湖北，当地官员还是放纵其他居民对湖北
人的偏见和私刑(大量报导跟网络影片显示，武汉人被禁止进入饭店，或者被他人用铁棒
、铁链锁住家门)。
指责外部敌人，也是一种诱惑。中国外交官和官媒，急着指责美国不公平地禁止来自中国
的旅客 — 尽管许多国家都发出了类似的限制。中国的网络上充斥着冠状病毒是CIA制造
，用来打击中国的阴谋论。当看到中国官员在玩这些政治手段时，耸耸肩也蛮吸引人的。
当然，真正重要的是盖医院跟拯救生命吗?对中国的统治者者来说，政治永远不是儿戏。
每次危机都是加强共产党掌握的机会，即使病毒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