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视角：西方国家与中国之争　是上层而非下层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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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斯柏里
英国上议院议员（1998-2006）
过去25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相对成长率有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六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尼和泰国，经济在此期间急速成长。而另一方面，七国集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劳动生产成长率开始减慢，占世界总GDP的比例由2／3下滑至1／2。
新古典成长理论曾在这段时期中主导全球经济思维，却无法解释发达国家衰退、发展中国家成长这种命运反转的情况。人们习惯中国和韩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相继取得胜利，便再难以说服自己相信西方国家只需要提高市场效率，便能在未来占有更具竞争力的地位。
若想提高竞争力，西方已开发国家必须接受新的经济思维。意思是，已开发国家对于经济成长过程需有更良好的理解，依靠这种理解去采取合适的政策，加速自我经济成长。此外，也不应认为可以借由建立更复杂、不切实际的数学模型来理解该过程。
首先是衡量国民财富，毕竟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单纯只是国内所有经济组织（主要为公司企业）的平均附加价值（value added?per capita）总和。
再来，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企业如何提高这种平均附加价值。在可观察的世界中（非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拥护的完美竞争世界），企业可透过两种方式提高自身的平均附加价值。其一，提高生产效率（如福特（Henry Ford）使用组装线生产汽车）；其二，提高产品竞争优势（如贾伯斯（Steve Jobs）对iPhone产品的极致追求）。
透过创新手段，福特和贾伯斯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正如中国和新加坡也使用了相同的策略，从更先进的经济体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国都宣称自己是创新国家，并将创新置于政府政策的核心。
因此，西方国家必须格外了解三件事情。第一，必须提高创新的比率，方能与现今快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竞争。这就需要国家制定新的政策，强化国家创新、教育和培训体系，升级国内企业的管理方式和融资方式。同时应制定县市和地区政策来协助达成这些目标。
其次，西方需明白全球经济发展存在着一架看不见的梯子，每一阶就代表了组织和技术复杂性，以及平均附加价值的成长幅度。企业难以在生产廉价衣物和组装电子元件等业务上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导致企业平均附加价值低，更因此造成低薪资。相比之下，航空工业和制药的企业能够建立巨大的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平均附加价值，提供员工高工资收入。
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攀升，与已开发经济体的直接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因此，后者必须迅速创新，以提高其现有产业的附加价值，并进入新的高附加价值领域。
最后，西方国家的企业和决策制定者应了解，他们所属的国家与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是“上层竞争”，而非“下层竞争”，廉价劳动力和“实惠的”汇率已经无法成为取得和维系竞争力的最佳途径。
如果已开发国家能够借由创新和开发新的高附加价值产品与服务，爬升到经济发展这梯子的更高一层，同时将附加价值稍低的业务区块分割给发展中国家，那么双方都能够同时提高国民生活水准。饼越大，每个人分到的也就越大。
诚然，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核心的巨观经济稳定和有效市场，仍然是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然而，两者现在已经无法为已开发国家达到促进成长的作用。那么西方国家如果要与中国和其它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进行更有力的竞争，就必须明白创新才是当今经济成长的引擎，而政府也须将创新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