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山苏姬“亲征”海牙法庭， 一场缅甸民族主义的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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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缅甸国务资政翁山苏姬远赴海牙国际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为缅甸政府在罗兴亚问题上涉嫌犯下“种族灭绝”罪名一案作出申辩。
缅甸政府这次申辩的案件，源自西非国家暨“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冈比亚（Gambia）上月向国际法庭申讼，控告缅甸政府及军队在罗兴亚问题上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多项条文，涉嫌犯下“种族灭绝”（Genocide）罪行。冈比亚的起诉文件批评缅甸军方及安全部队于2016年及2017年在缅甸西北部若开邦（Rakhine State）执行的“扫荡行动”（Clearance operation）涉及集体谋杀、强奸、烧毁村庄等，企图歼灭罗兴亚整个族群，属于“种族灭绝行为”。至于缅甸政府纵容军方恶行，同样应该受到问罪。
有评论认为，参与国际法庭等“琐碎”工作，缅甸政府大可差遣一个职级较低的外交官员负责便可。翁山苏姬如今选择亲自披甲上阵，充份显示了缅甸政府高度重视这桩案件的影响及意义，同时透过其演说逐渐对内对外展现出翁山苏姬本人、甚或是整个缅甸政府的民族主义观。我们大概可以从翁山苏姬辩辞使用的论述，以及缅甸国内对她远征海牙的高度重视，逐渐摸索到这套观念的形态。
翁山苏姬抗辩的四点论述
有关翁山苏姬的抗辩内容，笔者简单归纳成四点：国家安全论、后殖民论、主权优先论，及国际（双重）标准论。事实上，这些论点在翁山苏姬过去的公开演说中都有迹可寻，不过部份的论点内容和论点之间的比例有些许变化，值得关注。
首先，国家安全论的核心论说是众多论说中最突出、亦是贯穿翁山苏姬担任国务资政以来
、相关罗兴亚问题的公开演说内容。简单而言，在国际媒体眼中这场以罗兴亚人为“受害
人”、缅甸军队为“施袭者”的“人道危机”，在缅甸的论述中却是刚巧掉过来：罗兴亚
人的武装份子团体“阿拉干罗兴亚救世军”（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ARSA）意欲夺取若开邦貌夺县（Maungdaw）的权力，故此在2016年突击当地军警部队，并且威吓区内其他居民，尤其是当地的佛教和印度教教徒。ARSA受过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训练，因此威胁不能轻视。与此相反，缅甸军队的角色只为扫暴平乱，保护若开邦及国家安全。
关于“扫荡行动”意图灭族的说法，翁山苏姬澄清该词泛指那些“消除地方的叛乱或恐怖
主义份子”的行动，在缅甸的语境中并不罕见，过去对付缅甸共产党或其他武装份子时也
曾多次使用。她亦表示，缅甸军队在针对ARSA的行动中多次展示克制精神，只有在一次行动中派出直升机协助平暴，救出被围困的部队。换句话说，缅甸政府支持“扫荡行动”的基础，是因为ARSA以“施袭者”的身份威胁族群、国家安全（勾结外部恐怖主义组织），致使若开邦的民众与一众被逼流离失所的“若开邦的穆斯林”变成“受害者”[1]。军队在这些行动中，只不过是协助维护国家安全的使者。
翁山苏姬另一点较常见的论述，便是借助缅甸作为“后殖民国家”（post-colonial
states）的身份，突显国情很“复杂”（complex）的一套说法。如果国家安全论聚焦的是
罗兴亚冲突的近因，那么后殖民论便是透过缅甸的立国历史中疏理罗兴亚冲突的渊源，把
缅甸人（只是以一套笼统的字句取代缅族人及若开族人）和“若开邦穆斯林”的冲突合理
化。这套说法同样把缅甸作为殖民统治“分而治之”策略的“受害者”身份的经历所营造，无可奈何地“继承”了前宗主国留下的国家边界，从而理顺缅甸作为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度，很容易受到脆弱的族群关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动摇，令艰辛困苦的建国旅程随时打回原形。有见及此，缅甸（现届）政府已经致力维系族群团结，所以国内与国际社会应该多加体谅，减少谴责。
这套后殖民论述在翁山苏姬的辩辞中非常显眼：她过去甚少直接了当提及缅甸独立前（
1948年）的历史脉络，但这次罕有地动员更多篇幅阐述若开邦的边界版图如何被英属印度
重新划分，当地穆斯林如何在二战期间协作英国非常规部队V支队收集情报，抵抗日军及亲
日本的若开邦佛教徒，播下未来族群冲突的种子。基于这套观点，罗兴亚问题的世代冲突
责任并不始于独立后的缅甸政府，而是一个世纪前的西方帝国主义。缅甸独立建国后没有挑战英国殖民统治者划下的边界，而社群之间的仇恨无法疏理，导致若开邦的经济民生状况惨不忍睹。用直白一点的说法概括：怨有头，债有主，要怪罪便该找殖民主义算帐。
至于主权优先的论点，也可视作后殖民论的延伸。事实上，缅甸和其他后殖民国家一样，
每当面对外界作出涉及人权争议时，都倾向把国际关系主权至上的原则祭出来，阻止国际
社会过度介入内部事务。这种长期敌视或忧虑国际干预的情绪，担心帝国主义复辟的想法
，经常出现在那些曾经被殖民或版图被分割的国家之中，缅甸并非孤例。翁山苏姬过去多
次重申缅甸政府机制持之有效，而且政府与邻国孟加拉已经达成协议鼓励“若开邦难民”
自愿回国。面对种种质疑缅甸政府能力的批评，翁山苏姬始终坚持这是缅甸政府的责任，并希望依照由政府委任的安南顾问团（注：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 Kofi Annan）提出的建议施行改革，彻底由内部主导罗兴亚问题的解决方法。
翁山苏姬向来对这种“缅甸问题缅甸解决”的态度十分执著，经常向国外媒体展示缅甸在
罗兴亚问题上积极争取的多项成果。在这次辩辞中，她便解释缅甸宪法赋予军队使用军事
司法制度，专门处理那些涉嫌犯下战争罪行的士兵或部队的案件，而且缅甸政府早前已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负责查明若开邦争端的真相。翁山苏姬坦言，即使军事司法有“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嫌疑，甚至出现“左手拉人，右手放人”的怪象，但任何成熟独立的现代国家都必须诱使国家军队自发自愿接受问责。倘若问责制度由外部施压实施，一定会招惹反弹，甚至危及缅甸的修宪工程，令民主化随时开倒车。
翁山苏姬的第四点论述，是驳斥国际社会以“双重标准”看待罗兴亚问题，只顾偏袒若开邦穆斯林面临的窘况。翁山苏姬不时反驳国际社会“动辄”使用“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一词形容罗兴亚问题，批评描述夸大失实，更多番“提醒”国际媒体关于缅甸“复杂”的国情，不应只局限于若开族人与“若开邦穆斯林”之间的纷争，而漠视缅甸政府在处理其他族群冲突中牺牲与付出的心血。事实上，翁山苏姬屡次公开承认国内族群和解之路非常脆弱，国际社会应该以更积极的方式“开辟新路径”协助缅甸发展。
翁山苏姬在这次抗辩中承袭了以上风格，警告国际社会不应忽视若开邦其他武装部队对缅
甸多地施袭的事实（例如若开族为首的若开军）。除此之外，翁山苏姬的言论相对过往更
隐约增添一种攻击性。其一，翁山苏姬警惕国际法庭（及国际人道法）对“种族灭绝”应该有更高更严谨的标准，罗兴亚问题造成的难民问题远远比不上卢旺达大屠杀等破坏性更强更大的案例；其二，翁山苏姬在接近结尾中，提醒国际社会“任何言辞只要助长国内极端的对立都足以构成仇恨叙述”（language that contributes to extreme polarization also amounts to hate narratives），甚有指桑骂槐、针对那些态度强硬的人权组织的意思。
翁山苏姬抗辩的民族主义精神
从翁山苏姬这次演辞的变化，展现出其立场慢慢渗透著一股敌视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突显出缅甸政府在处理族群问题的利益立场上，与西方社会（及公民社会组织）的期望愈走愈远。当然，对比国内一些更为激进、排他性更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军队领袖敏昂莱的大缅族主义），翁山苏姬的民族主义情感显得十分温和且包容。
问题是，目前罗兴亚困局停滞不前，不但国际社会对缅甸政府的处理手法感到失望，就连缅甸政府对国际社会持绩不谅解感到疲累，导致双方对问题的认知上产生难以弥补的分歧。翁山苏姬的讲话当然有机会受到环境场合影响，因此尽量针对冈比亚起诉内容作出抨击，故此增添具攻击性的言论，维护国家利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剖析，翁山苏姬选择聚焦外国对罗兴亚问题的“责任”，亦是一种对国际社会的警号。
[1]因为“罗兴亚人”不获缅甸《公民法》承认，因此缅甸政府通常只以贬意的“非法孟加拉人”（illegal bengalis）或意思较含糊的“若开邦的穆斯林”称呼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