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论坛》危机视角：伟大技术革命要靠国家　别过度美化创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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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达成共识，即公共部门有责任出手干预以拯救那些具有
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并刺激经济成长。但这种共识并未延续太久，很快公共部门的经济干预
被视之为危机的主要成因，并应当予以制止。
结果证明这是一个严重错误。
欧洲金融改革失败　资金终究在银行手上
尤其是在欧洲，尽管导致崩溃的是私人债务而非公共借贷，但政府却因高额负债而饱受抨
击。多国政府被指示实施紧缩政策，而非透过逆周期政策去刺激经济成长。同时，各国还
被要求进行金融部门改革，寄望这一改革能与投资和工业的复苏共同作用去提升竞争力。
但实际上没有实现多少金融改革，同时许多国家的工业也还未站稳脚步。虽然许多产业的
利润回升，但由于现金囤积、金融化程度提高共同作用，同时股票回购——以提振股票价
格以及相应股票期权，创下历史新高，投资仍然疲弱。
原因很简单：那些备受诟病的国家只被允许采取极为弱势的政策回应。这种失败反映政策
持续受意识形态，特别是主张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最小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其学术近亲
，总是强调政府弱点的“公共选择”理论，而非历史经验影响程度。
成长需要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部门，而且要偏重于长期投资而非短期操作。然而，欧洲直
到2016年才引入了金融交易税，而所谓的“耐心融资”（patient finance）依然不合时
宜地遍布于各处。于是透过货币宽松政策注入经济体资金最终又流回到银行手上。
短期思维的得势，反映人们对国家身上适当经济角色的根本误解。与危机后的共识相反，
积极的公共部门战略投资对成长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何所有伟大的技术革命——无论是医
学，电脑还是能源——都是由国家作为首选投资者而实现的。
过度美化创新产业　价值创造多为误导叙述
然而，我们却继续在美化创新产业的私人行为，忽视他们对公共投资产品的依赖。例如，
马斯克（Elon Musk）不仅从美国政府获得超过50亿美元的补贴；他名下的SpaceX和特斯
拉（Tesla）也都分别建立在美国宇航局、能源部的工作之上。
完全恢复经济的唯一途径，是要让公共部门重新发挥其作为战略性，长期性和以任务为导
向的投资者的关键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点，就有必要去揭穿那些关于价值和财富是如何被
创造出来的误导性叙述。
流行的假设是国家能促进财富的创造（并重新分配这些财富），但实际上并不创造财富。
相比之下，商业领袖被视为富有成效的经济行为者——也是一些人用来为不平等加剧辩护
的理由。
由于企业（通常是有风险的）活动创造了财富——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其领导者理应获
得更高的收入。这种假设也导致了对专利的错误使用，近几十年来那些倾向于维护专利的
法院逐渐让其应用范围过度扩张，甚至将一些研究工具而不仅仅是下游产物都私有化了。
美国减税政策无效　私人投资没增加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那么税收激励措施必将刺激商业投资。无奈的是这种激励措施——例
如2017年12月颁布的美国企业减税政策——却在总体上减少了政府收入，并帮助企业录得
了创纪录的高利润水准，同时几乎没有推动什么私人投资。
这不应令人感到意外。2011年，大商人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表明资本利得税并不
会阻止投资者进行投资，也不会破坏创造就业机会。他指出，“在1980~2000年间美国净
增加近4000万个就业机会。你知道自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吗？更低的税率、更少的工作机会
增加”。
这些经历与经济思想中所谓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所孕育的信念相冲突，而
古典劳动价值论也被现代主观市场价格价值理论所取代。简而言之，我们假设只要一个组
织或一项活动能够获得一个价格，它就会产生价值。
这强化了那些将不平等状况正常化的观念，认定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必定也创造了很多价
值。这就是为什么高盛公司的执行长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胆敢厚颜无耻地在
2009年——仅仅在他所属的投行也有责任的金融危机爆发1年后——宣称他的手下是“全
世界最具生产力的”。
这也是为何即便美国政府每年花费超过320亿美元用于打通药物创新链的高风险环节，而
制药企业却可以用“基于价值的定价”，来证明药物价格出现天文数字上涨的合理性。
价值由市场决定　等于让各方自说自话
当价值不是由特定指标，而是由市场供求机制决定时，价值变成了任由各方“各自表述”
的东西，而租金（非劳动收入）与利润（劳动收入）则混为一谈；不平等加剧；对实体经
济的投资也有所下降。当关于价值如何创造的错误意识形态立场塑造政策制定时，那么后
果就是那些无意中鼓励短期主义并破坏创新的措施。
危机爆发至今已10年，解决长期性经济弱点的必要性依然存在。这代表着首先要承认，价
值是由企业、劳动者，战略性公共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集体决定的。
这些不同行为者的互动方式不仅决定了经济成长的速度，还决定成长是否是创新主导、包
容且可持续的。只有认识到积极塑造，以及共同创造市场的政策与当问题出现时的应对政
策同样重要，我们才可能结束这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