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华生》土耳其走上了民粹歧路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60801005905-262104
政变让世界的目光又聚集到了土耳其。政变之后，台湾的媒体探讨此次政变的角度较为肤
浅，甚至在第一时间偏好以人民的力量粉碎军事政变的角度视之，但此次土耳其政变的弭
平，恐怕不是所谓的民主的胜利，也许其中有许多更深入的议题其实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在许多后发展国家，例如中东、北非的伊斯兰国家，甚至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军
队往往是最早仿照西方模式组建，高级军官送往先进国家学习。因此，军队通常是该社会
最早的进步世俗力量。而在现代化渗透还比较有限的基层社会与乡村，大众则更多地有着
僵固的传统或宗教取向。因此，在很多后开发国家，或者是伊斯兰社会，进步与传统，世
俗与宗教，这样的二元对峙关系是非常普遍。因此，代表着进步与世俗的军队，与草根、
传统的社会的关系往往非常紧张，再加上军队通常与社会隔绝、封闭，又有着坚强的组织
动员能力，因此，这类后发展国家都极易发生军事政变，或者发生长期军人执政的现象。
西方世界对此颇感无奈：倘若支持“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民主结果，则可能出现一个
反西方的极端政府；倘若支持进步与世俗的军队，则是与自己提倡的普世价值相矛盾，民
主尊严荡然无存。例如，埃及军方推翻民选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并用血腥强制的手段镇
压了激烈的街头示威。这样反民主的行径，西方国家却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默认并支持
军方的政变结果。
在中东或近东地区，最成功的现代化世俗国家当属土耳其。百年前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
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崩溃之际力挽狂澜，对土耳其有再造之功，因此地位崇隆。他以军事强
人的身分推动现代化，并定下以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政教分离与世俗化国策，这是他给土耳
其留下的重要遗产。虽然凯末尔的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但土耳其宪法迄今仍是政教分离
与世俗化国策的指引，军方则被凯末尔赋予重要的监国角色。一旦民选政府回到伊斯兰教
基本教义派的路线，背离世俗化国策，或国家陷入混乱，军方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干预。
因为军方的监国与干预，此前的土耳其一直没有偏离凯末尔的立国精神：政教分离、与现
代化接轨，扮演欧洲与中东的枢纽，成为伊斯兰的现代世俗模范。土耳其世俗派的伊斯兰
教徒一般仅在宗教节日遵循习俗。因此，在土耳其的海滨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孩与欧美无异
，甚至也不太避讳食用猪肉。
1998年时任首都市长的艾尔多安就曾因“反世俗罪”被判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他的政党
也被解散，仅因为他在公开场合朗诵一首宗教诗，立即被警察上铐拖走。
但艾尔多安深谙被世俗派打压的伊斯兰悲情是他的无限政治提款机。他多次游走在宪法边
缘，虽然多次引起知识分子与中上阶级的批评反对，但他的正义发展党（AKP）靠着乡村
地区的伊斯兰死忠铁票，透过一次次的选举胜利，一次次地卷土重来，成为压不垮的民粹
与护教巨人。自2002年执政以来，AKP是历来最保守、最具宗教色彩的执政党，逐渐把伊
斯兰教义渗入政治。并在政变前，就已经多次对军队进行改造、分化。
即使在政变极为仓促的当下，艾尔多安仍在身后摆上凯末尔的画像，仍以凯末尔的继承人
自居，就能看出此人阳奉阴违的手法高明。讽刺的是：凯末尔的真正继承者应该是那些参
与政变的土耳其军人。
有些媒体以廉价而民粹的视角来看待此次的流产政变，将人民爬上坦克等同于人民的胜利
。然而，政变弭平之后的大清洗已逮捕1.8万人，包括军人、法官、教师、企业家等社会
菁英，这又是何等讽刺的“人民胜利”？同样地，对立国宪法精神的阳奉阴违，这又是何
等悲哀的“捍卫共和”？
人民其实盲目也不睿智，发生在中东与北非的众多XX花与颜色革命，摧毁了现代化治理机
制，反而使国家走上分崩离析，更催生了极端宗教。种种事实已经证明了民粹的确可以使
国家误入歧路。
（作者为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