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哲暐：教宗的中国梦，教廷的道德危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22-opinion-mokchitwai-pope/
本年6月初，教宗方济各委任韩大辉总主教（教廷万民福音部秘书长）兼任关岛阿加纳总
教区的宗座署理，该教区的总主教涉嫌性侵案正接受调查。这次任命看似平常，但香港教
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却在任命后发表博文，谓：“杂音被充军了，现在大家同唱一支歌
了，多么好呀！”
原因为何？其实此任命掀出了当下中梵谈判的格局。韩总主教是教廷内唯一对中国强硬的
高层，反对中梵现时建交，而且与台湾关系良好。教宗将其暂调关岛，表示中梵谈判可能
已进入最后阶段。
方济各自上任以来，多次表示希望到访中国，且愿与中方建立良好关系。本年一月底，他
接受《亚洲时报》独家专访，盛赞中国为“伟大的国家……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其多次
强调社会正义，又抨击各国政府贪污腐败，却对中国情有独钟，出动“叩头外交”（
kowtow diplomacy，语出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学者 Tom Plate），向这个经常打压人民、
侵犯人权的政权伸出橄榄枝。教宗态度看似奇怪，但只要我们理解方济各的出身，以及过
往教廷的外交策略，就能略知一二。
方济各的中国梦与“叩头外交”
方济各是历史上首位出身于耶稣会的教宗，而耶稣会与大中华地区渊源深厚。明神宗（万
历）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中国。为向士人官员示好，他穿上儒
生服装，学习中文，研究中华文化，希望天主教能落地生根。其后的耶稣会传教士，多秉
持此融入的传教原则。直到清初，道明会士因反对耶稣会士容许信徒祭祖而向教廷告状。
教廷颁令禁止信徒祭祖，清廷反击，康熙和雍正相继下令禁教，史称“礼仪之争”。
此历史事件一直令耶稣会耿耿于怀，认为因文化误解，错过了能令教会植根中国的机会。
方济各是利玛窦的追随者，多次论及中国时也会提及此传教士。他可能认为，当今中国不
容许教会自由活动，乃因文化误解，以及清末以来的排外情绪。因此他认为教会应与中国
政府“交谈”，以化解矛盾。
虽然方济各多番强调公义，但他关注的往往是经济公义，而非政治及公民权利。他非常关
心贫穷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却少有论及民主、人权、自由等议题。例如 2015 年方济各牵
线，促成古巴与美国建交。其后他访问古巴，对古共践踏人权不置一言。不少异见人士非
常失望，批评教会与政府勾结。此外，方济各会为被迫害的中东基督徒大声疾呼，但对于
浙江省（特别是温州）政府不断强拆十字架、殴打教徒，他至今未曾抗议。
至于所谓的“叩头外交”，在历史上已非首次。
冷战时期，东欧各共产政权打压各自国内的天主教会。1963年，教宗保禄六世上任后，决
定推进若望二十三世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旗手为外交官 Agostino
Casaroli 总主教。二人认为冷战格局短期内难有改变，故应尽量保住铁幕后各国教会元
气。教廷于是向东欧各共产政权示好，避免批评他们对人权自由的打压，并愿意共同商议
主教人选，好使主教获政权认可。
例如，匈牙利总主教敏真谛枢机（József Mindszenty）是该国的抗共英雄，1956年起便
因迫害而藏身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继续作为人民精神支柱。但教廷为讨好匈共，于1971
年下令枢机离国流亡，并褫夺其总主教的职位。
方济各上任后，随即委任帕罗林（Pietro Parolin）为罗马教廷国务院国务卿。帕罗林本
来是教廷驻委内瑞拉大使，但他更早曾任教廷副国务卿，也曾是教廷与中方谈判的首要外
交官。路透社报导，帕罗林在2009年一度要与中方达成协议，但教廷最终认为协议不当破
局，帕调往委国。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其后对华态度强硬：2010年谴责中方非法选任郭金
才神父为承德教区主教；2011年，中方再度非法祝圣黄炳章神父为汕头教区主教，本笃将
其逐出教会（绝罚）。中梵关系僵持。
方济各刚上任便把帕罗林调回梵蒂冈，出掌国务院，后来擢升为枢机，明显要改善与中方
的关系。而帕罗林是 Casaroli 徒弟，表明要继承其外交原则，因此当下的“叩头外交”
，可谓“东方政策2.0”。
中梵谈判新进展
自1949年中共建政、国府迁台以来，教廷一直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中共禁止“外国势力
”干预内政，成立天主教爱国教会，实行自选自圣。某些神职人员和信徒拒绝承认爱国会
，坚持效忠罗马。外界一般分别称两群体为“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
过往中梵关系时缓时僵，但这几个月来，中梵谈判似乎大有进展。路透社引述消息谓，
2015年9月26日，教宗访问美国，准备自纽约甘迺迪机场飞往费城，而习近平则同日抵达
纽约，梵方官员曾尝试推动二人在机场会面。虽然会面最终不成，但到了10月，梵方便派
出六人使节团访问北京，本年1月再度会面。到了4月，双方同意成立工作小组。
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一直都是主教任命和非法主教的问题。按照教会法典，只有教宗有
权任命主教，但中共却视任命为“内政”，不容“外国势力”说三道四。曾有传梵方尝试
以“越南模式”为范本解决任命问题。“越南模式”即梵方提交人选予越共从中挑选，最
后由教宗任命。但综合各方报导，中梵协议可能是由中共提交主教候选人名单，继而由教
宗任命。假若教宗否决任命，需向中方解释。
然而，《亚洲新闻社》社长贝纳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推测，即使教宗最后拒
绝任命，中方也不会退让。大陆现时有八名非法主教，路透社谓方济各为达成协议，有可
能在今个夏天宣布特赦八人。上年便有报导称在方济各访美时，有起码两名非法主教在美
国寻求修好，包括非法中国主教团团长马英林。然而八人中有二人涉嫌有私生子及女友，
更盛传其中一人曾迫女友堕胎，教廷难以为特赦他们找下台阶。
方济各推动中梵急速建交，有一群人则大力造势。当中包括以帕罗林为首的教廷外交官、
某些自诩为“中国通”的意大利记者和媒体，还有某些中国神职人员。例如意大利报章
La Stampa 旗下的 Vatican Insider（VI），其专栏作者 Gianni Valente 是方济各密
友，经常撰文颂扬中梵谈判。代表《亚洲时报》独家专访方济各的意大利学者郗仕（
Francesco Sisci）也是其一。他现居北京，与中方官员关系非常良好。鲁汶天主教大学
的韩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也多年来在舆论上推动中梵交好，曾批评反对建交
的人在推动“斗争”，矛头直指陈日君枢机。近来，甚至连大陆一些自称“地下”的主教
也加入造势，营造出“地下教会”也支持中梵谈判的局面。
匈牙利、越南前车可鉴
中梵假若达成主教任命协议，当真如这些造势者所言，前途一片光明？我们或许能从历史
中得到教训。
上文提及保禄六世尝试以“东方政策”换取教会在铁幕下的生存空间。以匈牙利为例，教
会确实因此可以公开举行弥撒，却造成了严重道德危机（moral crisis）。信徒被匈共迫
害，反而更加团结，对信仰忠诚。当教廷亲自打击敏真谛枢机，看在信徒眼内，可谓最严
厉的背叛。教会失去信徒的信心，就如失去灵魂。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学者 George
Weigel 更指出，教廷与匈共“和好”后，该国主教团基本上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借教
会机构渗透教廷。
中共比当年的匈共强大而稳定，教廷假若认为达成协议后便能好好传教，是错判形势。在
越南，教廷与越共在主教任命问题早已达成协议，然而近年越共对教会的打压越来越严重
，例如强行收回教会土地、殴打信徒和神父等等。教廷想以“越南模式”为本解决中国问
题，但“越南模式”反而走向“中国模式”。
习近平自当政起，全力压制公民自由，收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教会又岂会例外？本
年4月，习出席全国宗教会议，表明处理宗教关系时“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并且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
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可见他并无打算容许天主教会逍遥“党”外。
支持中梵建交者相信达成协议，能使“地上”与“地下”教会修好合一。然而事情难以如
此顺遂。尽管某些“中国通”及“地下”主教不断为谈判涂脂抹粉，仍无法盖过不少信徒
的不满与焦虑。例如在大陆网站“天主教在线”，经常有网民批评教廷向中共示好是背叛
、投共，更有不少言论批评非法主教及“中国通”的言行。假若达成协议，感到被背叛的
信徒不会承认被特赦的非法主教，甚至会惹来强烈反弹。
香港难独善其身
中梵大局，亦紧系香港。2014年，香港因政改问题闹得沸沸腾腾。八月初，香港教区曾召
开记者会讲述政改问题，原定由候任辅理主教杨鸣章主持。然而杨突然缺席，改由社会传
播处主任冯一鸣代替，而且只是在记者会上重申早已发表过的教区声明。冯表示杨缺席，
皆因要与教廷驻港代办处理晋升事宜。然而一个月后，《苹果日报》头版报导，北京以建
交“利诱”教廷向香港教区施压，停止支持民主运动。而杨当日缺席记者会，乃因教廷命
令。
香港教会多年来推动民主运动，但在香港争取民主，难免会与中共对立，自然窒碍中梵谈
判。陈日君枢机当教区主教时，投身民主运动，多番批评香港及中共政府。然而其言行确
实令其及教区与中方关系恶劣。某些平时能到大陆教书、服务的香港神职人员，也被赶走
或禁入境。
香港教区或许不会直接影响教廷的外交政策，但绝对会影响北京对天主教会的理解与态度
。现任主教汤汉枢机上任时已一改前朝作风，在民主议题上多次噤声，与港府及大陆保持
关系良好。汤枢机曾赞扬大陆宗教自由有所改善，亦表示支持教廷现时的交谈策略。本人
也曾听说，近日有教区高层曾向教会内一些社运人士表示，他等参与行动时要知道投鼠忌
器，顾全中梵大局。
假若中梵双方真的达成协议，会如何影响香港？香港教区无可避免要与大陆教会增强“交
流”，趋向同化。不要忘记，当年在匈牙利，主教团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渗透梵蒂冈。
中共要借此机会派亲政府的神职人员渗透香港，可谓易如反掌。一国一制、洗脑赢心，可
能由教会做起。这听起来或许像阴谋论，但前车可鉴。
更严重者，乃对香港民主及社会运动的影响。正如上述，教区为了促进中梵谈判而避免批
评中共及港府。即使协议达成后，几可肯定教区仍会为维持友好关系，继续少批评多赞扬
。另，香港教会人士及团体（如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能否继续参与民主运动，获得同
路人尊重，实在成疑。
路透社报导现时中梵谈判的工作小组，乃以当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之模式为范本。当
年前途问题与自己息息相关，香港人却无从参与；今日的中梵谈判同样影响香港，然而香
港教徒也只能坐看双方决定一切。
马达钦主教的预言书
本年6月中，被软禁数年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发表“悔过书”，震动大陆教会。
2012年5月，马达钦得到教廷认可获擢升为辅理主教，中方却认可其为助理主教。在祝圣
礼上，马公开与爱国会决裂。其在祝圣礼后遭中共软禁至今。然而在“悔过书”中，马表
示：“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 爱国会
并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现在上海大多数的司铎、教友们都认同爱国会、信
任爱国会。”
“悔过书”一出，大陆教会议论纷纷：有人认为马主教为教区着想而“悔过”，无可厚非
；有人指斥马是投诚，背弃信仰；有人怀疑他是受压被迫“罪己”；甚至有怀疑文章根本
不是出自马手笔。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传闻，乃有谓马是受教廷的指令（或默许）而“悔过
”的。教廷发言人声明，称“任何有关假定圣座在此事上的角色猜测是不合适的。”如此
模棱两可，令信徒更混乱。
中梵关系之所以复杂，皆因教廷不单是主权国家，更是道德体（moral entity）。中梵谈
判不是单纯博弈，更涉及道德原则和宗教信仰。纵使主事的教廷官员可能以纯外交立场处
理问题，但在地信徒，却不会简单跟随教会高层的主旋律起舞。
急于求成，结果会如何？马达钦主教“悔过书”就如预言书一样告诉了我们：背叛、混乱
、失望、不甘。这将是道德灾难，而且难以补救。
（莫哲暐，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