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该如何面对民怨？
“对于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简单和错误的答案。”H‧L‧门肯
(H.L.Mencken)这句话完全适用于今天的政治。西方世界无疑面临着复杂的问题，尤其是
许多公民的不满情绪。同样的，权力的追求者，比如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提供了明确、简单和错误的解决方案——
尤其是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
他们提供的疗法是虚假的。但这些疾病是真实的。如果执政精英还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疗
法，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扫地出门，民主自治政府融入开放和合作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也会
随之付诸东流。
如何解释这种反弹呢？答案的很大一部分必定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日益繁荣本身是一件好
事，而且它还使正和（positive-sum）政治成为可能。这构成了民主的基础，因为在这种
情况下，有可能使所有人的境况同时变好。经济日益繁荣让人们愿意接受经济和社会的扰
乱，反之将激起愤怒。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强有力地说明了目前正在发
生的情况。这份报告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标题《比他们的父母更穷？》(Poorer than
their Parents?)，报告展示了有多少家庭的实际收入出现了停滞或者下降。2005年至
2014年，25个高收入经济体中平均65%到70%的家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然而，在1993年到
2005年，只有2%的家庭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一点也适用于市场收入。由于财政再分配，实
际可支配收入停滞或者下降的家庭比例在20%到25%之间。
麦肯锡通过对6000名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调查，对个人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咨询师
们发现，个人满意度更多取决于人们的境况相对于过去和他们境况相似的人而言是否在改
善，而非他们的境况相对于今天比他们更富裕的人而言是否在改善。因此，人们更满意于
境况的上升，即使他们未能追上更为富裕的同时代人。比起不平等的加剧，收入停滞更让
人们感到烦恼。
实际收入长期停滞的主要解释是金融危机和之后的复苏乏力。这些经历摧毁了公众对于商
业、行政和政治精英的能力和诚信的信心。然而，其他一些变化也是不利的，比如老龄化
（这一点在意大利尤为重要）和国民收入中工资比例下降（这一点在美国、英国和荷兰尤
为重要）。
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持续时间都要长得多的实际收入停滞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事实。但这不
可能是不满情绪唯一的驱动因素。对很多处于收入分配中段的人来说，文化上的改变看起
来也很危险。移民也令他们感到危险——全球化让他们毛骨悚然。对富裕国家的多数人来
说，公民身份是他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资产。和外人分享这种资产会让他们愤怒。英国投票
决定退出欧盟(EU)是一个警告。
那麽，应该做些什么？如果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也许就太迟了。但假如这种情况不会发
生，或者就算发生了，结果也不如我担忧的那样严重。那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理解我们的繁荣是相互依赖的。在主权主张和全球合作的必要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
要。全球治理尽管极其重要，但必须以做国家无法独立进行的事情为导向。全球治理必须
专注于提供必不可少的全球公共产品。今天，这意味着气候变化是比进一步开放世界贸易
或者资本流动更优先的事项。
第二，改革资本主义。金融的作用过大。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有所改善，但依然充满了不合
常理的激励措施。比起公司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股东利益被赋予了过度的重要性。
第三，专注于能够帮助政府实现重要的国内目标的国际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税收。
财富拥有者依赖合法的民主政府所提供的安全，他们不应逃税。
第四，加快经济增长，增多机会。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对总需求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尤其是在欧元区。但改善投资和创新也至关重要。改变经济前景也许是不可能的，但为工
薪阶层提高最低工资和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是为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提高收入的有效
办法。
第五，打击“庸医”。人们要求控制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流入发达经济体，这种压力是
不可能抵抗的。但这并不会改变工资。同样的，反对进口的保护主义措施代价高昂，并且
无法显著提高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的确，德国的这一比例比英美要高得多。但德国
有高额的贸易顺差，在制造业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这并不是一种能够一般化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挑战。长期停滞、文化颠覆、政策失败正在共同动摇民主合法性和
全球秩序之间的平衡。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就是一个结果。那些反对沙文主义反
应的人必须提出有想象力、有抱负、旨在重建这一平衡的想法。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我们不可能接受失败。面临威胁的正是我们的文明本身。
译者/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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