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请小心，但这篇13年前的风凉话，却硬生生地在台湾街头上持续上演，
该说这是“据有台湾特色的社会运动”吗？
弄到一堆台湾人都精明得要死，一看就知道背后倒底在搞什么把戏，
也难怪台湾的社运越搞越奇怪，也越来越没有人会主动响应，
这其实对台湾民主的发展不是个好现象，唉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5678
说点社运的风凉话
陈真
对不起，插个嘴，说点风凉话。不过，这风凉话倒不是针对这次的“反战”（？）活动，
而是讲我对台湾“社运界”的一个基本观感。所以，请别误会或生气。
我这个观感，和我对英国社运的观感，可说正好相反。可能因为它们是蛮夷之邦，政府相
当野蛮，所以，社运文化似乎也被“训练”得比较成熟。不过，这毕竟只是我的一个感觉
而已，倒不是说台湾社运“统统一定就是这样”。如果你跟我没有同样感觉，那就算了，
千万不要抓狂，不要说我崇洋媚外。
说来话长，言而总之，总而言之，简单说，我看到台湾社运有底下这些问题：
1. 太重视“别人”的肯定，却不重视“自己”的热情。
例如，太重视媒体和参与人数之类的东西。不但“太重视”，简直是把这类东西当成唯一
的“检验标准”。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话很接近我要说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做事应该发自内心，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了佩服。
剑桥有个Campeace，是个反战团体，这团体成员有多少，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也不
知道自己该不该算一份子。这团体历史不久，正式“成立”大约也只有三年。我参加过几
次活动，也参加过各团体合办的几次大型活动。种种异国社运经验，虽然大多只是插花，
可是，我相信我的观察应该不会太离谱。
我发现，英国人可能是因为脸皮厚，似乎不怕参加的人少，或者应该说他们不太会把人数
多少想得很重要，也不会去想什么活动“成不成功”的问题，更不会去想“某一次”活动
成不成功的问题。就好像我无法想像我今天若唸了一本哲学书，马上就问自己是否“成功
地”成为一个哲学家。
英国社运团体的做法，往往是今天一有消息，比如说英美又发射飞弹，他们就会用
e-mail 通知，很快当天晚上就讨论出个时间来，然后隔天一大早或中午就出动去举牌了
。他们通常也不会勤于连络媒体，媒体来不来是他家的事，也似乎没有人关心，至少我是
一点都感觉不出来。
他们之所以动作这么快，不是效率好，而是他们似乎不怕人少，不在乎隆不隆重、壮不壮
观、“气势”好不好看；而这些却是台湾人最在乎的。就算小猫两三只，他们也无所谓。
一般都是选在剑桥市中心菜市场前举牌，常常只有三、五个人就“孤伶伶”站在那里。
不过，这样的“冷清”，却依然让我感到一种很强的“热度”。但在台湾却正好相反，尽
管再“热烈”，也依然是冰凉的，因为那经常只是一种表演罢了。参加台湾社运，往往只
是让我更感挫折，感觉我好像变成一个演员，在合演一出戏给大家观赏，让人们来打分数
，看我们有没有表演成功。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意味着我们的热情并不纯粹。也就是说，我们的“热情”就跟股票
行情一样，随着某种不重要的外在因素而变动。人多就热，人少就意兴阑珊。特别是当摄
影机很多的时候，大家就更“热烈”。摄影机照不到的地方，大概连个鬼影子都没了。
这使人难以信任台湾社运界，给人感觉就像一群在乎选票的政客，或在乎“业绩”的商人
，在表演一些什么给顾客或选民看，感受不到什么真实的热情。就算把麦克风调到最大声
，其实还是听不到声音，因为声音是来自内在强烈的感情，而不是来自外在虚捧和嘈杂。
我们如果总是要把人数或媒体报导等等这些立即性“成果”看得那么重要，那何不干脆去
参选民意代表或当官？把自己弄成一个政治明星之后，一呼百应，动见观瞻，“支持者”
要多少有多少，岂不更省事？比方说，各地就会纷纷成立“陈真立委反战之友会”，那不
是更有动员效果吗？何必做社运做得那么辛苦？
像Campeace 针对这次英美侵略阿富汗的事，他们就如往常一样，订每天中午12点到1点，
想去举牌的人就自己去菜市场那边举。更重要的是，举完之后，不会老是在报纸上发表救
国救民的感想。而台湾社运圈，却绝不“浪费”任何一次活动的“利用价值”；仿佛做了
一件事，如果媒体没报导就意味着这事不存在或不具意义似的。
台湾社运中人经常“感叹”台湾人心冷漠，可是，还有比台湾的“社运人士”或各种文化
菁英让人感觉更冷漠、更无情、心眼更深的吗？许多奸商和政客，依我看，显然都还没有
这么糟。我们并不是爱之深责之切，一点都没有“切”，这就是我和李鉴慧最真实的感受
。
社运人士或进步青年，不管是“温馨型”或“革命型”，总是让我们感到很害怕，因为他
们好像心里总是怀着一堆鬼胎，好像很耐不住寂寞、很需要光环或权力似的，绝不是正直
的人。
媒体报不报，本来就不该是什么问题。它会报不是更奇怪吗？那何必做社运？如果媒体报
导那么重要，何不干脆立志当记者？
我看英国人他们想去抗议就抗议，一般不会先开会开个老半天，串连串得累个半小死，不
会有什么媒体组、公关组、交通组、文宣组、山口组，无所不组，几乎通通有奖，个个有
“头衔”，自己赋予自己某种根本不必要的“权力”。而且，等弄完这些之后，不就没力
了吗？从事一个活动，有这么难吗？
我曾去伦敦参加过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是去年大约此时，纪念美国侵略和经济制裁伊拉
克十周年，大家事先讲好说要堵马路，而英国政府何许人也，哪有可能让你堵伦敦交通要
道。我要说的是，那次活动许多人被捕；而在英国这个“法治”国家，不像台湾，它逮捕
是捕真的，会用烦琐的法律“治”得你死去活来，代价很惨重。更糟的是，不会有人把你
看成“英雄”，绝无法累积什么“政治资源”。
可是，我看许多人，在根本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的情况下，毅然去做那些会立刻遭到逮捕
的动作，比如说，冲到大马路上躺下来让车子不能过。被捕之后，旁观者或其他同志并没
有任何激情，好像被抓走是很理所当然似的（难道不是吗？）。通常也不知道被抓的是谁
。当然更不会炒作什么“因义受难”等等这些无谓的英雄情节。
这样的情景倒让我很感动。因为，如果你是自愿来，自愿被抓，自愿做这个做那个，那你
怎么还能期待别人对你的“付出”歌颂一番？
我记得那次活动中，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警察很明显不想逮捕他，一而再再而三前门抓后
门放，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跑去堵国会大马路，警方后来只好把他拖上镇暴车，而且派出
大批警察在他座位四周，团团围住，怕他在镇暴车里又不乖。
这时候，我看到当天活动一位负责人，若无其事站在镇暴车旁喝饮料，我这时才真正感受
到这是一场战斗，而不是闹著玩。
战士被俘本来就是应该的，媒体有没有报导根本不是重点，也不会有人想发起什么声援活
动。声个什么援呢？被“敌军”抓走不是应该的吗？这难道不就是你故意违法的目的？
那一次，我在镇暴车外，透过窗户和众多围住他的警察，看到这个学生模样的西方年轻人
的侧面，戴着眼镜，冷冷地坐在座位上，目不旁视，面无表情，使我当下心里颇为感动。
我相信，感情是一人“独立作业”，不需要任何人来肯定。
我们总喜欢吹捧一些所谓“因义受难”的人，可是，我们捧他，不就是在侮辱他吗？就好
像我们不会想去捧某个妈妈如何爱她的小孩一样，因为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不但应该，而
且是一人作业，没什么好捧。
一切社运，难道不也应该如此？妈妈爱一个小孩，绝不该去想别人有没有肯定她，或一举
一动都“思考”著有多少“效果”之类。同样地，一个社运，干了就干了，媒体爱报不报
是他家的事，不该是我们一直挂心的。难道他不报，我们就不做了？或做起来就没精神？
2. 太急着看到成果，简直就是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可是，国父革命也得革了十几
次不是吗？
这心态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怪农夫，今天播了种，隔天就想收割那样，太心急了。台湾社
运人士可能以为只要掌握了什么“祕方”，比如说媒体或诸多“名人”之“助阵”，然后
稻子一下子就会长得又高又壮。
这个“社运农夫”很奇怪，从不花时间耕耘，却一心想着祕方，以为真的存在一种什么捷
径或更有“效率”的管道，只要掌握“时机”，迅速就能收割，“业绩”一下就能攀升。
俗话说，“吃不到三天青菜，就想上西天”，大概就是这样。斋戒个几天，就急着问是否
成佛了？是不是往成佛的路上更进一步了？弄个两天活动，就说是“创造了历史”或“历
史性的一刻”；脸皮更厚的，著书立传，台湾所谓“学生运动”不就是这样吗？谁做过什
么学运？如果那也叫学运，那英国岂不是天天都有学运？而且还更辉煌百倍。但在英国，
我从没听说谁是什么学运份子，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就好像没有什么谈恋爱份子或洗衣服
份子一样，那是很莫名其妙的。
说来说去，还是回到老问题：不重视内在感情，太重视外在声势或“成果”，太在乎收割
。其实收割根本不用操心，稻子是否熟了，届时难道看不出来？
而且，更可怕的是，太会搬弄口舌讲漂亮话，动不动就讲得好像意义深远或极具思考价值
，一点无聊小事或一点琐碎小意见，也一概都能用漂亮话加各种艰深词汇，讲得好像很深
奥很深远。台湾文艺青年或进步青年，实在很让人厌恶，虚荣到彻底，毫无半点真诚。
3. 太重视“党中央”。
一个极其简单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要弄得好像很庞大、很复杂、很隆重、很艰深，
而且有时仿佛有个什么“领导中心”似的，有模有样。
这个“党中央”，控制着许多事的进行。常让我感觉好像在从事一项什么复杂的企业活动
或节目似的，凡事得经过相关部门重重批准，当然更必须给干部和总经理们过目裁决。而
且，事先得彩排、研究个老半天；仿佛许多事不是“权力核心”或“决策圈”以外的人所
能插嘴。可是，有这么难吗？
相对地，在英国，如果我愿意，我很容易就能参与或促成一个活动的形成；只要我愿意，
我的意见似乎也很容易就能在团体里传布。而且，不会有人关心我的某种“意识形态”是
否“纯正”或穿着有没有整齐、头衔够不够社会份量等等。
我当然不反对一个大型团体在平常的例行事物上有其规划和权责分工，但是，许多时候，
这种所谓“分工”或监控或开会等等，根本是多余且有害的。
多余不用提了，之所以有害是因为，一个运动或活动，如果老是要弄得复杂兮兮或伟大非
凡，一般人怎么会敢或怎么会想加入呢？那样一种党中央，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给封死不是
吗？我不知道这除了让自己感觉很炫之外，对谁有什么好处？
台湾社运总是带着很强的一种“表演”色彩，像表演大会操一样，总是想“规划”活动，
把它弄得有模有样、面面俱到、声势浩大，可是，“规划”什么呢？有这么难、这么严重
吗？难道我们是在做一场表演？
而且，每个人自己难道没有一点自主性？没有一点不爽之下的自发作为？一定得等什么团
体或一堆团体挂名串连来“发动”之后，我们才能出门去抗议或表达我们的不爽吗？
许多时候都有所谓“活动检讨”，总感觉像是在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次表演任务，现在第
一阶段节目已经结束，大家来想一想“下一次表演”要如何改进，如何隆重推出更好的节
目。
可是，如果我们相信发自个人的感情和力量，哪有什么结不结束的？任何人或任何团体随
时随地都可以单独或呼朋引类去干点什么不是吗？比如说，自己到 AIT 前去给他举牌静
坐一下，比如说，捐点钱给哪个机构，比如说，写封信去骂政府官员等等等，有什么难？
台湾社运界大概是中选举毒太深了，所作所为的模式与心态，往往跟政客搞选举毫无两样
，老是思考着要如何把力量“集结”，好像个人的力量是不存在或不重要似的。就跟“做
节目”一样，一切活动似乎都只能是“规划”之下的集体作业，后面有一个“党中央”在
控制。
再说，哪来什么时机？你怎么学英文，就该怎么做社运。学好一种语言，不外就是随时接
触，经常练习，哪来什么时机问题？但台湾社运却常常讲说要利用什么“时机”，掌握什
么“趋势”，讲得煞有介事，实在很恶心。
搞党中央搞久了，人们就变得很被动，没有党中央“发动”什么，简直不能有什么作为。
就算有的话，也往往把它视为“不成气候”或“不重要”，嗤之以鼻。
其实，我们不该整天骂媒体，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态不就跟他们一模一样？人多的就重视
，有名人出现、有头衔的，就仿佛多了什么“份量”，“值得”我们关注。
社运界的种种心态和行为，其实就跟媒体或政客作风毫无两样，只不过是把“选举游戏”
换个形式演出而已。就像打小蜜蜂跟打坦克车其实都是打电动，骨子里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台湾，谁能否认这一点？
可是，一切气候难道不是由无数的“不成气候”给弄出来的？我们又不是每一次活动都是
武昌起义不是吗？如果我们不是一心想着“毕其功于一役”，那么，任何人大可自己一个
人随时随地干点什么，而根本不需要“党中央”来“发动”。可是，台湾的社运界就跟政
客一样，全然不把这种个人力量看在眼里，我们只看重“大型的”、“人数多的”、“有
名的”、“媒体感兴趣的”、“有头衔的”。
可是，我如果今天心血来潮，我难道不能自己一个人或多找一两个朋友去某个地方举牌或
干扰什么会议的进行？有那么难吗？我们又不是摩托车，需要别人来帮我们“发动”吗？
难道我不会自己“发动”自己？
堤防倒塌的那一刻是很壮观没错，但是，堤防之所以倒塌，断然不会只是因为最后那一个
波浪特别强的缘故。堤防会倒是因为之前已经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浪头，我们总不能以为之
前的那些浪头是多余或无用的。
我看到的英国社运是一波又一波的浪头，不管多么微小的浪，它总是从来不间断，而台湾
却不然。台湾的社运模式就是论述或开会。论述得越艰深越炫，但其实所要表达的不外只
是一些很阿西的意见。至于开会，往往开了很久很久很久，开得人仰马翻、精疲力竭，然
后“规划”出小小的一个人工浪头。更奇怪的是，冲完这一浪之后往往立刻急着问说堤防
倒了没？或者抱怨说我这伟大的神圣一浪，为什么别人都没有注意到？
英国的社运，使我大约能有个信心：某个堤防尽管再坚固，总有冲垮的一天，因为他们每
个人或多或少都是“社运人士”。可是，向来迷信“大而美”的小台湾，却一直相信仿佛
有个什么神奇浪头，经由“党中央”的“集结”，或经由“名人”的带头，或经由某种时
机的美妙掌握，就能带来致命一击。这样的社运文化不改，老实说，我对之完全不抱任何
期望。
可以这么说，英国式社运是一种生活方式，发自个人感情和基本认知，做起来自自然然，
既没得炫，也一点困难度都没有，任何人，大大小小男女老幼都可随时随地从事各种形式
的“社运”，就跟学校组任何一种社团一样，简单得不能更简单。
而且，不会有人在队伍或在活动里区分谁比较资深，谁比较资浅，谁比较有“份量”谁没
有，谁该站队伍前头来“领导”，谁该笨笨地充当人头，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至少不
是一个“有用”的人；仿佛他不是“一”，而只是几万人之中的“几分之几”似的。
台湾式跟英国式社运正好相反，走完全相反路线。在台湾，“社运人士”变成一种特殊身
份或特殊作为，一点都不生活化，喜欢“领导与被领导”，走的是“党中央”路线。而且
，更奇怪的是，其成员一个个口吐艰深而怪异的语言，让人很容易就能区分出谁是社运人
士或什么文化菁英。
可是，在英国，可以说根本没有“社运人士”的存在，因为大家都是“社运人士”。就好
像大家如果都是人，那么，强调自己是人就没有什么意义一样。
4. 喜欢把简单的说得很难。
除了简单的事喜欢搞得很隆重、很困难之外，更喜欢吊书袋、吊“理念”。这简直就是台
湾“进步青年”一个基本现象。简单一个想法，应该大家都能懂的，偏偏要把它讲得很困
难，讲得玄之又玄，以便让人佩服。
问题是，如果你不是智能有问题，怎么会把那样一种超简单的意见讲得如此不知所云？
聪明的人，把困难的想法讲得让人听懂，充满虚荣的笨蛋则相反，一个很幼稚很琐碎的想
法，他偏偏能讲得很炫、很玄。而且，不令人讶异，报纸特别爱登这样一些极其低能的文
章。
经过这么一种玄妙论述，搞得人心惶惶，令人望之怯步。于是，只能吸引同样自命不凡的
一些笨蛋、而“一般人”仿佛没有五把刷子就无法参与社运似的。比较老实一点的人，说
不定还真的以为自己学问见识不如人。
可是，我实在无法想像，如果连纯粹抽象的哲学观念都能表达给一般人听懂个大概，难道
还会有什么和现实有关的想法，却反而抽象艰深到无法用简单的句子来表达？
我一点都不反智，而且正好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少点滥情，多点知识和见识。可是，真
要谈知识就得谈得像样一点，不要永远只会讲那不知所云的几个词汇，整天无时无刻、随
时随地乱吊书袋吊个不停，或总是口吐又艰深又伟大的一些奇怪语言，好像小学国语老师
没有教好似的。
凭良心说，我们什么时候能跟进步青年好好沟通几句？几乎不可能！更不要说什么“讨论
”了。我有时真是不禁怀疑，台湾这些进步青年是不是自卑感都很重？所以需要很多装饰
品或化粧品来维持那弱不禁风的自尊？
难道我们不想与旁人沟通？沟通就要有沟通的诚意，一个想法也才有可能逐渐获得众人的
支持不是吗？如果老是要像在写什么蹩脚论文那样讲话或写东西，实在很讨人厌，那只会
让一个想法更形萎缩，而不是更茁壮。
听台湾进步青年讲话或写文章，常常让我感觉实在他妈的很难受，简直想悬梁自尽。
在英国，我无法想像会有什么“进步”团体讲话或写文章是这副德性。也许，台湾进步青
年就像一个小朋友，刚学会九九乘法，很得意，然后就每天强调九九乘法的重要性，而且
故意讲得玄之又玄，讲得伟大不凡，仿佛拥有它是一种不得了的能力或特质似的。
5. 喜欢检验别人的意识形态。
关于这一点，我写过太多了，这似乎是“号称左派”的特有现象。简单说就是，怀抱着虚
荣，以为左就比较炫、比较酷，于是喜欢强调自己才是“真正”左派，而别人不是；于是
喜欢整天在一些老掉牙的“理论”或“蒋公说”等等上面打转，谓之“深化理念”。
几乎从十几年前的什么“学生嘴巴运动”开始，“理念”这两个字就塞满了进步青年的嘴
巴，整天强调理念理念的，可我不知道他们曾经提出过什么理念？我听到的，往往只是一
些充满虚荣的蠢话或傻话而已。
同样地，我也不反对学术讨论，可是，要讲学术就要像样，不能总是胡扯不是吗？而且，
在你自己所属的学界里，难道还讨论得不够多吗？seminar 还不够烦吗？难道不能尽量用
简单一点的语言跟大多数人讲话或写东西？
我们不是老强调什么“普罗大众”吗？可是，你何时真的想跟别人沟通？你只是想跟别人
炫罢了！把一种理应众人皆能懂的琐碎想法，故意讲得那么难，这是什么心态呢？
6. 太不诚实。
我们总喜欢“权宜”，以便“结合”更多力量来达到某个“““眼前”””目的。好比说
，为了另外某种目的，本来明明主张暴力的，也许突然一夕之间基因突变，变成“和平使
者”。
所谓“和平”，有时听起来，似乎只是一种攻击对手的“武器”。就好像以前的党外人士
或早期的民进小烂党一样，整天讲人权，几乎每一个政客都很想加入台权会，可是，他妈
的原来所谓“人权”，只是被他们当成一种斗争国民党的“武器”，以及累积个人政治资
源或声望的“工具”。
我们如果老是喜欢这样便宜行事，眼前当然会有一些“好处”，但是，最后吃亏的仍然是
大家。
我们不可能用权谋去赢得众人的信任。没有一个政客能永远权谋个不停，社运当然也一样
，诚实一点总是好的。
所谓“不诚实”，不是说我们都在说谎，而是说我们该把一些道理“““当真”””，不
能随口说说，不能老是“权宜措施”，不能为了某个目的，就用另一种漂亮的说词来掩饰
或当武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不能多重标准，不能动不动就是爱啦、非暴力啦、公义与
和平啦。当我们大声呼喊这些口号时，是当真呢？还是只是当成一种自欺欺人的廉价口号
？
当然，更糟的是像美国那样，一下丢炸弹、丢鸡蛋，一下又满口和平。这些美好字眼真是
很无辜，总是被随便说说，就像卫生棉一样，用完即丢，反正“下次”还有其它新包装、
新口号可以用。
台湾社运的问题真是写不完，简单一句话就是：玩假的。至少不是很纯；搀杂了太多虚荣
。一切问题也似乎都和虚荣这个杂质有关。
不过，耐心读到这里的社运“同志”们，请别抓狂，我说的一切，完全只是一种现象、一
种感觉，并非指哪个特定人事或团体，就跟我们观察到台湾医生很爱钱一样，并没有指哪
个医生爱钱。
所谓社运，竞争的是““价值””（value），而不是权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品味”
应该跟对手不一样，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而不是在同一种品味下竞争谁是老大。我们在
乎的，从来不是“谁”当家的问题。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种“看世界的方式”被普
遍接受。
我们不该用跟对手同样的尺度来衡量人事物的价值。我们不该总是在“效率”、“业绩”
、“权谋”以及“肉眼可见的力量”等等这些东西底下做思考。如果是这样，那么，一来
，没有做社运的必要，二来也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因为，那等于是说一切都不会改变，改
变的只是招牌或不断换老板而已，卖的仍然是人肉包子。
手段是重要的，因为，手段变了，目的也就会跟着变。对手段的考量更是重要的，因为，
我们之如何考量手段或如何看待人事物的价值，意味着我们真正想要追求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