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受刑人适应回归社会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入狱
现在入狱了又要让他们适应社会
搞一堆半套又不实际的做法
绕了一圈 脱裤子放屁 浪费资源啦
受刑人应该通通放出来适应社会
让大法官们用道理来感化他们
令其改悔自过 适应社会生活
※ 引述《ns954411 (ns954411)》之铭言：
: https://casebf.com/2017/12/02/j755-hsu/
: 为何我们要关心受刑人的人权？
: 长期以来，台湾社会不解于司法体系为何要保护“坏人”；对于违法乱纪而侵扰、甚至
摧
: 毁他人人生的犯罪者，法官为何不愿治乱世用重典，反而选择“与魔鬼为伍”，不厌其
烦
: 地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在社会安全秩序与人权保障之间，法官的价值判断往往与多
数
: 善良国民的法感情有落差，这或许是当前社会人民对司法信任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 本件解释多数意见认为受刑人在监狱中所受处分或其他管理措施，如侵害其宪法基本权
利
: ，应有权向法院请求救济。本席赞同多数意见延续过往解释，进一步刨除监所中特别权
力
: 关系的余烬。然而，这似乎更加坐实了司法独厚“坏人”人权保障的社会观感。为免司
法
: 公信力因此持续探底，本席有义务向国人说明大法官为何关注受刑人人权的进一步理由
。
: 爰提出以下五点协同意见予以补充。
: 一、受刑人只是穿“囚服”的国民，并非宪法基本权保障的“弃民”
: 依照宪法权利义务篇章规定，基本权保障应普遍适用于所有人民身上，没有例外，不因
身
: 分不同而有基本权保障有无之分。因此，我们应该有一基本认识，受刑人人身自由虽被
限
: 制在监狱之中，但并未因此就被宪法放逐而成为不受基本权保障的“弃民”或“化外之
民
: ”，他（她）只是穿囚服的国民，而不是“非国民”。因此，受刑人基于同受宪法基本
权
: 保障的（穿囚服）国民身分，在监禁期间，其所拥有各种基本权利中，除人身自由遭受
限
: 制，以及附带造成其他自由权利的当然限制外，其他宪法所保障之基本权利，监狱如欲
加
: 以限制，仍需符合目的正当，手段合乎比例性的宪法要求（宪法第23条）。例如书信检
查
: ，限制其秘密通信自由；禁止接见家人，限制其家庭权；施用戒具，限制其不可侵犯的
身
: 体权，均需符合宪法比例原则的要求，不得恣意。这是国家应忠实履行而不得恣意妥协
、
: 弃守的宪法诫命。
: 受刑人基于基本权，除了可以防御来自国家的恣意侵犯外，若监所内的生活条件未能符
合
: 基本人类需求而侵害其人性尊严，譬如欠缺足够的食物及饮水、干净的生活空间、适足
的
: 医药及心理健康照护等等，受刑人也有权向国家主张所涉人性尊严基本权的受益权功能
，
: 请求国家提供一定物质与劳务给付。另外，监所中每每存在帮派结社的次文化，此亦对
受
: 刑人的基本权产生莫大威胁；譬如受刑人之人身自由、免于身心伤害之身体权及人性尊
严
: 等皆可能受狱中同侪危害。此时，国家亦应履行基本权之保护义务功能，确保受刑人不
受
: 第三人之侵害。
: 二、受刑人的“再社会化”，甚至是宪法的诫命
: 受刑人除享有前述传统的基本权外，晚近比较宪法上，甚至根据人性尊严与自由发展人
格
: 条款发展出受刑人“再社会化”（Resozialisierung）的宪法诫命。受刑人的“再社会
化
: ”，强调国家透过执行监禁等刑罚所欲达成的目的，并非使受刑人因“非人”生活感到
痛
: 苦，而对国家法律感到畏惧；也不是透过监禁，将其从“正常社会”予以隔离，让一般
人
: 视而不见而感到安心。而是在于使受刑人改过自新并重新复归社会（我国监狱行刑法第
1
: 条参照）。其内涵，具体而言，指国家应采取必要之措施，使受刑人培养出亲近社会、
适
: 于社会生活的能力：其一方面得以理解为何应尊重他人、肯认他人价值与道德主体地位
；
: 另一方面，寻回生活目的与自我价值感，并有能力自立自强，在社会中自主发展有意义
的
: 生活。向来通说认为“再社会化”只是监狱行刑的政策目标，无关宪法要求。但细究“
再
: 社会化”的内涵，例如重建其自我价值及自主发展生活等等，皆与宪法维护人性尊严、
保
: 障个人主体性以及自由发展人格之意旨有深刻连结。“再社会化”因而提升为公民与政
治
: 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第3项的保障内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在多次裁判强调“再社会
化
: ”是源自人性尊严之保障的宪法诫命，国家有采取必要措施以协助受刑人培养回归社会
: 之能力的积极义务。虽然应采取何种措施，始满足再社会化的宪法诫命，承认国家有一
定
: 的自由形成空间，但国家的措施如与“再社会化”的宪法诫命背道而驰，则可能被宣告
: 违宪。
: 三、保护受刑人基本权，也保护社会安全
: 或许有人仍不死心质疑为何宪法要保障“坏人”基本权，质疑为何需对受刑人的“再社
会
: 化”负担如此沈重之宪法义务。本席在此尝试从另一角度指出，保障受刑人的基本权利
，
: 除了是宪法的要求外，更具有维系整体社会公共安全之工具性价值。试想，若受刑人未
能
: 免于国家恣意侵害、无法获得基本生活所需、甚至时时担心最起码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
: 将持续性地处于恐惧与匮乏之中。而恐惧是人性的腐蚀剂，日复一日的蒙受被剥夺感、
处
: 于高压环境并受到无所不在的监视，矫正机构中密集相处的人与人之间将难以存在信任
。
: 受刑人若连仅仅是维持生物性的活存都未必可得，如何期待其发展有意义的生活、学会
尊
: 重他人并理解遵守社会规范之道德意义，从而迈向再社会化？
: 在未能培育与他人相互尊重地相处、亲近社会的能力之下，受刑人若回归自由生活，监
所
: 在他们身上曾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使其可能再度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刀剪。另一方面
，
: 监所作为一种“总体机构”（Total Institution），意图依赖单纯的权力关系稳固内
部
: 安全，但当受刑人在监狱活下去都成为奢望，又怎不会成为监狱管理与安全的不定时炸
弹
: ？简言之，当监所中的生活处境无法符合人道条件，未能落实其基本权保障，使受刑人
无
: 法有效复归社会；最终受害、反噬的不只是矫正人员、受刑人自己与家人，还将包括整
个
: 社会。
: 因此，唯有在监狱中让受刑人活得像人，受刑人未来才可能顺利复归社会，有能力与其
他
: 社会成员共同生活。这就意味着需创造出使受刑人免于恐惧与匮乏、享有个人安全的制
: 度与物质条件，才能期待他逐渐学会承认、尊重他人的价值。而反映在深层的价值取舍
上
: ，这更意味着在要求受刑人看重他人的道德地位之前，我们必须先愿意肯认受刑人同样
享
: 有人性尊严，不忍见其落于非人道的生活处境而受苦；也就是说，我们对受刑人肩负著
同
: 一社群成员之间的互惠道德义务。从而，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之下，期待受刑人
再
: 社会化，并因此维护受刑人的人性尊严及人道需求，便只能导向同一结论，亦即受刑人
应
: 受宪法基本权利之保障。
: 四、保障后端诉讼权救济，也需前端外部参与的申诉救济程序
: 接着继续谈到本号解释关心的受刑人的司法救济权。监狱这种几乎与社会隔绝而独立封
闭
: 的场域中，成为贯彻特别权力关系的最佳样版。世界各国对于受刑人对外寻求司法救济
，
: 多抱持保守的立场，原因在于一旦此封闭机构受到外部司法机关的质疑，维持监狱运作
的
: 特别权力关系将面临严峻挑战。也因此在本院释字第653号解释驳斥“基础关系与经营
关
: 系区分理论”，未设任何条件限制地扬弃特别权力关系，准予受羁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诉
讼
: 请求救济后，相关机关本该举一反三，即刻对受刑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与释字第653号
解
: 释为相同处理，却要迟至将近10年之后的今日，才有机会倚赖本号解释攻下此一特别权
力
: 关系的最后滩头堡，真令人不胜唏嘘。或许受刑人是触犯法律而被定罪的“坏人”，不
易
: 博得社会大众同情，有以致之吧。本席前面既根据宪法应然面的要求，以及保障受刑人
藉
: 以保护社会大众安全的工具性理由，呼吁应保障受刑人的基本权，基于“有权利即有救
济
: ”的理由，支持本号解释多数意见，承认受刑人于其宪法保障之基本权利受侵害时，有
向
: 法院请求救济的权利，自属逻辑之必然。本席也支持多数意见认为受刑人基本权利唯于
侵
: 害非显属轻微时，始得向法院请求救济，理由除了“微量侵害不构成侵害”的所谓“微
量
: 保留”（Bagatellevorbehalt）理论外，也在于珍惜宝贵司法资源，避免因滥诉而遭到
: 滥用。
: 司法救济固然是确保人民基本权利的最后与最起码手段，然而在监狱的总体特征下，无
论
: 是监狱在行政管理的强制力或受刑人的次文化影响下，受刑人透过司法救济以期改善其
监
: 狱处遇，往往缓不济急，甚至法院裁判在现行诉讼制度下，能否有直接透过像美国法院
所
: 核发的“禁制令”般具体介入监狱处遇的效力，也是我国面临受刑人诉讼权保障议题的
实
: 际难题。因此，本号解释透过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精神，要求监狱的监督机关，应
设
: 置具有公正及专业的外部人士所参与之机制，避免监狱因为其内部封闭性质而根本阻断
受
: 刑人申诉进而提起司法救济之机会，以弥补司法救济之不足，本席予以赞同。
: 五、监狱设施与处遇应朝向符合人性尊严之多元弹性调整
: 最后，于监狱此种总体机构之下，受刑人人格特质被完全消灭，成为行政管理下适用相
同
: 设施与处遇的客体。然而，若要维护受刑人之人性尊严、个人主体性及人格自由发展空
间
: ，监狱除了应改善整体设施与处遇外，对于具有特殊需求之受刑人，须有相应之弹性作
法
: 。例如世界各国都面临的监狱收容受刑人人数过多所生之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曾
于
: Brownv.Plata一案中，认定监狱受刑人过度拥挤构成酷刑与非人道之处遇，牴触联邦宪
: 法第八增补条款。联合国药物及犯罪署（United Natio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
: 于2009年发布之“处理受刑人特殊需求之工作手册”（Handbook on Prisoners with
: Special Needs），其中亦针对精神疾病患者、身障者、少数族裔、外籍人士、同性恋
者
: 、性别重置者、老年者及判处死刑者等不同身分之受刑人，其于受刑期间所面临之不同
需
: 求，提出各该问题之解决建议作法。
: 以身障者为例，基于其生活所需，监狱是否于不同处所设置无障碍空间，是否提供必要
辅
: 具、医疗照顾以及相关专业人员协助7等，均涉及身障受刑人能否于监禁期间受到平等
与
: 符合人性尊严之对待。以我国为例，监狱行刑法第17条规定：“受刑人因衰老、疾病或
身
: 心障碍不宜与其他受刑人杂居者，应分别监禁之。”仅要求将身障受刑人分别监禁；然
而
: ，监所是否提供无障碍设施，或依据个人需求提供合理调整？于条文中均无从得知。此
外
: ，分别监禁是否等同某种程度的生活隔离而不符平等要求，亦有待宪法检验。身心障碍
者
: 权益保障法第85条固然规定：“身心障碍者依法收容于矫正机关时，法务主管机关应考
量
: 矫正机关收容特性、现有设施状况及身心障碍者特殊需求，作必要之改善。”然本条规
定
: 是否足以作为身障受刑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之请求权基础，仍不明确。我国签署联合国
: 2006年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 Disabilities, CRPD），并制定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后，相关机关就监狱设施及
处
: 遇应如何妥适规划，以符合身障受刑人之权利保障并避免歧视，即成为急迫而应加以面
对
: 的问题。
: 又监狱中往往复制社会性别二元结构。譬如对于受刑人监禁施以性别隔离8；仅限“入
监
: 妇女”有权请求携带未满3岁之子女。而对性别认同不一致之受刑人，究竟应监禁于何
处
: ，于刑之执行期间得否进行贺尔蒙治疗或性别重置手术？对同性恋之受刑人，依据其生
理
: 性别而为监禁时，如何于监狱处遇上予以平等对待？譬如受刑人之接见及发受书信，以
最
: 近亲属及家属为限，则同性伴侣如何认定？
: 以上问题，固然尚无法透过本号及释字第756号解释一并处理，但在受刑人挣脱特别权
力
: 关系桎梏之后，相关机关应当秉持宪法保障受刑人基本权利之意旨，尽速检讨修正监狱
行
: 刑法，逐步改善监狱设备与监狱处遇决定之程序，开拓我国受刑人权利保障之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