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上）：香港命运相连的“光荣撤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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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是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命运分水岭的重要一年。图为香港移交的隔年，彼时象征著
港英旧时代的香港启德机场关闭；宣告新时代到来的赤鱲角机场启用。图／美联社
文／郭耀斌（The Glocal 研究员）
在1992至1997年出任最后一位香港总督、香港人䁥称“肥彭”的彭定康（Chris Patten）
，在2020年6月中加入了英国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成为该组
织的赞助人。彭定康表明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也认为伦敦对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的香港人负有道义责任。
在此之前，彭定康亦与共事多年的党友、英国前外相芮夫金（Malcolm Rifkind），联手
找来来自全球43个国家及地区、超过900名现任及前任国会议员或官员（截至6月19日），
一同联署谴责中国人大订立《港版国家安全法》这个举动，是“明目张胆违反《中英联合
声明》”。
彭定康在2014年9月香港“雨伞运动”前后，便多次接受传媒访问和在报章撰文评论香港
事务，多番声援港人追求民主自由，呼吁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但大
多是字眼或精神上声援港人，立场大致温和，更明言不支持港独；但当中国人大宣布草拟
港版国安法后，他积极拉拢西方政治人物支持港人诉求，又呼吁七大工业国（G7）联手反
对北京订立港版国安法，与香港人同一阵线。
众多西方国家政府及政治人物支持香港人，反对北京的举动，明显是因为美国向盟国施压
，但笔者亦不敢断然抹杀彭定康的热心举动。彭定康自1966年起从政，1979年首次担任英
国国会议员，至2004年卸任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专员，外界对其接近40年的从政印象和评
价，大多来自其5年的港督任期。
彭定康不像以往的港督，本身没有涉及中国以至英国殖民地事务的历练，出任港督一方面
是要执行英国移交香港主权予中国前的“光荣撤退”任务，另一方面他把握了这个罕有“
执政”机会，向香港人、北京以至国际社会显示其政治手腕和风趣幽默作风，在英国保守
党政府支持度不断下滑期间，在地球的另一方继续垂范保守党人的政治风范。
彭定康出走远东这五年，尝试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虽然改革最终只有2年寿命，但过程
中不但成为他政治履历中最重要的注脚，香港人的政治意识也因他而有所改变，竖立了香
港人对政治领袖的标准，埋下了今日中港关系以至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局势的伏线。
一切由败选开始
彭定康1944年出生，成长在伦敦一个祖先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家庭，1965年牛津大学贝利
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毕业，主修现代历史。他在1966年加入保守党，直至1979
年于巴斯（Bath）选区胜出英国国会选举后，才正式步入英国政坛主流。
年轻有为的彭定康平步青云，1983年便担任政府的政务次官，其后晋升至国务大臣。1989
年7月，他终于获首相兼保守党党魁柴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赏识，加入内阁出
任环境大臣，负责当时极受争议的人头税（poll tax）政策。此政策加上柴契尔夫人与欧
洲国家关系闹僵，迫使柴契尔夫人在1990年党魁选举期间辞职，结束她超过11年的首相生
涯；而彭定康与柴契尔夫人的政敌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连同时任财相梅杰（
John Major）和时任外相赫德（Douglas Hurd），被指是“倒阁四人组”。
梅杰接任柴契尔夫人的首相和保守党党魁一职后，迅即委派彭定康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
事务大臣，以及保守党主席（英国政党是政务和党务分开，保守党主席是该党的党务负责
人，而彭定康当时的任务，是为保守党统筹1992年的英国国会选举）。
彭定康不负所望，成功扭转保守党被人头税政策拖累的劣势，助该党在选举获得过半议席
，但或许因为过份关顾党友的选情，忽略了自己的选区，彭定康最终意外不敌自由民主党
候选人，成为该届选举其中最冷门的战果。
梅杰成功连任前，在国内不但保守党的支持度一直落后对手工党，英国在香港主权移交过
渡期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姿态被指过份软弱，期间梅杰更要屈服于中国的要求，在1991年
9月亲自前往北京，签署有关中英两国涉及香港兴建新机场事宜的谅解备忘录。
梅杰将之视为外交失利，结果迁怒于2名力主梅杰到北京签署的官员——港督卫奕信（
David Wilson）和首相府中国事务顾问柯利达（Percy Cradock），于同年12月决定狠下
心撤换二人。当中的港督一职，伦敦意外地未有即时公布人选，继任人选在1992年上半年
悬空了一段时间（卫奕信留任至继任人选上任为止）。当彭定康败选后，梅杰委任彭定康
出任末代港督，安抚这位48岁的亲密党友，也力图重振英国外交的声誉。
当时不少传闻认为，假如彭定康成功保住议席，有望在梅杰的内阁中担任外相。梅杰在
1999年出版的自传中，则透露打算在彭定康胜选后任命他为财相。由此观之，梅杰对彭定
康寄望甚殷，而彭定康在香港的5年不时与中国对着干，可谓“符合期望”。
焉知非福
二战后，英国部署陆续撤出殖民地，由伦敦委派的英属殖民地总督，大致都是执行把权力
由殖民政府顺利交接至新政府这个任务。彭定康在1992年7月履新担任末代港督，当时香
港的主权已经确定在1997年转交至中国手上，加上伦敦因中国市场对英资企业有庞大利益
，即使发生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也不欲因香港主权问题破坏与北京的关系。彭定康千里
迢迢来到香港，理论上可发挥的空间不多，但这个看似鸡肋的任务，却为他改变了一生。
彭定康亲密党友梅杰的胜选蜜月期，只维持了约5个月。英国在1992年9月被金融狙击手索
罗斯（George Soros）成功卖空英镑，无力在欧洲汇率机制中维持英镑汇率下限，引发英
镑急剧贬值，冲击英国经济。自此，传媒和民众对梅杰的经济政策不断失去信心，加上连
番施政失误，保守党政府民望持续下滑，导致该党在1997年的英国国会选举中惨败，经历
了13年在野时期后至2010年才重新执政。
即使彭定康如梅杰所指出任财相，因现实条件所限，也没有能力阻止索罗斯卖空英镑。彭
定康不在内阁，避过了保守党由盛转衰这一劫，对他个人而言实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
在香港“执政”的五年
香港在大英帝国版图中一直有特别的意义。香港既非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这类理论上是
自治领（dominion）、但实质上是独立国家，自治程度亦不如1959至1963年期间的新加坡
自治政府，但伦敦在二战后不断给予港督自主空间，在财政和对外贸易上不用事事考虑伦
敦的利益，间接促成香港在1997年后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仍享有自主权。即使如此，1992年
的香港命运早已注定，政治上铁定在1997年由中国行使主权——究竟彭定康可以做什么？
彭定康抵港履新当日，没有像以往的港督穿上殖民地官员的官服，相反有如胜选后的政治
人物到所属的选区拜票和谢票，不断向在场观礼的观众挥手打招呼，使香港人另眼相看。
任内5年，他不时到访民间视察民情，与民众挥手打交道，听取民众陈情社区及生活问题
，即场接受传媒采访，甚至表现馋嘴的一面，公开“吃蛋挞、喝凉茶”。
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彭定康在1993年带同正访问香港的时任德国总理科尔（Helmut
Kohl），一同前往西饼小店泰昌饼家亲尝蛋挞，令该店声明大噪。事后有说法认为，彭定
康公开吃蛋挞是为了因应1857年裕盛办馆毒面包案，代表香港殖民政府正式向港人致歉。
但不论真相如何，他这个吃蛋挞的公关举动，很多经历过彭定康任内五年的港人至今仍津
津乐道。
彭定康参考了英国国会开幕大典上的女王（或国王）致辞，每年10月亲赴立法局宣读《施
政报告》，简述香港殖民政府在未来一年的施政方针。他也仿效英国国会的首相问答，在
香港首创立法局答问大会和市民答问大会，亲身接受议员和香港人质询，一方面展示他能
言擅辩的才能，也成功拉近港督与香港人的距离，以示自己向香港人负责。
吃吃喝喝、表现亲民的背后，彭定康在香港其实是要干一番事业，那就是推动香港政治改
革，尝试在英国和中国之间，尽力为香港争取政治空间。他在上任后3个月、1992年10月
公布政治改革蓝图，增加香港立法局的民主议席，目标在1995年的立法局选举中实践。
为了达成这个艰钜任务，彭定康找来旧下属、绰号“大龟”的戴彦霖（Martin Dinham）
，以及年仅27岁、绰号“细龟”的黎伟略（Edward Llewellyn，现任英国驻法国大使）担
任他的两名私人助理，再配合新闻秘书韩新（Mike Hanson，中途离任，由麦奇连Kevin
McGlynn接任），和驻香港多年的学者、绰号“魔僧”的顾汝德（Leo Goodstadt），组成
又称“心战室”的四人幕僚团队，把辅助港督施政多年的殖民地事务咨询组织行政局（现
称行政会议）视作花瓶，束之高阁。
彭定康在英国经过多年选举历练，也担任过内阁成员，他把民选政治人物的作风带到香港
，使从未体验过真正民主制度的香港人，感受到类似民选领袖的问责执政，一改以往香港
殖民政府高高在上、与香港人保持距离的封闭风格。
近年解密的英国档案显示，中国反对英国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客观上是为了确保中国
在1997年接收香港主权时，香港殖民政府的开明专制特色能够保留至1997年后为中国所用
，防止民主的香港社会改变中国民众思想，动摇中共政权。彭定康当年尝试在香港推进民
主，举动进取，自然引来中国激烈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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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港督彭定康（下）：宁化飞灰不作浮尘...中国恼火的“港英喉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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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心以为能从英国手上顺利取得香港主权，怎料杀出彭定康企图在香港推进民主？时
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公开斥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自此彭定康与新华社
香港分社（当时为驻港的中国官方代表机构，2000年改称香港中联办）社长周南和副社长
张浚生经常为香港事务隔空开火，唇枪舌剑，蔚为奇观。
一直以来，伦敦的中国事务官员和历任港督，对中国的认识大多只停留在东方主义的视野
，对中共的谈判作风和思维模式一知半解。他们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经常惧怕中国会随时
派兵夺取香港主权，结果每每处于下风，不是错过时机取得涉及香港的更多利益，就是被
北京洞悉自己的谈判底线。
中英谈判期间的英国谈判团关键人物、时任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1984年卸任驻中国大
使一职后，他分别担任柴契尔夫人和梅杰的中国事务顾问）认为，香港的食物和食水依赖
中国供应，加上英军驻守香港也不可能抵抗中国解放军；纵使英国在国际法上拥有香港岛
和九龙半岛的主权，一旦新界（占香港面积最大的范围）的主权在1997年后转至中国手上
，英国也不可能继续有效管治下去。
柯利达因此说服柴契尔夫人放弃香港主权，换取中国不单独对香港主权有所行动，期间为
香港争取最大的利益。
中国在香港主权问题谈判中从未退让，结果令急于达成协议、解决问题的英国多番退让，
柯利达的姿态最为关键。从今日的角度看，柯利达早在谈判初期已被北京识破底线，发现
英国可牺牲香港主权，来保障英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因此能“主动地选择被动”，等待
英国自行退让，接受中国的条件和要求。
彭定康担任港督前，从未在外交部供职过，亦没有在1979至1984年参与过中英谈判，对中
港事务一无所知，结果这项看似是缺点反而变成他的优点。彭定康没有中国经验的包袱，
对中港政治的了解全凭“细龟”黎伟略短时间内的研究分析，没有东方主义的幻想和距离
感，加上没有连任的压力，使他能搁下包袱为香港争取有限的政治利益，直接顶撞中国官
员。
除了鲁平外，彭定康每日也被香港的亲中传媒谩骂、抹黑和嘲笑，但他仍处之泰然。他在
2012年接受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访问时，忆述当年虽然不断被香港的亲中传媒极尽
能事抹黑嘲笑，但认为：“如果抱持自由社会的信念，便要接受这是政治气候本质的一部
份。”
彭定康惹来北京震怒，是因为他在中英双方协调、有关香港立法机关民选议席数量逐步增
加的计划中，在方案中修改为有利民主派的选举方式，不能令中国提早在选举制度中取得
优势。
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又称“新九组方案”），最终在1994年6月惊险获通过，但因为中国
激烈反对而不能跨越1997年，只能在1995至1997年期间实践。他被中国官员严词斥责违反
英国在《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违反《基本法》衔接的原则、以及违反中英两国政府以
七封书函达成的秘密协议，简称“三违反”。
经此一役，“千古罪人”彭定康与“台独份子”李登辉、西藏“分离份子”达赖喇嘛十四
世“齐名”，成为至今中国官方的眼中钉。
香港的传统亲中派传媒以往喜欢形容彭定康代表“英国人撤走时埋地雷”，破坏香港立法
机关在1997年前后顺利交接，也纵容房地产价格高涨，导致香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
房地产市场大崩溃。如果要在施政上挑骨头，彭定康未有推出严厉替施压抑香港房地产泡
沫，可说是他任内少数的败笔。
精神病院的告别赠言
香港现时的政治空间不断被北京收窄，得到亲中政治人物和权贵支持。很多人、特别是年
轻人发现，彭定康出任港督期间，似乎早已预视这个情况终有一日出现。
彭定康在1996年发表出任港督以来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提到：“我感到忧虑的，不是
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
北京在1997至2002年期间未有过份干预香港特区政府管治，香港人起初对彭定康这番说话
不以为然，但随着北京伸入香港的手慢慢越伸越深，香港人终于明白——真正侵蚀香港自
由社会的，是被北京引诱而出卖香港利益的权贵。
2014年8月31日，中国人大宣布通过俗称“八三一方案”，正式否决港人对2016年立法会
和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的所有民主改良诉求，这亦是同年触发“雨伞运动”的核心原因。
当年的9月初，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忆述在卸任前数个星期，曾到访一个精
神病院，里面有个穿了整齐三件头西装的病人，很认真的问他：“你经常告诉我们，英国
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那么你如何解释你未有征询香港人的意见，便把香港送交至
世界最后一个极权政府？”
即使当刻身处精神病院，彭定康回忆起来，认为那是自他在香港以来听到“头脑最清醒的
提问”。他直言该病人头脑太清醒了，自己回答不了，但认为“当年他的政府能够多做一
点，以回答这条问题”。1997年6月30日傍晚，彭定康的告别演辞提到“香港人现在能够
管治香港”，但他的心里从来不相信中国会容许港人治港。
少小离家老大回
在香港主权移交仪式上，坐在彭定康身旁的不再是当初委派他来香港的亲密战友梅杰，而
是刚刚在两个多月前带领工党在英国国会选举大获全胜的布莱尔（Tony Blair）。那时候
，44岁的布莱尔率领工党革新了被保守党控制了18年的英国政治氛围，保守党陷入低潮。
53岁的彭定康挟著在香港累积的高人气、返回英国政坛后，发现物是人非，党友已移席至
反对党的座位，英国政坛不再是他们的时代。
彭定康的天主教信仰，加上出色的外交手腕和亲欧立场，首先获布莱尔政府委派在1998至
1999年出任“北爱尔兰警队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负责改革北爱尔兰警队，其后再获布
莱尔政府推荐，在1999至2004年出任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专员（此职位经过合并后，现名
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60岁的彭定康完成了在欧盟的任务后，先后出任牛津大学校监和英国广播公司信托基金主
席，不时以保守党元老这个身份在英国脱欧议题上发声。
“揽炒”的印记
彭定康最挂念的，仍是香港这个远东弹丸之地。他先后多次重临香港，期间或多或少总会
评论香港政治情况，由2014年起至今，他不时撰文和接受传媒访问，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
，批评香港政治制度倒退，批评北京破坏香港人应有的权利，而且语气一次比一次重，逐
一应验在出任港督时对1997年后香港的预言。
自2019年6月以来，香港人由反对“送中法案”开始，不断遭受北京的国家机器压迫，同
时不断求助外国帮忙对抗中国，促成了是次北京订立港版国安法的动机。彭定康当年单打
独斗，几乎是唯一西方政治人物公开对抗中国；如今香港年轻人前仆后继抵抗中国打压，
能否获得国际社会同情？
香港年轻人这种“揽炒”（即“玉石俱焚”的意思）的决心，其实彭定康在1996年发表的
《施政报告》结尾部份，冥冥中已有所预示：“在我看来，香港一直在生活中实践（美国
）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信条：‘宁化飞灰，不作浮尘。宁投熊熊烈火，光
尽而灭；不伴寂寂朽木，默然同腐。宁为耀目流星，迸发万丈光芒；不羡永恒星体，悠悠
沉睡终古...’
“...前路不管有何挑战，都不会使这颗流星飞坠，使光华从此消逝。我深愿香港能奋然
而起，征服未来，到时候，历史也必为之动容，起立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