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不分是中华传统　忠君爱国即爱国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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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学校长联署声明发表后，社会分裂更深更广，因为声明触及今天的港陆对立焦点；言
论自由。自由当然有前提，问题是统治阶级开出的限制通常较严苛，现存体制的反对者却
要求宽松。可怜诸大学校长尽管学贯中西，却一辈子未曾真正面对过这个忽然变得空前尖
锐的矛盾，乃有进退失据的场面，有的还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其实，这些学者若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文明地方当学术领导，都会不过不失，但在香港
却被迫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表态支持统治阶级，殊为不幸。覆巢之下无完卵；释法DQ之后，
言论自由的基地何可不遭蹂躏、大学校长哪能避开狼吻？这些从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政治
乙女，大家不应该以打不死的独自派领袖人物的标准来评核。当然，他们头上一向顶着的
那一抹德望光彩，也就从此失去。
中共与中国文化
共产党污手触碰过的事物，无有不变粪土，但在它的支持者看来，却都是值得敲锣打鼓欢
庆的盛世事。如此丑恶常态，恐怕是国人自身文化基因里的问题，不能都怪马列史。
一九五八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牟、徐、张联合发表长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
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四位学者对中国文化
的看法几乎完全正面，不足之处在于民主自由的观念薄弱，有种子却未发芽，需由西方输
入作补充。对于中共的思想来源，他们则认为“根本不是中国的”（见宣言第十章第六段
）。笔者认为这是过分武断和乐观了。
中共的信仰体系其实包含大量传统文化的东西，非常中国。举例说，民主派常常指控中共
“党国不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确坏透了，但无损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党国有
别而且可分，反共乃必须，但却不能因此不爱国。（这是“大中华”民主派无法接受港独
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把“党”理解为一个以某种包罗的政治和道德规范组织起来的垄断性精英
利益共同体（如今天的中共），那么，在传统中华文化里，皇帝家族一姓及其委任的官僚
体系就是一个党（可称作帝党），这样的党和国家不仅不可分，甚至更是党国一体、党即
是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便是在诸如《诗经》
、《左传》、《孟子》等古籍里，尽管用作目的或不同，意思却一样。
忠君爱国、爱国爱党
与这个政治秩序共生的意识形态，就是后儒所说的“忠君爱国”；这与今天中国由“姓党
”的一家专政底下对人民提出的“爱国爱党”说法雷同。（两个说法里的党、国次序倒转
了，但以党为依归的意念则一。）
有人会说，孔子和孟子等先儒，对君臣关系作了民本解释，否定了绝对意义上的“忠君爱
国”思想，因此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与中共那套不相干的。但是，如果拿孔孟的言论原
文细读，并不能清楚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孟论述君臣关系时，的确提出过含进步意义的说
法，但用现代语词形容的话，是打了擦边球，回避了矛盾，“忠君爱国”的思想并没有因
此动摇。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与鲁定公的一段对话。定公问：君王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王，
彼此应遵循什么原则？孔子答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谈的是在正常状态
底下的君臣关系博弈平衡——（礼、忠）就是一对平衡策略。孔子没说明的是，如果皇帝
（中共）不“礼”，臣下（港人）还要不要“忠”。
到了孟子那里，矛盾就比较尖锐。《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齐宣王和孟子就历史上“汤
放桀”、“武王伐纣”两件事的一段对答。齐宣王问得很刁钻：那样臣弑君，可以的吗？
孟子答说：损仁的人叫贼，损义的人叫残，残与贼都是大坏蛋，杀大坏蛋不算弑君（“闻
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的回避很技巧、很得体——汤放桀、武王伐纣的事都
做对了，但桀、纣不够格称人君，杀了他们，也没违反“忠君爱国”大原则。
孟子的危险逻辑
面对一个王，孟子很明显不能不这样说。但这是非常危险的逻辑；文革期间，党认为“反
革命”不是人，杀了也不算不人道。或者，今天，党认为港独是狗，关起来打也不算违反
人权。
我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作十分正面的解读，例如孔孟的人本思
想；那是没错的。然而，严格而言，理论上孔孟都没有干净利落地突破当时的最高政治道
德规范——忠君爱国。原因很可能是太危险了，就像今天鼓吹香港独立一样。于是，“忠
君爱国”这东西一直作为后儒的政治规范和核心价值而存在，演化为今天中共提倡的“爱
国爱党”，乃是一脉相承。上述四位新儒家认为中共思想不来自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中华
文化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纯洁。
中共固然破坏了不少中华文化的优良部分；但在中华政治领域里，党国不分才是一贯的，
中共实际上继承了、代表了中华文化政治传统里的这个核心部分。
相反，党国二分、党不同国的说法，的确是舶来品，是西方近现代出现了民主体制、政党
政治之后，传过来中国，由梁启超等人介绍给国人的。中共骂民主派、异见人士反对一党
专政乃照搬西方，大家听了也许非常反感，却大体上符合事实。便是新儒家也承认，中华
文化本身开不出民主制度，一定要倚赖西方文化这方面的输入。
国家：不可爱但可忧
明白了这点，大中华民主派的思维里便可能出现信仰危机：中华政治传统与民主价值既然
没有多少共同点，那么这个国家有多可爱？如果在民主派的价值体系里，政治民主是最重
要的东西，则中国（指传统中国，不指今天的中国）并不特别可爱。事实上，中国政治人
爱国，从来都不是因为她可爱，反而是觉得国家可恨、可忧的多；忧国是中华人的国家感
情特征。然而，一旦绝望了，忧就成为多余，剩下的就是恨，而且恨还会变质，从恨铁不
成钢的恨，变成憎恨的恨。凉薄之意兴而“恭喜”之语出。（说到底，后者不过是北方语
“活该”或粤语“抵死”的讪笑版，并不特别冇人性。）
中国的政治从来都不很可爱，那么，土地如何？人民如何？文化的非政治方面如艺术又如
何？无疑，比起政治，中国的这些方面有较多可爱处，但也并非全然。
如果考虑到中国近五百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扩张掠夺成性的陆地帝国主义国家，行径和西
方海洋帝国主义其实没太大分别，有的主要是“时差”——中华帝国主义的全盛期比西方
出现的早了一百多年，那么，中国的很多土地就不那么可爱，因为是古今皇朝政权从周边
界外抢占得来的；新疆、西藏、内蒙、台湾都如是。东北则本来是满洲人的，满族入侵中
国建立大清帝国，亡了之后给中国反吃过来的，那也不是什么特别光彩的事。
比西方的更可恶
事实上，中华帝国主义有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可恶的一点。二次大战的西方胜利国也起码让
很多以前的殖民地独立了，但中华帝国却至今没有那样做，一直大剌剌占据着那些抢占回
来的土地，以“同胞”名义欺压当地人民。中土人若说爱西藏的土地，藏人听了会非常反
感。那种爱，道德上其实很低劣，因为爱的是偷抢回来的赃物。这些“不方便事实”，都
给中共史观和民国史观巧妙地掩盖了、篡改掉。
中国的人民也很可爱，尤其是非常穷苦的时候。中国的诗词歌赋曲书画的成就极高。中国
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瞿秋白语）。对一些港人来说，这已足够让他们爱
北方的国、反香港的独。但对另外很多特别是受2047问题困扰的本地人而言，认识清楚了
中华文化的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脉络之后，其余纵还有正面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
艺术元素不必也不容否定，也不足以压下分离主义的心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