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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 与中国现代性的衔接问题
杨儒宾
笔者认为：1949 就是这样的机会，1949 以后形成的中华民国的民主政体就是它长成的形
式。 谈到1949，所以要追溯到宋明，尤其是晚明，也要追溯到明清学术的判断问题，乃
因新儒家——至少是渡海一代的新儒家一向认为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所依循的三民主义
基本上的方向是对的，是儒学传统在20 世纪的新的体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以学理
艰深见长，但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有契于儒家的传统，又符合现代世界的潮流，这种混合
中西两种现代性的格局却是清楚的。中华民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在执行的策略上
犯了许多的错误，走了许多的冤枉路，或者说是“曲路”，但原则上仍是对的。1949 渡
台之后的国民政府，施政上仍然犯了许多的错误，也还是走了一段曲路，但在台的中华民
国的方向仍是大体无误的。
证成中华民国的属性，不可能不涉及到对孙中山的理解问题。众所共知，孙中山晚年有联
俄容共之举，因此，对孙中山的思想遂有左右派的解释。左派认为孙中山有早、晚期的孙
中山，晚期的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大幅左倾向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正是孙中山志业的
继承人，孙中山之作为“伟大的先行者”，其先行的意义在此。从中华民国过渡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乃是历史合理的发展。新儒家学者反对这样的解释，而且认为孙中山晚年的容
共政策正是曲路之一。他们的反共先是不约而同，彼此相识之后，更是相约而同。1949
年后渡海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与其时遁居岭南的业师熊十力为了其师的行止曾反复
商量，由于彼时的手劄陆续刊出，熊门师弟对共产党之极度不信任，情见乎词。熊十力后
来虽然北返，没有渡海，但其间的挣扎可说是心力交瘁。在八表同昏、赤焰飙天的四零年
代、五零年代之交，去留是事关个人身家性命与民族生命的大事，相对于其他学者的燕处
安居，新儒家学者毋宁是珍贵的少数。
在1949 年两岸分治的大局中，渡海新儒家坚决支持在台的中华民国，而强烈否定中共政
权的正当性，这种选择是极清楚的。我们即以渡海新儒家中最少直接谈及现实政治的唐君
毅为例，以见一斑。唐君毅他对中华民国的支持始终无渝。他在新亚书院任教内经历过两
次的大风波，一次是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的改制问题，唐君毅在这场高度争议性的事件
中坚持理念，遍体麟伤，最后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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