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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 印刻文学生活志
* 2010-10-07
* 第201010期
张爱玲(1920-1995)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
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
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她跨越不同文类,兼用中英双语,就特定的题材再
三琢磨,几乎到了乐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现出一种重复、回旋、衍生的冲动,形成张
爱玲创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二○○九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经》
(The Book of Change)重被发现,经过整理,在二○一○年问世。这两部小说皆写于张
爱玲初抵美国的五○年代中后期。两部小说都有浓厚自传色彩,也为张爱玲反复改写(
revision)与双语书写(bilingualism)的美学提供最佳范例。张爱玲对自己生命故事的
呈现无时或已;从散文到小说到图像、从自传式的喁喁私语到戏剧化的昭告天下、从中文
到英文都多所尝试。正是在这两部新发现的英文小说中,我们得以一窥她种种书写(和重
写)间的关联。两部小说的题目,一则指涉中国民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传奇,另一则取
法中国古典玄奥晦涩的《易经》,似乎也暗示张爱玲有心要将她的创作融入更为宽广的历
史想像和时间轮回。
通过对这两部小说及其他文本的比较阅读,本文将就以下三个方面作出进一步观察。
1、相对于写实/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反其道而行。她穿越修
辞、文类、以及语言的界限,以重复书写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美学。这一美学强调“衍生”
(derivation)而非“揭示”(revelation);突出“回旋”(involution)而非“革命
”(revolution)。
2、透过对自身故事的多重叙述,张爱玲以重复枝蔓的形式颠覆传统家族历史的大叙事(
master narrative)。她的记忆不断节外生枝,瓦解了“过去”独一无二的假设。更重要
的,通过书写,她化记忆为技艺,也重塑过往吉光片羽的存在与形式。
3、张爱玲创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也带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史观。这一方面她的前
例是《海上花列传》(1894)与《红楼梦》(1792)。张的史观促使我们思考她后四十年
的创作其实不只限于她以各种形式重写的自传故事,也同时包括另外两项计画:一是将吴
语的《海上花列传》翻译为国语,再翻译成英文;另外则是通过细读文本、文献考证以及
传记研究的方式参详《红楼梦》。
二十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是尚。严守这一典范的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会认同张爱
玲的创作意念和实践。但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negative
dialectic)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面,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省
的观点。
一、
一九三八年,上海的英文报纸Shanghai Evening Post(《大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
为〈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的文章(注1),作者是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女
孩,名叫Eileen Chang(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描述自己在一个衰败的贵族之
家成长的点滴,她与父亲和继母的紧张关系,以及曾被父亲禁闭在家中一个空屋里的经历
。期间她患了伤寒,因为没有及时用药而几乎送命。最后她在奶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
这篇文章是张爱玲初试啼声之作,也预告了二十世纪中国天才女作家的登场(注2)。历
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张爱玲未来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已然在此出现:像颓靡的
家族关系、充满创伤的童年记忆、以及对艳异风格的迷恋等。这篇英文文章同时也预示张
爱玲穿梭于双语之间的写作习惯。〈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发表六年以
后有了中文版本〈私语〉(1944)。同一时期的其他中文文章如〈童言无忌〉也有所印证
。到了一九五○年代后期,这些文字统统化为了她的英文小说《易经》的素材。(注3)
《雷峰塔》原是《易经》的第一部分,后来却被张爱玲取出独立成书。在撰写英文《易经
》的过程中,张已经开始构思写作它的中文版。这便是张一九七六年大致完成、却积延不
发的《小团圆》。此书迟至二○○九年方才出版。
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
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 a Life!〉的故事。但就她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而言,
这远非唯一例证(注4)。
从《十八春》(1950)到《半生缘》(1968),从英文的〈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1956)到中文的〈五四遗事〉(
1958),(注5)都是如此。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的多个分身(注6):一九四三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金锁记》,五○年代
将其翻译为英文,并在一九五六年扩充为长篇小说Pink Tears。Pink Tears经过六○年代
的多次重写,最后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题为《怨女》,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
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注7)。
我们可以将张爱玲的重写习惯归结为一种佛洛伊德式的冲动;藉著一再回到童年创伤的现
场,她试图克服创伤所带来的原初震撼。我们也可以将她故事的多个版本解读为她对“家
庭罗曼史”的多重叙述;对过往琐事每一次的改写都是诠释学的实践。另一方面,张爱玲
重复叠加的写作也不妨看作是种女性主义诉求,用以挑战父权社会主导的大叙事。张仿佛
不再能相信她所置身的语境。通过对语言、文类的反复跨越,她消解了父权社会号称说一
不二的话语。她将英文和中文视为同等传播媒介,因为理解她的生存环境既已疏离隔膜如
此,在传达人我关系的(不)可能性时,异国语言未必亚于母语。这也使得她的双语书写
更具有辩证性。
总而言之,对于张爱玲来说,重写既是袪魅的仪式,也是难以摆脱的诅咒。尽管写实/现
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重复书写却孕
育出一种特殊的创作观。她的写作不求“重现”(represent)而只是“揣摩”(
approximate)过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下一层甬道, 就投下不一样的光亮。更
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借由回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
浮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形式。书写与重写是探索性的艺术。追忆似水年华并非只是宣泄和耽
溺,新的、创造性的欢愉(和痛苦)也随之而生。
张爱玲是抗战上海沦陷时期最受欢迎的作家。在一个爱国文学和宣传口号大行其道的时代
,她用小说和散文(包括中文和英文)描绘历史的偶然与人性的脆弱,并以此大受欢迎。
她的离经叛道还体现在她与胡兰成(1906-1981)的短暂婚姻上;胡是个新旧夹缝之间的
文人,其时依附南京傀儡政权。由于张爱玲的政治立场暧昧,写作风格特立独行,战后颇
受到同行抵制。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更被排挤到文坛边缘。
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在她滞留香港的三年间,她写作出了两本英文小说《秧歌
》(The Rice Sprout Song)和《赤地之恋》(Naked Earth)。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
居美国。为了持续写作事业以及生活需要,她决定以英文创作。一九五六年,她完成了
Pink Tears,一年后又开始了另一个计画。从张爱玲和老友宋氏夫妇——即宋淇和邝文美
——的通信来看,这个新计画将以她的个人经历为蓝本,从孩提时期写到与胡兰成相恋(
注8)。
张爱玲在一九六一年提及了这一作品的名字:《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之后她
似嫌这部小说太长,希望分册出版。到了一九六三年,小说的前半部分被命名为《雷峰塔
》(The Fall of the Pagoda)。
如上所述,张爱玲出版英文作品的经验颇为曲折。Pink Tears经历了数次修改,直到以
The Rough of the North为名方才出版。《易经》和《雷峰塔》的命运甚至较Pink Tears
更不顺利。在一九六四年张爱玲给宋淇的信中,她谈到屡遭退稿,挫败的感觉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她也发现越来越难按最初的设想完成这部作品。依目前所见,《易经》的最终
版本根本未触及张胡之恋,它只讲述了张爱玲在香港的学生时代(1939-42),以珍珠港
事变、香港沦陷后张爱玲返回上海为结局。
一九六四年之后,张爱玲似乎全盘放弃了出版《易经》的希望,但显然对她未完成的计画
念兹在兹。她继续写作,而这一次用了中文。十多年后,《小团圆》的初稿完成。张爱玲
曾期待这部《易经》的中文(延伸)版面世,以交代前半生的一切,然而事与愿违,《易
经》和《小团圆》都未能在张爱玲生前出版。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雷峰塔》。我们要问,相对于它的前后分身,像〈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私语〉以及《小团圆》等,这本小说的意义何在。小说中的
主人翁名叫琵琶(Lute),也是张爱玲的自我投射。全书以她四岁那年目送母亲露(Dew
)与姑姑珊瑚(Coral)出国赴欧为开端,讲述了她童年成长的各个阶段,一直到她与父
亲和继母大吵一架后,被禁闭起来几乎送命。在保姆何干(Dry Ho)的帮助下,琵琶最后
脱逃,寄居已经离婚的母亲处。最后她准备负笈海外、何干告老退休。小说在两人道别声
中戛然而止。
对于熟悉张爱玲早期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些内容全都似曾相识。小说主要源自〈私语〉和
张爱玲其他的描述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文字,在人物和情节方面的改动微乎其微。然而,
《雷峰塔》毕竟不仅仅是张爱玲早期自传式散文的小说化。〈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写于少女张爱玲劫后余生之际,不啻是对自己所遭受的家庭虐待的控诉
。〈私语〉时期的张则已是战时上海文坛新星,笔下充满著将身世现身说法的表演冲动。
到了写作《雷峰塔》的时候,她已远离家国、自我放逐。当年那些创伤已经过了二十年,
自然拉开了时空和情感上的距离。当然,《雷峰塔》的写作也不乏其他动机。张的母亲在
一九五七年去世,同年她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她的父亲则已早在四年前故去。因此,
《雷峰塔》不妨视作张爱玲在脱离父母阴翳,重获(小说创作)自由之后,开始讲述家族
故事的第一步尝试。
就文学形式而言,《雷峰塔》从一个“风尚喜剧”(comedy of manners)逐渐演化为“
哥德式的惊悚小说”(gothic thriller)。琵琶的父亲榆溪(Elm Brook)与母亲露皆出
身于名门望族,自小订亲却婚姻失和。榆溪的妹妹珊瑚倒成了露的密友;她们结伴游历欧
洲,并在与榆溪决裂这件事上结成了同盟。琵琶的家族各房名为独立却又互相影响,衍生
出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小说几乎是以人类学式的姿态描写这些关系,不免使人想起《金
瓶梅》以及张爱玲最为钟爱的《红楼梦》。
但张爱玲也敏锐地意识到,那烘托《金瓶梅》、《红楼梦》的家族关系、使之成为传奇的
时代早已一去不返。琵琶所面临的只有矛盾和畸变。在迷离的鸦片烟味中,这个家庭一方
面沉浸在往日的风光里,另一方面却又勇于追求汽车电影这些洋玩意。无论如何,挥之不
去的是荒凉和颓废。琵琶的父亲纵情声色,母亲则迫不及待地要成为新时代的娜拉。两人
有志一同的挥霍祖产,孩子成为他们最后的纽带。小说所铺陈的时代其实充满历史动荡,
十月革命、满洲国成立、抗日战争这些事件就发生在他们的周遭,但却不能激起任何涟漪
;内部的腐朽已经让这个家庭麻木不仁了。
张爱玲以嘲弄却也不乏同情的眼光看待笔下人物,但对他们居然还洋洋自得的一面则极尽
讽刺之能事。榆溪与其他家族男性成员的故步自封诚然可笑,露和珊瑚的立志成为新女性
也显露著过犹不及的怪态。当张写到露拖着解放小脚英勇地游泳滑雪,或榆溪和琵琶的继
母荣珠(Honor Pearl)异想天开、在家中荒废的花园养鹅营生时,是要读者莞尔之余又
不免唏嘘的。
琵琶的继母荣珠性格阴晴不定,从进门起就对琵琶怀有敌意。在继母的操弄下,琵琶发现
父亲和弟弟都和她日益疏远;当她被迫穿着继母的旧衣服上学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
——这是她日后难以忘怀的创伤之一。露在战争爆发后回到上海,琵琶和母亲住了一阵,
这又成为荣珠找碴的口实。接下来便是我们熟知的情节:琵琶被父亲暴打一顿后关了起来
;她差点死于肺炎,终于侥幸脱逃。
读者会发现怪诞小说的基本要素在此几乎无一不备,像是鬼影幢幢的大宅与梦魇般的监禁
,柔弱的女孩与邪恶的继母等等。但即使在最危险的关头,张爱玲的叙述仍然保持了一层
疏离感。这层疏离感既是她的英文行文风格使然,也得之于事过境迁多年后产生的情感距
离。比起张的亲身经历,小说在情节上多了一层转折。琵琶逃离父亲的家后,她的弟弟陵
成为下一个牺牲,死于肺结核。这是《雷峰塔》与张爱玲其他中文自传作品最显著的不同
之处。无论如何,(虚构的)兄弟的死亡证明了张爱玲作为小说作者的权力,仿佛不看到
琵琶(或张自己)的弟弟——也是家族最后一位男性传人——死去,不足以说明家庭创伤
对她是如何的刻骨铭心。
在小说结尾,琵琶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熟悉张爱玲早期作品的读者当然知道这是一个虚
妄的希望,因为更多的考验将要降临到琵琶身上。战争爆发了,任何期待都注定落空,这
也是张爱玲在《易经》中将要阐述的主题。因此,《雷峰塔》最后一章的开头充满了暗示
:“琵琶总是丢三落四的。”的确,这一聚焦于“失去”的场景不啻是整部小说的隐喻。
琵琶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失去天真,失去童年,失去父亲、家庭,尤
其是失去母亲。小她与母亲告别开始,以与作为母亲替身的奶妈告别结束。张以此为一部
中国女性“成长小说”(Bildungroman)写下令人心碎的句点。
(※更多内容请见印刻杂志86期十月号)
作者简介:王德威
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
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二○○四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
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三○与八○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
湾‧大陆‧香港‧海外》、《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像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
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被压抑的现代性
:晚清小说新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后
遗民写作》、《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