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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航罢工两周年
【改革篇】劳裁无用，不如聚力下一场罢工？
文/龙建宇、吴玟嵘（《法律白话文》特约记者）
摄影/余志伟 吴逸骅
2018.6.22
近年各工会面对资方动作，常诉诸劳动部“不当劳动行为裁决”，部
分也得到“平反”；但裁决后，资方并没有真的恢复劳工权益。劳裁
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能发挥什么作用？当法律不是唯一解，工会
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劳动部曾整理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后续状况，截至2017年2月17日，不
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受理339件裁决案件，其中作成资方不当劳动
行为的案件共160件，而当中有53件，资方提起行政诉讼救济。
若聚焦到华航，根据现有资料，自2012年起以华航为当事人的劳裁共
有15笔，其中有12笔认定构成不当劳动行为，其中华航有6件继续上
诉行政法院、2件（实为潘家洛违法调职一案）至今没有采取任何行
动（注）。
由此可见，政府原意是希望在诉讼之路外，有一个制度可以迅速回复
稳定劳资关系，但实际上却因资方在裁决后会走行政上诉，或裁决结
果并没有实质影响力，而难以有效率的保护工会，避免干部受到诉讼
之苦。
究竟台湾的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制度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够怎么改革？
面临法律战的工会干部又应该如何团结会员，与资源庞大的雇主争取
权益？
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制度出问题
我国的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制度主要参考美国与日本，在2011年实施时
，目的是使得劳工行政主管机关，可于第一时间发挥遏止资方侵害劳
方集体权利的行为，来保障工会的团结权。
交通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邱羽凡说，虽然资方对裁决结果再
提上诉救济，看在工会眼里，会觉得旷日费时，但是站在制度面来看
，并没有办法拒绝资方上诉救济的权利；试想：如果今天是工会败诉
了，难道工会不想要上诉救济吗？
“真正的问题，是没有赋予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司法权’。我
们可以要求提高劳裁会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同时赋予它司法权，如此
一来，劳裁决定就不需要法院核定，可以直接强制执行。”
邱羽凡说，当初推行裁决制度时，曾有是否该赋予司法权的辩论，但
当时并没有采行。然而此制度实行7年下来，很多案例雇主并没有遵
守裁决会所做出的决定，在这种国情下，可以重新思考有没有赋予裁
决会制度司法权的必要性。
对于此点，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教授邱骏彦也赞同要给予劳裁会司
法权，虽然日本并没有。他解释，日本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制度分为地
方劳动委员会、中央劳动委员会两级，最后经过中央劳动委员会做出
的决定，败诉方还可以到法院再诉讼。
但跟台湾不一样的是，日本这两个委员会如同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
员会（NCC）或公平交易委员会，是独立编制，且层级都比现有的劳
裁会高，效力自然比台湾附属在劳动部下强。
日本中央劳动委员会做出决定后，当事人就必须受其拘束，邱骏彦认
为，这种“准司法权”的救济比我国劳裁制度来得有效率。而且经过
了两级的检验，日本法院大多会支持委员会的见解，也因此大家其实
不太会再到法院诉讼。
邱骏彦分析，台湾情况是雇主觉得劳动部天生就偏袒劳方，所以针对
裁决结果，很多都会提起上诉；加上法院接受劳裁会的裁决比例也不
像日本那么高，雇主觉得提诉讼有机会胜诉，才会再提起诉讼。
关于台湾的改革重点，邱骏彦认为应该是让劳裁会具有独立性，不要
再隶属劳动部。而劳裁会的人选，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借由多一点筛
选，让其公正性被大家接受，提高资方接受劳裁制度的结果，也会让
法院更支持劳裁会的裁决，降低资方上诉的意愿。
委员会独立后，有独立经费，才有更多资源进行调查，或培育懂得劳
动法令的人才。此外，独立机构做出来的裁决才能强制执行，有效解
决争议。
那在制度没有变革前，劳方还可以做什么？邱羽凡建议，工会可以选
择不要提裁决，直接走民事诉讼，到了民事法院可先声请假处分，也
就是请求法院提供暂时性的救济，先防止原告的权利因为诉讼拖太久
而受到侵害；例如要求华航暂时不解雇当事人、暂时不调职让当事人
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之后如果工会胜诉，就会延续不解雇的状态；
倘若工会败诉，公司就会让暂时的不解雇处分回复成解雇处分。
诉讼成本高昂该怎么解决？
诉讼是一个会耗费金钱、时间与心力的活动，长期被困在诉讼中，工
会将难以维持运作。
实际上，工会干部常因从事争议行为如罢工，而受困诉讼之中，或者
工会会将劳资争议诉诸诉讼。此时用来供应日常工会活动的会费，可
能不足以应付诉讼经费，若导致工会干部必须自行面对诉讼，那将会
是很大的压力。
邱骏彦回忆，中钢工会曾与雇主争执夜点费是否计入工资，当事件进
入诉讼时，他曾建议中钢工会理事长把5年来退休的员工全找回来，
每人交一万块诉讼基金，一千多名员工就有一千多万元，可以拿来请
律师打官司，“这样子的费用相信对大家来讲不算很大的负担，拿来
当作运动基金，每一次每一次，慢慢的劳工也会学习到，想要吃什么
果子就必须怎么去摘，要有一些付出才会有收获。”
他也提到，干部会被资方打压是因为他们替会员争取权益，会员应该
站出来，透过参与工会活动来保护干部。但或许是因为台湾的劳工意
识还没有这么成熟，所以才希望可透过临时征募的运动基金，举办更
多工会活动或支援诉讼，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工会太仰赖司法制度，而不去动员会员参与工会活动的话，长
期来看，玩这些程序的成本，相对于雇主实在太高昂，”邱羽凡表示
，像是德国工会比较强，会费比较多，就能成立一个法律服务公司帮
会员免费诉讼。诉讼交给专业的法律公司，工会专心经营会员跟罢工
，专业分流。
她直言，工会不能期待法律解决所有争议，在国外，很多权益都是靠
动员会员争取来的。
工会运动再思考：法律不是唯一出路
邱骏彦也认为，不应该单纯依靠法律来解决资方打压工会干部的问题
，适时的采用工会活动，若有足够的支持时也能采取争议行为，以争
取社会支持、增加雇主压力，才是比较好的做法。
工会在为会员争取权益时，可以采取的工会活动十分多元，其中较为
和平的手段如发公文给资方、开记者会、进行各种劳资会议，较为激
烈的手段如怠工、示威抗议、发动消费者杯葛、占领公众场所等；此
外，工会也可以从事妨碍事业正常运作的争议行为，如罢工。
争议行为应该是劳方要采取的最后手段。举例来说，要跟资方谈判加
薪时，工会若能论述：劳工凭什么要加薪？公司营运状况如何？今年
生产多少、市价多少、赚的钱扣除人事成本后公司利润多少，因此劳
工要求加薪并不为过......，若是这些协商手段都失败，才走向争议
行为。
“当决定要争议行为时，工会干部必须要想到这不是你自己的争议行
为，后面还有一群人要跟着你，争议行为一旦处理下去，大家是会变
成没有薪水等状况，所以一定要想尽办法后才从事争议行为，”邱骏
彦进一步提醒，在进行任何争议行为或工会活动时，工会应该要让受
影响的大众理解你的诉求，并减少他们会受到的影响，民众才有可能
支持工会的决定，“今天你们支持我，下次你需要罢工我支持你。”
当工会可以将公关做得更好，劳工的向心力才能凝聚、不会被分化。
工会的命运，会员决定
邱羽凡则提到，德国没有《工会法》，德国对于工会的定义就是：如
果你没有能力罢工的话，你没有能力去取得工会的地位。工会重要的
任务就是罢工、动员，“工会干部的任务并不是打诉讼，”邱羽凡说
道。
德国工会会员，平常上班时不会参与工会活动，但是当工会下命令要
罢工时，会员会很清楚知道，今天的工作就是罢工。 基本上，德国
劳工每个人都认知到自己一定有罢工需求，好比3年就要求调一次薪
，如果不罢工，就不会调薪；既然我有罢工的需求，那为什么别人罢
工时我要有意见？
德国并没有不当劳动裁决制度，因为他们工会、会员很强。当雇主打
压工会，德国劳工知道自己将来还是需要工会、要动员，大家就会出
来向雇主进行抗争、罢工等活动。
但是反观台湾的工会会员，常常是“好喔我交会费，然后你们工会干
部要好好去罢工喔”的态度。而工会干部如果被打压，就会去法院那
边打诉讼。
“你工会的命运，怎么会是交给法官来决定呢？应该是要会员自己出
来自己决定。虽然以前我当律师，但我从来不会直接建议人家去打诉
讼，”邱羽凡说。
2016年华航罢工后，确实带来改变：更多受到不合理对待的劳工愿意
站出来，而且团结之后争取到了睽违已久的权益。但是，空服员的劳
动条件变好，工会干部处境却变差。
在台湾现行的法制下，诉诸法律途径，仍然是资源多的资方占优势。
工会能量应该放在经营会员，让劳工知道彼此命运息息相关，才是最
终争取劳动权益最关键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