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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ionysus (因信称义) 看板: Gossiping
标题: Re: [新闻] 矛盾蔡英文 赴美面试能过关？
时间: Wed May 20 22:45:13 2015
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回应姚嘉文等独派人士关于维持现状的定义时，
回答的是她的现状与美方的观点一致，也就是回归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的定义，
这也正是去年反服贸学运时的党主席苏贞昌回应台独公投时重申的民进党主张，
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国号是中华民国，不必再办台独公投。
我想，美方基于自冷战时期以来长期控制享有的战略经济政治等美国在台利益，
基本上尽管必须恪遵美中三公报所严格界定的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政策指导原则，
但也并不希望台湾过快走向统一而使得美国在台利益有受到损害之虞，
故而当马政府做出透过国台办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莽撞举动时，
就不知有意或者无意地发生了美国F18先进战机故障迫降台南机场维修的特殊状况。
因此，蔡英文沿续自1949年年底台海两岸短短实质统一四年后再度分治后的台湾外交，
采取了运用美国在台利益以及美国在东亚区域的区域战略部署与长期利益的策略，
并向在民进党内向来与党内各主流政治势力存在不小意识型态差距的亲日独派公开说明，
这也证明了蔡英文时代的两岸政策将不再只是如独派般困在过去伤痛的狭隘思维模式，
不再只是花钱找些大陆流亡人士演讲批评中共政权以自我安慰式地强化正当化反中情绪，
或者只是说些中国民主化或者海峡人权决议文的非正规国家安全策略操作的做法，
而应该会采取比较正规的策略尽可能为台湾争取更广阔的国际参与空间，
当然，其结果或许一如一切外事总不会尽如人意，但至少总比搞些体制化的怪东西好。
而对照着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出席国共论坛却被大陆涉台当局与相关学者训话，
明言对台让利的时期已过而两岸关系也不该过度强调物质层面，
朱立伦的大陆行似乎也仅是为台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时代预留伏笔，
也就是在大陆方面不可能再如ECFA般对台让利的前提下，
维持与相对友善承认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势力的对话管道与气氛，
而朱立伦果然除了提提亚投行，也识趣地不再向北京当局乞讨让利并因此赢得尊敬。
在此一后ECFA让利时代的两岸关系里，台湾两大主流政党的两岸路线修正盘整值得注意，
其中，蔡英文与苏贞昌等民进党领导人终于不再那么受到亲日独派拑制，
而能从地缘政治与美国在台利益等全球战略的角度重新思考民进党的两岸国际战略理路，
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观察的现象，而接下来，就要等国民党内新一波主流非主流政争平息，
等2016可预见的国民党败选后各路势力与政治路线盘整后的新局与新势力均衡，
也就是等待以朱立伦为首的国民党后马时代如何以2020大选为中心盘整其两岸政策理路。
以上一点浅见分享，附上分享一篇相关的个人部落格旧文。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是否曾经可能？
－－从美中台三方谈判与内部动力回顾中国代表权争议》
一． 绪论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周书楷
眼见美方提出的“变相重要问题案”未能过关，而亲中共的阿尔巴尼亚所提“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决议案（“排我纳共”
案）又通过在即，乃以程序问题为名上台发言，随即宣布中华民国主动退出联
合国。联合国大会稍后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与17票弃权通过2758号决议案。
由于国府在退出联合国后对台湾内部宣传是基于“汉贼不两立”的信念而
主动退出联合国，而当年美方曾尝试推动“双重代表权案”以在中共进入联合
国的前提下保住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甚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许多台湾
史论者便认为若非国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退出联合国，则台湾至今尚可
保有联合国席位而能有更加宽广的国际参与空间。
外交向来是内政的延伸，各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除了其所面临的国
际处境与利害盘算之外，国内社会政治情势的变化也是必然要纳入考量的极重
要甚至最重要因素，本文即从美中台三方所面临的国际情势变化与内部社会政
治动力变化来探讨1966年至1971年间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争议”以及“双重
代表权”的现实可能性。
二． 中国代表权争议始末
1949年12月国府中枢迁台后，实际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持续
保有代表全中国的联合国会员资格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于1949年10月1
日建政而实际统治著中国大陆领土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长年被排除于联
合国之外，中共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于1949年11月15日起多次致函联合国大会，
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要求取消国
府代表团一切权利，美方与国府则在联大先后以“缓议” (1951-1960) 和“
重要问题” (1961-1970) 的议事策略排除中国代表权相关议案进入实质审议
表决，但随着中共政权日益巩固以及“斗而不破”的东亚冷战格局在韩战后正
式确立从而使国府反攻大陆成为幻梦，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争议遂成为国际政
治上无可回避的重大争议问题。毕竟，排除统治著广土众民的中共政权于联合
国之外对于冷战时期诸多复杂国际事务的国际协调有害无益，此外，随着带有
强烈反殖民主义情绪而相对较亲中共的亚非第三世界国家陆续加入联合国，排
除中共早已日益困难。
1961年起，国际上主张“两个中国”的气氛日益扩散[1]；1966年第21届
联大，意大利等六国提出组织带有“两个中国”色彩的“研究委员会”案以谋
求采取“双重代表权”来解决长年争议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支持者34国之中多
数为与国府有邦交者，美方为换取意大利等国支持“重要问题案”亦表赞成，
但国府与中共均强烈反对，此案最后以被否决收场，1967年与1968年意大利等
国续提“研究委员会案”但均被国府与中共夹杀，1969年意大利、加拿大与比
利时着手与中共建交而不复提此案[2]。
到了1971年，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国际威信低落而又面临严重的国内经济
与社会问题，尼克森政府决定进一步地支持中共加入联合国以“联中制苏”，
并对保住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以及“双重代表权问题”采取主要是“作态”
的政治态度[3]，而国府虽然以只保留联合国席位但放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
“复杂双重代表权”为谈判底限，并由行政院祕书代蒋彦士向美国大使马康卫
暗示副院长蒋经国是一位务实主义者而即使必须放弃安理会席次均仍反对退出
联合国[4]，但仍期待继续透过“重要问题”议事运作使中国代表权相关提案
不必进入实质审查，或者期待能以中共入联但保留中华民国联合国席位与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的“单纯双重代表权”方案处理，因而采取复杂的外交运作，最
后在国际情势时不我予的现实变化下，连联合国席位都未能保住而在1971年10
月25日阿尔巴尼亚案表决前一刻宣布退出联合国。
因而，回顾长达二十二年的中国代表权争议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两个
有关双重代表权问题的争议，其一是一般熟知而学术较常讨论的1971年美方主
导的双重代表权案，其二则是较少被讨论的1966-1968年间的意大利等国推动
的“研究委员会”双重代表权案。
三． 文献回顾
高朗总结中国代表权争议并认为，1966-1968年间意大利等国连续三年提“
研究委员会案”被国府和中共联手反对三年以至于没有国家再提类似提案，虽然
满足台湾内部坚持一个中国的心理，却沮丧友邦及中立国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开一
条生路的可能，高朗委婉质疑相关国策的决策理路，并认为从“缓议”到“重要
问题”到最后的“变相重要问题”，国府一路自陷于被动挨打，总到了最后才被
逼接受却往往早已时机尽失[5]，而关于1971年的双重代表权案，高朗引述当时
国府外长周书楷回忆当时国府对双重代表权案未连署但“在会外做连络的工作”
，认为国府私底下已默认美国的双重会籍方案而非一味如国府表面的内外宣传般
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反共立场[6]。
涂成吉回顾1971年的双重代表权案始末发现，早在1965年联大表决阿尔巴尼
亚等国所提“恢复中共权利案”时，由于反殖民主义色彩而较亲中共的第三世界
国家陆续加入联合国而竟以47票赞成、47票反对打成平手，美方开始担心将会失
去程序上通过“重要问题案”以建立三分之二多数门槛防线所必须的过半票数，
1966年4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高德柏遂建议詹森政府鼓励加拿大等国提出“继承
国家”决议案以推动双重代表权，并认为即使中共鼓动其邦交国拒绝本案可使中
共自己承担无法参与联合国的责任，但此案为台北方面以退出联合国峻拒而只能
搁置[7]，由于加拿大直至同年11月初仍不愿放弃双重代表权计画，美国国务卿
鲁斯克遂建议其发起或支持意大利等国所提“研究委员会”案，国府对该案虽认
为同样将导致两个中国而以退出联合国表态拒绝，但美国大使马康卫却在11月29
日获国府告知“如果意大利案通过，台北不会退出联合国，惟将退席以示不满”
，马康卫解释，国府此举实乃默许“研究委员会”双重代表权案，但为避免受美
国政府支配之批评其人民交代，但11月29日的联大仍否决了意大利等国所提“研
究委员会”案，涂成吉认为，此乃因中共展开文革而使国际对其仇外情绪有所疑
虑而未便支持、美国介入越战情势升高而需要加强与台湾军事情报合作以及国府
和中共均强烈反对双重代表权[8]，涂成吉并认为，倘若国府当时愿意放弃“重要
问题”案而单独以“研究委员会”案运用票源，则在中共发动文革反“苏修美帝
”而与苏联交恶的情势下，一旦美日等具代表性大国支持并造成国际承认的事实
，则苏联未必动用否决权反对而中共也难以翻案[9]，涂成吉并认为，在1960年
代中苏共交恶而苏联对双重代表权采取沉默中立的默许态度的国际大环境下，国
府未能掌握时机协同美方推动双重代表权方案乃是台湾最终完全退出联合国的主
因[10]，而到了早已时不我予的1971年，尽管国府实质上已接受仅保留联合国席
位而放弃安理会席位的双重代表权方案为其底线[11]，但此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季辛吉等主导对中政策官员已认为双重代表权案为一“自毁与笨拙”的策略，唯
一的功用就是为美国提供一个“高尚的下台阶”好让国际及国内看到美国已为台
湾在联合国席次尽力维护，季辛吉并明白表示“不值得为一个挑衅且解决不了任
何事情的双重代表案而破坏与中共建交”[12]，而对此国际大战略格局转变浑然
不觉的台北当局却仍然坚持以重要问题案为上策、以同时保留联合国与安理会席
位为中策而以仅保留联合国席位为下策的外交策略，极度的被动挨打而最终只能
主动退出联合国以保住最后的尊严[13]。
总结高朗与涂成吉的研究可以发现，二者均稍微触及美国与国府内部的政治
动力对中国代表权案外交运作的影响而未深入讨论更大的国际战略发展脉络以及
美国与国府面临的更广泛的社会内部动力，此外，二者虽然引述部份中共文件对
双重代表权案的立场表态，但均未能讨论中共政权内部的政治与社会动力对其所
采取立场的形塑力量。而在研究结论方面，二者均认为国府于1971年时实已默许
双重代表权案而非真的坚持“汉贼不两立”，故而1971年国府代表在阿尔巴尼亚
案表决前宣布退出联合国实为时势所逼，但二者对于1960年代意大利所提“研究
委员会”双重代表权案均表示在当时有其可行性惟因国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错
失时机。
四． 美国内部社会政治动力
美国对国府与中共的态度向来受其国内政治气氛的高度影响。自从二战时美
国罗斯福政府军援重庆国民政府而展开美国的中国政策以来，从史迪威到马歇尔
均对于国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与军队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着极深的体会，史迪
威曾向罗斯福抱怨国府军政效率低落与士气消沉而战斗力不足，马歇尔则极力劝
告国府承认中共已在抗战过程中控制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既成事实而不要走向必
然将使国府经济与军事总崩溃的全面内战。
蒋中正总统希冀改变民主党人限制美方对国府军援的美援无著情势，遂在1948
年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全力支援在史上首次选举民调中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杜
威，民主党杜鲁门总统连任成功后对蒋中正极度不谅解，而加以1949年1月国府
残存几个兵团的机械化有生战力又在徐蚌战场上分别陷入重围而随时可能被共军
分割聚歼，中共于1949年4月21日发动渡江战役，国府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则
徐侄孙林遵举行阵前起义投共使得国府江防洞开而迅速溃败──国府高层向来偏好
任用学经历傲人的世家大族名门之后，但衡诸历史，其果效却似乎总是不是那么
令人有信心──共军于4月23日攻陷国府首都南京，美国随即于8月5日发表《中美
关系白皮书》认为“大树倒下了，只能等待尘埃落定”，国府在内战中全面失利
乃因蒋中正统治集团的腐败与无能，美方未来不再军援国府并将尝试开启与中共
对话。到了1950年1月，尽管中共对大陆各地的国府军残部追亡逐北并开始在台
海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台湾，美国国务卿艾奇卿仍然发表了“划界演说”宣布台湾
与韩国不在美国的东亚防线范围内。
因而，尽管蒋中正于下野前夕的1949年1月5日发布其黄埔嫡系爱将陈诚任台
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并于1月10日派蒋经国前往上海会同央行总裁俞鸿钧将中央银
行存放的黄金与美金转运台湾，更于1月21日通电下台后返回故乡浙江奉化溪口架
起无数的无线电台，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指挥亲蒋的国府中央系统军政经力量有秩
序地向台湾移转，但国府渡台后能否取得美方军政援助而得以茍延残喘颇有疑问
，仅能透过二战时期同情国府并认为应“拥蒋保台”以建构东亚冷战围堵防线的
镇守东京盟军总部麦克阿瑟等美军将领取得少量的军火援助。直到1950年6月25
日韩战爆发，中共在苏联压力下不得不将聚焦东南沿海的对台军事部署转向北方
的朝鲜半岛以抗美援朝，这才使得美方转而重视国府控制台海与牵制中共的战略
地位，美军第七舰队开始在台海“中立巡航”以“拥蒋保台”并同时“防蒋反攻
”以免横生枝节，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才开始大量流入台湾。
随着国府失去大陆以及东亚冷战局势升高为热战，美国国内也自1950年起掀
起了反共猎巫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自1950年2月起
不断指控亲共同路人渗透主掌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院，美国民间与共和党更针对
罗斯福与杜鲁门任内的对华政策全面展开了“是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 (Who
lost China?) 的质疑与长年争论，美国国务院许多的东亚事务专家纷纷因为亲
共的指控而中箭落马，寒蝉效应之下，国务院东亚事务官员此后多年均倾向于保
守反共的态度而不敢针对中国代表权等问题提出符合现实情势与美国利益的大胆
政策分析，而创办《时代杂志》的Henry Luce等许多美国媒体的推波助澜更使得
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猎巫浪潮迅速地席卷全美。1950年尼克森只靠着指控对手是共
产党同路人Pink Lady的抹黑手法就轻易赢得参议员选举并被誉为反共斗士，可
见当时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华政策强大的影响力。
整个1950年代，美国社会弥漫着恐共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氛围，而政
治上两党间的“谁失去了中国论战” (Who lost China debate) 又使得主政者
面对外交政策时必须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碰可能被视为向中共等共产集团势力妥协
的任何方案。因而，由国府组织的美国国会“中国游说团” (China Lobby) 便
有极为方便的挥洒空间以为国府争取美国国会通过多项军经援台法案以及在美国
在联合国全力捍卫中华民国的中国代表权。此时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主导中国代表
权“缓议”案以阻挡中共入联。
但到了1960年代，随着国际冷战情势的变化，美国国内社会与政治氛围也发
生了变化，而美国政府对国府的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自然亦随之改变。
1954年，二战后试图重返越南殖民地的法军在越南奠边府受到重挫后决定退
出越南，日内瓦会议决议南北越分治，1960年，实际上受北越领导指挥的越南南
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共）成立并开始与吴廷琰等历任南越政府作战，基于担心南
越陷共对东亚乃至于全球冷战局势可能引发的骨牌效应，1961年，美国甘迺迪政
府派遣特种部队进驻南越，1964年的东京湾事件后，美国詹森政府开始派遣大量
美军全面性地参与越战，却日益深陷泥沼并最终使得美国的国际威信与国内社会
经济情势均受到重创。
美国参与越战后一连串的军事挫败以及在越南当地诸多举措失当的消息不断
，在欧洲激起了1968年的反战学运浪潮，也在美国国内与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女性
权利运动汇流而激起了左倾的学运与社会运动，反越战的抗议学生与群众一度包
围五角大厦的美国国防部，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反共猎巫已成过往云烟而麦卡锡
本人也已成为美国白色恐怖罗织罪名与恶意抹黑的代表性政治丑角，美军在南越
美莱村大屠杀的骇人电视影像使得美国人民反思派遣美国青年子弟前往千里之外
的陌生地名参与越战杀戮的意义何在，而许多对美国主流文化展开叛逆与深度反
省的美国青年更是身穿绘有格瓦拉或毛泽东等人物的T-shirt做为其叛逆精神的
象征。到了喧嚣的60年代，高举过时的反共大纛的美国保守派政治人物相继在选
战中失利，共和党人高华德更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以为悬殊的得票比数惨败。
由于美国内部社会与政治上的恐共麦卡锡主义退潮，亚非第三世界的许多殖
民地掀起混合著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反殖民运动，而欧美各国社会也开始浮现
更多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性别平等问题的反省声浪，许多脱离殖民统治的亚
非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谋求在美苏两强意识型态对抗
外筹组不结盟国家组织，由于中共以反抗殖民主义的姿态自始积极参与不结盟国
家组织的运作，许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对中共抱持高度支持
立场，而对与美欧前殖民霸权高度结盟的国府相对地有所反感，外长沈昌焕等国
府高层却直到中苏共交恶早已表面化的1964年仍将这些国家的倾向中共过度简化
地归因于中共与苏共的经济利益诱惑与武力威胁[14]，甚至对亚非第三世界国家
的联合国参与开始明显增加的1961年对这些国家表达些许轻蔑的观点“现在联合
国最神气的是黑种人，黑种人进入联合国会场在门前就有电视公司的人拍电视，
非黑种人在联合国就没有这种气势”[15]，国府对国际情势转变的反应如此迟钝
与傲慢，却妄图仅凭少数的农技团等援助就争取亚非新兴国家的真心支持，无异
于缘木求鱼，于是，当美国自1960年代起开始在国际场合面临亚非第三世界国家
的挑战，亚非第三世界国家也就往往乐于以修理国府来间接使美国难堪了。为了
因应1960年代亚非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参与国际政治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的挑战
以及因而导致美方主导的以“缓议”和“重要问题”议事策略保住国府联合国与
安理会席位的策略开始捉襟见肘，美方在1966年相继鼓励加拿大与意大利分别提
出“继承国家案”与“研究委员会案”来推动以双重代表权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
，惟受到中共的强烈反对，而对国际局势变化缺乏警觉性的台北当局也在一个中
国原则下难于接受，最后只得作罢。
越战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了美国在二战后雄厚的经济实力，也
消耗了美国社会对美国政府与政治人物的信心，1968年总统大选时尼克森即以结
束越战为其诉求而胜选，到了1971-72年间，配合著1972年总统大选的节奏，美
国尼克森政府发动了三项堪称“尼克森大震撼”的重大战略性军政经行动以试图
为陷入越战泥沼的美国国际战略争取主动。首先，沿续1970年重启与中共间的华
沙会谈后不断增加的良好气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在1971年7月祕访中国大
陆而尼克森也在7月15日宣布将在次年访问中国大陆，明显地，由于苏联在赫鲁雪
夫主政时期对资本主义阵营改采共存策略以及在布里兹涅夫主政时期宣布“布里
兹涅夫义”以及华约等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并以军事武力介入捷共开明派政
改与布拉格之春，苏联推动的世界革命动能实际上已走到向尾声并转而向内地巩
固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的控制力，此时的苏联极有可能利用美国在越战
战场的失败与因而在国际政治战线上面临挫折的机会试图重燃世界革命之火以巩
固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与革命意识型态的掌握以免由内敛退缩而进一步走向崩溃
瓦解，而中苏共交恶与对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型态的争论则使得深陷越战泥沼的美
国开始感觉“联中制苏”不失为一著妙棋，第二，为了因应越战所造成庞大的财
政赤字与经常帐赤字，尼克森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将加征10%进口附加税，并主导
联准会于1971年12月宣布不再依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以一盎司黄金35美
元比例接受美元兑换为黄金，借此使美元贬值以提升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及
降低巨额国际收支赤字，第三，为向北越方面进行威力展示以迫使其重回谈判桌
以使美国得以将越战越南化而得以有尊严地退出越南，尼克森政府下令于1972年
年底的耶诞节前后对北越发动长时间的大规模轰炸行动。
为了实现尼克森与季辛吉“联中制苏”的第一著妙棋，美方决定支持中共入
联，并除了“作态”之外不勉强保留国府的联合国席位[16]。国府的中国代表权
与联合国席位保卫战至此已走到山穷水尽的最后奋斗，而中共坚持“把蒋介石集
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驱逐出去。只要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台湾地位未定’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
生任何关系。美国一天不放弃它的这些阴谋，中国人民就坚持同它斗争到底。”
[17]，深陷越战泥沼而使其国际威望大失的美国此时对“联中制苏”以及对中共
的需要已显然大于中共对美国的需要，于是，即使国府驻联合国大使周书楷已在
表决前抢先一步宣布中华民国主动退出联合国，但联合国大会仍然接着通过了阿
尔巴尼亚提案的第2758号决议案，尽管该决议文除了提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
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外，尚针对决议案表决前已主动退出联
合国的中华民国提及“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
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却不见美方采取任何拦阻的动作。中共最后
在周恩来的决策下以“中国” (China) 的名义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的名义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五． 中共内部社会政治动力
中共自1921年创党后历经国共合作北伐、清党、长征、国共联合抗日乃至
于战后的国共内战而终于1949年10月1日建政。主政中国的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必
须同时面对中国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降百余年受尽列强欺凌所造成的民族主
义情绪以及中共政权本身意识型态与国共之争的多重纠缠。因而，分析中共的外
交政策，并不能过于单纯地认为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统治下只有中共政权的内部权
力动力才是形塑其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而必须同时考量中共为了向中国人民证
明其统治正当性而必然必须对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回应
尽管部份论者认为中共在文革后转而以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巩固其政权，但
事实上，一则中共向来是带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二则中共在国民
党发动清党与围剿后即改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民族主义诉求为其宣传以
争取民意支持，中共于江西瑞金反第五次大围剿失败而发动长征转进至延安根据
地后便改称为“中国抗日红军”，而虽然中国抗日红军攻击绥远一带国府地方军
系晋军系閰锡山部队的真正目的乃为向北打通与控制外蒙古的苏联间的联络管道
，但中共却声称是为了抗日，而国共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抗战时期
更是中共得以养精蓄锐并最终席卷中国的关键，因而，中共对于执政党的潜在反
对者运用民族主义诉求但实际上的目的在于试图推翻执政党的可能性是有着高度
理解的。事实上，2010年的中日钓鱼台冲突时，根据报载，陕西宝鸡的反日游行
就出现了“欢迎马英九回大陆！”的标语，而尽管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并派出外交
部副部长亲自迎接被日方释回的福建籍渔船船长，却并未将之高捧为民族英雄而
大肆宣传，反而在护送该名船长返乡后告诫其应谨言慎行而切勿过度向外发言。
因而，可以说，尽管中共自创党后一直具有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性格而非单纯的
共产主义者，在文革结束后推动爱国教育并采取民族主义的语言，但包括邓小平
提出的“韬光养晦”说，中共政权并非如法西斯主义者般无节制地认同甚至煽动
民族主义浪潮，而是一方面透过适度回应甚至利用中国人民因近代以来百余年沧
桑史所形成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另方面也纡衡综合国力与国家战略而对民族主义
有所节制，并谨慎防范过激的民族主义者乃至于政权的潜在反对者透过提出主政
中国的中共在当下综合国力与国家战略下做不到的民族主义诉求来有意无意地达
到藉著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推翻其执政地位的可能性。毕竟，信奉历史唯
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抵均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
1919年5月4日，由于巴黎和会同意日本对中国的山东等多项利权的主张，中
国青年学生爆发了五四运动。而由于美国与英法等西方列强并未在和会中替同为
战胜国的中国主持公道却反而要求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新
建立的苏俄不但放弃过去帝俄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甚至不再要求中国支付庚子赔
款，陈独秀与李大钊等许多参与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与知识份子于是转而倾心于
苏联并开始引起社会主义思想，随后在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
尽管中共自始在思想、组织乃至财务上受到苏联的支援而被国民党讥讽为“
卢布党”，但由于中共创党者们最初于五四运动时倾心于社会主义的主因并非观
察到当时中国社会因为工业化出现贫富差距与贫穷的劳动阶级，而是在民族主义
的驱使下认为苏联对待中国比起西方列强平等，因而认为苏联模式可以在西方模
式外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不同的发展选项，中共自创党时便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
彩以及当时中国正处于自农业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初期而工人阶
级力量薄弱，中共因应中国国情所采取的革命路线势必与苏共有所不同，也就埋
下了中苏共在革命理论与革命策略上的潜在分歧。
由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完整革命思想训练的正统马列主义者李立三与王
明等人返国出任中共总书记后均无法有效地推展中共的革命事业，中共的领导权
开始落入在两湖秋收暴动失败后展开三湾改编而有效掌握中共革命武装并成功地
击退国民党进剿部队而扩张中共根据地的毛泽东等人之手，而苏共与史达林一直
视毛泽东与其领导下的中共是不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披上共产党外衣的中国
传统农民革命者，因此，史达林不断地试图透过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
）等受过莫斯科完整革命教育的中共国际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来夺取毛泽
东控制的中共党权，史达林不相信中共革命能成功，因而在雅尔达会议时仅期待
取得外蒙独立以及东北或至多加上华北由中共统治以做为苏联周边卫星国的成果
，并未试图支持中共取得全中国的统治权，是国府军队在美军舰队协助下在东北
出现才使苏联必须全力支持中共到底。而在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的莫斯科行甚至
被冷落了两个多月才能面见史达林，苏共甚至到了1953年尚试图策动长年主政东
北的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王高岗在苏联支持下在东北另立权力中心，中共
与毛泽东则于1953年的北戴河会议以“试图依附苏联核牙齿搞东北独立王国”的
罪名清算高岗，中苏共之长年不睦，可见一斑。
然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龃龉无碍于其共同的世界革命目标。苏联自1950
年起便不断地在联合国大会提案“排我纳共”案，直到1963年才因中苏共交恶而
改由阿尔巴尼亚提案。
1953年，史达林病逝，继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雪夫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
大展开对史达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并公布了史达林大整肃以莫须有罪名滥捕滥杀
苏共等各国共产党人与苏联人民以及古拉格群岛集中营的真相，同时也调整共产
主义的革命输出与世界革命路线成为和平共处路线，是为苏联修正主义的开端，
苏共最后对史达林遗体进行鞭尸以宣示和史达林主义的彻底决裂；苏共批史使得
华约国家共党领导人对于史达林主义路线的修正与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力
减降产生了过高的期望，1956年下年半匈牙利共产党展开缓和的社会民主式修正
主义政策，匈共领导人纳吉同时也尝试退出华沙公约组织以便单独与美国等西方
势力修好甚至积极期望接受马歇尔计画的美国经济援助，而匈牙利学生与人民也
在展开社会运动表达对开明政策的支持并推倒史达林铜像，但匈共单独与美方等
北约势力修好以及意图接受马歇尔计画援助大大地误判情势与超越了苏共修正主
义路线对华约国家开明政策的容忍底限，苏联红军最后会同共党情报局的华约各
国军队对匈牙利展开军事介入，学生与人民的运动受到大举镇压，纳吉以降大批
匈共高层受到全面性的整肃清洗。
苏共二十大批判史达林个人崇拜等诸多错误后，中共随后于1957年也追随苏
共批史而展开百花齐放的“大鸣大放”运动，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最初的目的应在
于透过群众批判纠正中共建政后开始出现的党政干部腐败现象，但批判的矛头随
即向上发展到对于毛泽东个人崇拜及中共一党专政问题的批判，武汉大学生等各
地人民与学生甚至出现高举“欢迎蒋介石回大陆！”和“欢迎国民党回大陆！”
等标语的游行，毛泽东因而恼羞成怒，改口宣称其发动大鸣大放运动的目的在于
“引蛇出洞”而于1957年底发动“反右大斗争”，所有单位被要求必须清理出至
少5%的右派反动份子，尝试推动大鸣大放的开明政策最后却恼羞成怒转而以发动
反右大斗争的整风运动尴尬收场难免使毛泽东的领导威信受到挑战，毛于是为了
证明自己仍能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而于1958年起展开三面红旗的大跃进－－或
许因为担心大跃进的激烈内部运动时国府趁机反攻大陆，也或许因为测试赫鲁雪
夫批史后对中共的态度，中共于是先声夺人于1958年发动金门砲战（八二三砲战）
，但最后考量必须留下金马做为台湾与大陆纽带而停火。尽管在1959年的庐山会
议上毛泽东试图透过批判提出大跃进实际问题的老将彭德怀来防范其他中共高层
将大跃进的放卫星虚妄风气以及实质生产力的大幅降低归罪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
的“左倾冒险主义”，但政治斗争行动改变不了大跃进政策根本上就违反客观社
会与经济运作规则的事实，大跃进终归失败并造成三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毛
泽东的个人威望与统治正当性荡然无存，中共实权于是移往转为务实的刘少奇与
邓小平，刘邓转而推动包括农民自留地等较温和的经济政策，中共党内文件与对
外文告也不再言必称毛泽东，甚至经常有意地不提毛泽东，失去权力与影响力的
毛泽东极度不满并开始认为党内有走资派，毛泽东最后于1966年5月结合林彪所
掌握的中共解放军势力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下狱后病死于秦城监狱，邓小
平则被批判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下放江西工厂劳动──邓小平便曾经向
Motorola执行长Robert Galvin透露，文革时受到暴乱青年学生斗争的经历是
使其在文革结束未久而中国极左运动倾向的阴影犹在的1989年时决策采取武力镇
压学生抗议而非仅以警棍驱离的重要因素[18]，从邓小平的生命经验看来，两者
有着高度相似性，而最早参与发动的学生亦均多有党校的高干子弟。
由于中共追随苏共批判史达林而展开大鸣大放但批判的怒火却不断向上延烧
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加上毛泽东自认为在史达林死后自己理所当然地是执掌世界
共产革命之舵的舵手，但赫鲁雪夫等苏共领导人却依然自视具有共产革命正统的
优越感而看不起毛泽东与中共并将之视为“斜眼的杂种、黄种畜生”[19]，苏共
并对中共于1958年起展开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制度大表不以为然，苏共与赫
鲁雪夫除了认为人民公社制度乃是苏联曾尝试但并不可行的制度并公开表示苏共
认定人民公社为反动的制度外，并拒绝了中共要求苏联协助中共建立核子打击能
力的要求，中共自此对赫鲁雪夫领导苏共批判史达林的“修正主义”意识型态路
线极有戒心并指控其修正主义路线乃背离共产革命理念，文革时并以“苏修美帝
”并称之，“苏修”排在“美帝”之前，可见当时毛泽东认为苏联而非美国方为
其主要敌人。中苏共于1960年代初期正式决裂后，1964年中共罗布泊核试成功时
，赫鲁雪夫便曾向美国建议由苏联以核武轰炸中共的核子设施以免中共取得核子
打击能力，惟未为美方接受，苏共更早于1960年中共正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经济
困境时便下令撤出所有支援中共的技术专家与经济合作，可见，中苏共交恶的?
面化早已在1960年代初因意识型态上的针锋相对而接近兵戎相见的临界点，而不
必等到1969年的东北珍宝岛事件。
因此，1966年11月联合国大会时意大利等国提出的“研究委员会”双重代表
权案时，尽管苏联采取沉默中立态度，但此时中苏共交恶已然全面?面化，苏联
的态度已不能代表共产主义阵营的共同立场，苏联默认具有“两个中国”双重代
表权性质的意大利“研究委员会”案实际上不无希望利用国府持续牵制中共战略
焦点于东南沿海以减轻中共在中苏交恶后中共主力部队聚兵北方而对苏联西伯利
亚地区造成的潜在威胁，如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苏联态度自然不可能被
中共所接受，更何况，中共自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党内与国内政治气
氛急速左转，而文革既以打倒“苏修美帝”为号召并为了防止苏联核子攻击使中
国失去工业能力而对中国工业展开向大西南一带移转重要工业基地的“三线建设
”，文革中的中共自然更是完全不会理睬苏共对于中共向来视为其内政问题的台
湾问题的态度。因而，若考虑1966年年底意大利等国提出“研究委员会”双重代
表权案时中共的内部社会与政治动力，则与高朗和涂成吉的观点不同，即使国府
点头全面放行，而美日均公开表示支持且苏联亦采取暧昧的沉默中立态度，但中
共恐怕仍将宁可拒绝与联合国有所往来也不可能在文革下强烈左转的内部社会与
政治氛围下接受该案，中共自1966年至1968年间连续三年动员其共产阵营与亚非
第三世界国家盟友全力封杀意大利与加拿大所提出的“研究委员会”案便是明证
。事实上，中共政治人物在面对内部政治斗争或者政治运动时一贯地习于对涉外
事务与国际政治问题采取比起平常更不可妥协的立场甚至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
一则防止其他国际势力借机蠢动而伤害中共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二则避免在国内
政治运动与党内政治斗争的势头上被视为示弱而给予党内政敌与国内反对势力可
趁之机。
1969年1月至3月间中苏共军队在东北小岛珍宝岛大打出打，中苏共交恶与对
峙的情势由意识型态互批上升为正面军事冲突使得中共更加确信苏共真的有可能
不顾全球共产革命的共同合作情势而迳以武力解决中苏共之间的龃龉，警觉到中
国有可能被孤立包围的危险的中共于是开始考虑打美国牌以制衡苏联的军事蠢动
，苏联驻美外交官在1969年8月间向美方国际院官员试探美方对苏联转炸中国核武
设施的可能反应使得中共更感震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委员会遂于8月28日通令红
卫兵各派系停止暴力斗争并要求中国人民备战[20]，而早在珍宝岛事件中苏共冲
突不断升温的1969年2月，毛泽东下令召回在文革中被批斗、羞辱的陈毅、叶剑
英、徐向前与聂荣臻等中共开国元帅成立四人小组以研究国际关系材料以尝试为
中共理出外交战略的新理路，周恩来并指示四人“不要被既定的看法和结论框住
，要及时做出部分甚至全部的修改”，中共前外长陈毅领导的四人小组于该年7
月与9月针对当时中共面对的国际战略情势提出报告，建议中共应重启与美方的华
沙会谈并利用美苏矛盾来“打美国牌”，以战略眼光利用美苏的矛盾，以追求中
美关系上的突破，毛泽东读完报告后认为中国不可能有实力长久地处处与邻国为
敌，并认为中国四面被苏联、印度与日本等大国包围，而战后的日本背后实受美
国势力节制，因而若欲制衡苏联并压制日本则必须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主
动与未曾占据中国领土的苏联的大敌和日本的幕后老大美国展开接触与建立正常
化关系[21]。
因而，当受困越战泥沼而焦头烂额的美国在1969年就职的尼克森政府领导下
准备采取“联中制苏”并同时展开美苏限武谈判的和缓“低荡” (detente) 冷
战新战略之时，中共也在1969年决定与美国改善关系以突破文革后的外交孤立状
态并制衡苏联，毛泽东随即绕过受到文革造反派红卫兵控制、除了宣传意识型态
口号外缺乏实质外交谈判能力的中共外交部而透过中国总理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在
高举“打倒苏修美帝”的严峻文革内部政治环境下展开对美接触，并在1970年美
方重启华沙会谈后于1971年4月发起对美“乒乓外交”，1971年7月，季辛吉密访
北京，尼克森随后于8月15日宣布将于次年访问中国大陆，尽管当时美方仍作态运
作保留中华民国联合国席次但放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代表权案[22]，但实
际上，主导美国对中共谈判的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早已研判双重代表权案唯一的
功用就是为美国提供一个“高尚的下台阶”好让国际及国内看到美国已为台湾的
联合国席次尽力维护，季辛吉并明白表示“不值得为一个挑衅且解决不了任何事
情的双重代表案而破坏与中共建交”[23]，此时深陷越战泥沼而国际威望重挫的
美国“联中制苏”的战略需要与对中共的需要远大于当时中共对美国的需要，因
而，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时国府的诸多运作均归失败，甚至在国府驻
联合国大使周书楷宣布中华民国主动退出联合国而中共入联实际上已无障碍后，
美方依然放任第2758号决议案表决通过而不置一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此时，在文革的极左政治风潮下，连中共外交部都受到红卫兵控制，外
交部长是缺乏外交知识的红卫兵支持者而仅有副部长乔冠华真正具有外交谈判能
力，而负责对美接触的周恩来又一直被江青等四人帮和中央文革小组人士视为接
班竞争上的大敌而不时加以挑战，甚至到了1974年，毛泽东还批准了江青和王洪
文等人的要求而展开“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其中周公即影射当时实际主持中
共中枢国政的总理周恩来，不但国际情势的消长下中共并无必要接受联合国席次
上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而当时尚在文革的中共内部社会与
政治气氛下，也并无任何中共高层领导人胆敢冒着被指控为“国特”（国民党特
务）的风险而提议或接受与国府“蒋介石统治集团”妥协的双重代表权方案。
而直到联合国双重代表权问题得到解决后，1972年2月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
并会晤毛泽东时，周恩来等中共谈判人员尚不断地向美方表示台湾问题乃美中关
系正常化过程的重中之重。甚至，当周恩来向尼克森表达对日本在高度经济发展
后重启军事扩张的忧虑并期望美方能够分享关于日本动向的资讯并约束日本重整
军备时，还提及中共虽然希望美国削减驻亚洲军力却更加担忧日本可能利用美国
撤军的真空趁虚进军台湾和韩国[24]，以至于尼克森在2月22日与周恩来私下会
谈时必须声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并且重申季辛吉先前另外
给出的承诺：“不支持任何的台湾独立运动，运用美国的影响力阻止日本染指台
湾，阻止台湾攻击中国大陆，渐次削减美国驻台兵力”[25]。而在1972年2月28
日尼克森首度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中美双方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也重申“中
方反对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立场，反对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国两府、台湾
独立和台湾地位未定论；美方认识到 (acknowledge)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
，并对这一立场不表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并
将逐步减少在台美军设施与武装力量”，而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共建交时所发
表的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除了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
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
的危险”外尚且提及“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份”，而到了1982年8月17日的美中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中更明
言美方将逐步减少对台军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由此可见，面对中国社会自1840年以降百余年沧桑的近代史所累积的庞大民
族主义能量、中共政权内部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轨迹以及中共与国府间经年累
月的军政大搏斗与争夺中国统治正统性的漫长斗争史，加上台湾曾受五十年日本
殖民统治后却又因国府战后接受政策失当而转向怀念日本文化的特殊的后殖民情
境以及台湾与台湾海峡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战略隘口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多重复
杂因素交络纠葛之下，现实上，中共并不可能在1966-1968年间接受意大利等国
所提“研究委员会”双重代表权方案，更不可能在越战使得国际情势迫使美国有
求于中共的1971年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而由于中苏共交恶与文化大
革命“打倒苏修美帝”的中共国内与党内社会与政治情势，即使美日全力支持而
苏联也为利用国府牵制中共而采取沉默中立的态度，即使国府愿意公开支持与参
与运作1966-1968年间的意大利等国所提“研究委员会”双重代表权方案与1971
年的双重代表权方案，中共势必仍将不理会已与之公开交恶的苏联的沉默中立态
度与默认放行立场而全面动员其盟邦以彻底封杀上述提案。
六． 国府内部社会政治动力
1949年12月上旬，由于黄埔五期的天子门生、蒋中正爱将、国府军第二十
二兵团司令郭汝槐在四川宜宾举行阵前起义，国府的川西决战（成都保卫战）
作战计画全面瓦解，国府试图依抗战时期前例退保大西南以徐图再举的战略布
局至此已成残梦，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于12月7日自成都搭机转赴台湾，临行前
下令枪决成都监狱中监禁的杨虎城等中共党人和许多政治犯。驻守陕西与西北
的国府军中央军系胡宗南部在中共解放军追亡逐北下终被歼灭，胡宗南搭机赴
台而仅以身免，国府军川军系邓锡侯、刘文辉部与滇军系卢汉部等地方军系势
力眼见中共野战军节节进迫而大势已去，遂相继向中共投降以自保，李弥指挥
的部份国府驻滇部队不愿降共而退往滇缅边境顽抗，逃往中南半岛的许多国府
孤军后来因为生计无著而开始种植罂粟与提炼海洛因等毒品贩毒为生。1950年
4月，海南岛国府军队战败撤台；1950年5月，孤悬浙东杭州湾外海的舟山群岛
国府军队无力支撑而相继撤台；到了韩战结束后的1955年2月，国府军队在美
军舰队协助下撤出过于偏远而不利防守的浙江沿海台州列岛的大陈岛；随着国
府军队残部在大陆本土被中共解放军追亡逐北而逐一歼灭以及相继因为战败或
无力支撑而撤出东南沿海各岛屿，国府的实际统治权逐渐地限缩于台澎金马。
战败撤退台湾的国府政权面临着多重的危机，对外，一则有着中共意图解
放台湾以完全结束内战的战争威胁，二则美方在1949年8月发表《对华政策白
皮书》后对国府采取“大树倒下了只能等待尘埃落定”的冷淡态度更使得国府
外援无著，而对内，一则本省籍人民因为二二八事件的伤痛而对国府政权有着
高度的不信任感，二则做为国府治台军政控制力量核心的随国府渡台外省籍军
民有着高度的返乡渴望，尤其是往往被非自愿抓伕后糊里糊涂随国府来到人生
地不熟岛屿而长年未婚的基层士兵与军官更是对家乡与父母有着高度的思念，
这样子的思乡情结成为国府抓稳军政力量藉以巩固政权时的隐忧。
因应如此艰难的内外困局，国府渡台前后推动了包括土地改革与国民党改
造运动等改革措施，透过土地改革拉拢本省籍农民支持并防范中共在台采取惯
用的土改策略发动革命而里应外合推翻国府统治，透过国民党改造运动以强化
蒋中正为中心的领袖个人崇拜与加强对军政力量的控制并建构以党领政、以党
领军（党指挥枪？！）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党国体制；此外，早期为了期望国
府政权能够再度君临中国，后期为了稳固军心以巩固做为国府治台军政控制力
量核心的外省籍军民的向心力，国府在台也推动了以“反攻大陆”为中心的一
系列政治宣传，韩战爆发后，国府一度期待东亚冷战转入热战将促使美国支持
国府展开军事反攻，甚至在中共主力部队被牵制在朝鲜的韩战期间发动1952年
10月“南日岛战?”并击败中共驻军而获胜，但当韩战进入和谈阶段而接近尾
声，中共主力部队再度逐渐转回东南沿海的对台正面，国府于1953年7月16日
发动的“东山岛战役”就只能以大败收场了，11天后的1953年7月27日，韩战
停战协议签署，东亚冷战格局正式确立，国府的反攻大陆自此成为幻梦，但为
了稳定主要由随国府军民构成的军政力量并巩固政权，国府此后仍然不断地宣
传反攻大陆为其基本国策因而成为被许多台湾人民讥笑的“反攻大陆神话”。
国府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争议上所采取的策略基本上受到国府政权在台统治所
面临的社会与政治情势的高度框架与侷限。
为了因应国府渡台后的困境，国府政权有着维持反攻大陆宣传的现实需求，
更因此而对于维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有着强烈动机，因此在国府政
权的内部政治动力驱使下，国府不只需要维持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更必须寸
土不让地全力坚守让国府得以持续宣称代表全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于
是当中共的统治日益巩固而国府反攻大陆无望，当国际情势有所转变而使国府持
续保有中国代表权出现巨大的现实困难，国府政权也就只能先是左支右绌地试图
否认现实，然后才在美方告知在国际情势下不得不调整其对国府的中国代表权的
支持后才遮遮掩掩地默认美方运作双重代表权方案，却又因为国际情势的不利而
无法公开地协同美方运作双重代表权方案，毕竟，国际情势不利的大环境下，国
府公开表态接受双重代表权方案不一定就有助于双重代表权方案在国际运作的过
程中被各方尤其是中共接受为可行的妥协方案，但国府政权一旦公开表态接受与
运作双重代表权方案就等于公开承认其反攻大陆的反共宣传已被放弃，此举极可
能立即地动摇国府军心士气以及政权的统治正当性，而倘若国际政治现实运作下
的最终结果竟然连双重代表权方案都不可得，则已先让步而公开接受与运作双重
代表权的国府政权恐怕将有全面崩溃的危机。
由于中共建政后不旋踵即于1949年11月15日致函联合国大会主席与祕书长
挑战国府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整个1950年代，美方基于中共建政后尝试与
中共对话并无成果的现实情势以及东亚冷战围堵战略的反共立场而全力支持国
府捍卫其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1951-1960年，国府与美方的策略是在每届
大会敦促联大通过决议不在该届大会审议任何关于排除中华民国的提案，亦即
所谓的“缓议”案，缓议案使得国府得以有效阻绝中共与苏联动员其盟友在联
合国大会以及相关的各种委员会和专门机构所发动各种排除国府中国代表权的
会议战术[26]。但到了1960年的第15届联大，由于具有强烈反殖民主义色彩
而较亲中共的许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陆续加入联合国，美国当年所提缓议案仅
以42票赞成、34票反对惊险过关，自次年的1961年第16届联大起美国便改弦
更张援引《联合国宪章》第18条要求“任何改变中国代表权之提案为一重要问
题”，美国联合澳洲、哥伦比亚、意大利与日本所共同提案的“五国提案”重
要问题案于当年联大获得通过，而根据《联合国宪章》，凡属“重要问题”须
获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才能通过，此后多年联合国大会均通过中国代表权
问题为“重要问题”而使得国府得以沿续又十年的中国代表权，然而，从“缓
议”案到“重要问题”案反映了美国对联合国大会的影响力在亚非第三世界国
家的反殖民主义浪潮下大幅衰退[27]，而国府外长沈昌焕对一国际情势变化的
评论竟然还带有轻视非洲国家的嘲弄色彩：“现在联合国最神气的是黑种人，
黑种人进入联合国会场在门前就有电视公司的人拍电视，非黑种人在联合国就
没有这种气势！”[28]国府外长昧于国际情势变化复又带有浓厚的种族优越感
，国府在往后的中国代表权争夺乃至联合国席位保卫战中不断地败下阵来的悲
惨处境也就不难想见了。
1965年第20届联大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所提“恢复中共权利案”时，由于
反殖民主义色彩而较亲中共的第三世界国家陆续加入联合国而竟以47票赞成、
47票反对打成平手，美方开始担心将会失去程序上通过“重要问题案”以建立
三分之二多数门槛防线所必须的过半票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高德柏遂于1966
年4月建议詹森政府鼓励加拿大等国提出“继承国家”决议案以推动双重代表权
，并认为即使中共鼓动其邦交国拒绝本案可使中共自己承担无法参与联合国的
责任，但美国国务卿鲁斯克于7月5日向台北方面提及此案时，蒋中正“绝不接
受两个中国与双重代表安排，否则中华民国只有退出联合国，此一立场毫无妥
协余地”峻拒而只能搁置[29]，由于加拿大直至同年11月初仍不愿放弃双重代
表权计画，鲁斯克遂建议其发起或支持意大利等国所提“研究委员会”案，虽
然设立研究委员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最后一定是同样做出“双重代表的建议
”但总比加拿大直触及“一中一台”的提案相较之下不激进且易为台北方面等
美国亚洲盟邦理解，因而，国府对该案虽认为同样将导致两个中国由外长魏道
明向美国大使马康卫抗议并表示该案如在联大通过则中华民国将不惜退出联合
国表态，但美国大使马康卫却在11月29日获国府告知“如果意大利案通过，台
北不会退出联合国，惟将退席以示不满”，马康卫解释，国府此举实乃默许“
研究委员会”双重代表权案，但为避免受美国政府支配之批评其人民交代，但
11月29日的联大仍否决了意大利等国所提“研究委员会”案[30]。
由于1966年11月联大时意大利等国提出“研究委员会”双重代表权案时，
中共已于同年稍早的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国府认为中共发动文革势必造成中国
大陆政局动乱并使国府的反攻大陆再现曙光，于是在1966年11月成立中华文化
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以与中共争夺中华文化传承正统地位，因而尽管在亚非第
三世界国家大举入联的新国际情势下勉为其难默认美方推动意大利等国提案的
“研究委员会”双重代表权案，但仍然担心一旦公开支持或未公开表达反对该
案将有可能使国府在台湾内部与国府党政军统治机器内部的反攻大陆宣传有信
用破产并导致政权不稳的连锁反应，更担心该案最终仍可能因在国际情势上渐
趋优势的中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被封杀，倘若国府已先公开支持或未以退席
等方式表达反对两个中国双重代表权的严正立场，则相对于中共的强硬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国府势将在对国际华人世界的反共与反攻大陆宣传上屈居下风，
甚至将因台湾内部与思乡情切的随国府渡台的国民党党国体制基层党政军人员
惊觉国府已正式承认反攻大陆无望而接受双重代表权安排而使其政权的正当性
迅速流失而面临全面崩溃的政治风暴，左右为难的国府最终只能采取表里不一
而言不由衷地默认美方运作国际情势变化下势在必行的“研究委员会”双重代
表权案，但在公开的文件与行动上则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面宣传。惟最
终因为中共果然不愿意接受该案并动员其盟邦反动，国府表里不一的策略从事
后诸葛的角度观之倒是确实相当程度上有效地回应了中共的态度，也维持了国
府依然有实力与中共争夺一个中国的正统性与中国代表权的表面，从而使国府
得以继续其反攻大陆与代表全中国的政治宣传而借此争取时间进行经改与政改
以为国府的党国在台湾求生存。
但到了1971年，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国际威信低落而又面临严重的国内经
济与社会问题，尼克森政府决定进一步地支持中共加入联合国以“联中制苏”
，对双重代表权问题采取主要是“作态”以安抚美国国内及共和党内的雷根等
强硬反共势力的政治动作[31]，遂于1971年2月起开始向台北方面传达双重代
表权构想，尼克森并于4月23日派遣特使墨菲赴台与蒋中正正式会商该年秋季的
联大中国代表权问题因应方案，蒋中正则要求美方先循例提出重要问题案后若
失败再提出双重代表权案，并坚持中华民国必须保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则将
不惜退出联合国，蒋中正并表示，不论如何国府必须投票反对双重代表权案“
但我们不可以要求所有友邦都投票”乃是国府在会籍上与美国合作的极限[32]
，几经磋商，到了7月间美方同意在双重代表权案之前先提出“重要问题案”与
“变相重要问题案”，而国府则默认以只保留联合国席位但放弃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的“复杂双重代表权”为谈判底限，并由行政院祕书代蒋彦士向美国大使
马康卫暗示副院长蒋经国是一位务实主义者而即使必须放弃安理会席次均仍反
对退出联合国[33]，但仍期待继续透过“重要问题”议事运作使中国代表权相
关提案不必进入实质审查，或者期待能以中共入联但保留中华民国联合国席位
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单纯双重代表权”方案处理，因而采取复杂的外交运
作，甚至连各项提案攻防的表决次序都锱铢必较，但最后仍在国际情势时不我
予的现实变化下，连联合国席位都未能保住而在1971年10月25日阿尔巴尼亚案
表决前一刻宣布退出联合国。
分析国府在1971年双重代表权案中左支右绌的态度不难发现，尽管国府对
国际情势的变化有所体认而愿意默认美方运作双重代表权案，但基于政权稳定
与统治正当性考量仍然坚持美方先尝试以重要问题案排除中共，并坚持倘若重
要问题案失利则仍应试图保留国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尽管在美国深陷越
战泥沼而亟需推动与中共关系正常化以“联中制苏”以及具有强烈反殖民主义
色彩的亚非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大举入会的国际大环境下，国府采取的这一系列
举动毋宁只是为了必须向台湾社会与党国体制内部有所交代以稳定军心士气并
巩固统治正当性的惺惺作态之举，对于中华民国联合国席位保卫战的最后结果
可谓根本毫无影响，然而，巩固政权正当性的问题竟然对国府的外交战略有着
如此巨大的形塑作用，不禁让人质疑究竟国府政权的体质有何结构性的难解问
题而使其正当性如此不堪一击？毕竟，All politics is local.，而向来有
识者均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非相反的“内政是外交的延伸”，政权或
者政治人物本就不应该将其统治正当性的来源植基于本就高度受限于复杂国际
因素而难于绝对掌握的涉外事务的特定结果，相反地，应该是政权与政治人物
透过其在与人民切身相关的内政政策上的良好施政与作为而使自己得到人民的
高度支持与建立政治威信并借此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政治能量与统治正当性，然
后再将自己的政治能量与统治正当性运用于说服人民支持以推动难免必须在国
际现实条件下对外有所妥协的外交政策以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与长治久安。
七． 结论
从美中台三方各自面临的国际情势变化与内部社会政治动力变化来回顾长
达22年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争议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对中国代表权争议的态度
与策略受到国内麦卡锡主义反共白色恐怖以及越战和亚非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的
高度影响，尽管时有大意盲动之举，但历届美国政府均能明智地调整策略以争
取战略主动，于是从1950年代的“缓议”案到1960年代的“重要问题”案再到
1966年的“研究委员会”案，美方始终比起当事人中华民国政府早一步洞察国
际政治氛围变化并提出相应的策略调整，虽然美方最终为了摆脱越战泥沼与重
建国际威望而在1971年时不再全力支持国府捍卫联合国席位，但衡诸当时国际
局势，中国代表权问题早已随着中共政权的巩固以及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大举
入联而注定将以中共取得中国代表权以及国府代表被驱逐收场，到了1971年时
，美方对此早已无力回天而剩下的本就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中共方面，尽管历经反右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等中共内部激烈政治运动
以及中苏共交恶等外在国际情势困难，但中共与毛泽东不愧为精于掌握情势变化
与发动深谋远虑的内外斗争的共产党员，在中国代表权争议上，中共最初不急于
为了入联而接受双重代表权方案，却反而在亲中共的亚非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已然
大举入会而中共入联形势大好的1966-1968年发动其盟邦全力封杀“研究委员会
”案，此举使中共站稳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战略制高点并迫使国府不得不冒着
自乱阵脚、自失立场的风险全力跟进，最后在1971年的阿尔巴尼亚“排我纳共”
案上更是看准了美国急于摆脱越战的梦魇而有求于中共的极端有利情势，于是全
面性地压缩美方与国府操作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空间，于是在中华民国主动退出联
合国后联大依然通过了“驱逐蒋介石代表”的第2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