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对话》：我们需要不用超译的日常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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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里头的日常对话是什么样子？吃饱了没？功课写了没？考试第几名？为什么还不回
家？那个朋友是做什么的？去问你妈。你真的很没出息，将来去做工好了。你不要管我！
养你要干嘛？不然不要生下我好了。妈我没有钱。不要打妈妈！
这些对话就算不是全部，我想也八九不离十。然而导演黄惠侦想在这部纪录片中创造出的
日常对话，是爱语：关于亲情，也关于爱情。电影的叙事主轴是建立在以导演的母亲为主
的纪录，关于她作为“女同性恋”这件事在她的人生下所扩散而出的波荡。拍摄的人物包
括母亲与兄弟姐妹、女儿们、孙女们。
她是阿嬷，阿嬷是男生。
这是电影拍摄时的几年前，母亲在拍摄姪女还小时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阿姨我问妳哦，阿嬷是男生还是女生？”（姪女）
“哪一个阿嬷？”（母亲）
“我的外婆。”（姪女）
“我不知道”（母亲）
“应该是男生吧”（姪女）
“为什么？”（母亲）
“因为她不穿裙子，每天都穿裤子。”（姪女）
“没穿裙子就是男生？”（母亲）
“对啊！”（姪女）
“阿嬷”这个亲族身分是被告知、教授而出的，是母亲、亲戚等长辈人告诉你们说：要叫
阿嬷，所以她就是阿嬷了。但是在性别身分的认知上没有人说过阿嬷一定是女生，所以对
于年幼的孩子而言当然从外显的表征来辨识，而在二元化的性别划分中，裤子就是男性的
象征，相对的，裙子就是女性的代表。但这样的认知又是被谁给教授而来？
男生要穿裤子、女生要穿裙子、男生不能哭、女生要温柔、男主外、女主内种种的刻板印
象形成了性别个体所“应该”趋向的路径。这种应然的规范性要求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依
据，只不过传统上是这样，所以现在就应该是这样，而这就是传统的魔力：因为过去如此
，现在也应该如此。只不过这百分之百是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谬误。
只不过在社会自体的观点而言，传统的这种特质正在于维持自身的稳定性，但当社会稳定
遇上平等的道德原则，矛盾与冲突甚至革命就会发生。上述提到的刻板印象也出现在导演
访问亲戚长辈时，他们提到过往在乡下女人到了二十几岁若是没嫁人大家就会叫他快点嫁
出去，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就是说，家庭是台湾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
单位。结婚了，有了家庭，有了归属，能传宗与接代，这无疑是华人儒家式的思想显现。
在这种家庭与社会环境下长大的母亲，即便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女生，但也无从抵抗
于庞大的社会压力，她嫁给了一个男人。他会打人、赌博，但她也尽了这种社会观下女性
的责任，生子（女）。从现下个体性极度膨胀的时代来看我们很难想像如何去与一个自己
不喜欢的性别、自己不喜欢的对象成家、发生性行为、生产。但在过去的时间这些都是理
所当然，过往是没有所谓“（自由）恋爱”，婚姻不过是社会上的结盟，大家找的不是爱
人，而是饭票与煮饭婆。
在这种环境下，只要你进入婚姻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治外法权”的状态。婚姻暴
力？法律不管亲族也不问。婚内强奸？这不是强奸，只是依法行使夫妻权利，使另一方履
行夫妻义务。法不入家门的观念深植，显现出的是家庭单位的比重相对于当代国家—甚至
法治国—而言是完全不平衡的超重。但是当导演与母亲谈到过往的家庭事情，母亲说出的
是如果杀人无罪，第一个要杀的就是父亲的他，还要做成肉酱。其实这样的现象在过往的
家庭中层出不穷，家暴也好、男人不顾家也好，即便亲如手足也敬畏三分不过问为礼，直
到发生邓如雯案件才震慑了社会。讽刺的是，做了这样举动的女性还要改姓埋名再重新进
入社会。
你知道我妈妈是同性恋吗？导演这么问著亲族长辈。所有人都说不知道，却被导演逗趣地
反问如果你不知道那你怎么都不惊讶？但长辈们却只想赶紧结束对话。避谈的倾向也出现
在母亲，
“妳觉得这世上有了解妳的人吗？”（母亲）
“不知道，谁要了解我。”（外婆）
“我跟妹妹就想了解妳，但妳都不让我们了解。”（母亲）
“赶快问，问完我要出去了。”（外婆）
摄影当然是第三人的眼睛在观看，或许会更形诸于压力，但或许也因此能回避掉传统家庭
中最忌讳地“促膝长谈”。我们不擅长对话，用吃饱了没代替对亲人的爱，但这种理解毋
宁是种超译，实际上这些日常对话是“欠缺日常对话的对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
“不同于日常对话的日常对话”。当导演与母亲在镜头前，却深深道出过往被父亲性侵的
事情时，不知如何面对的彼此都掉下了眼泪。但若是能在更久之前就能表达这件事、接收
这件的讯息，是不是伤害就不会发生了呢？这样的问句不是一种咎责，而是反省我们所匮
缺的。但对话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嫌晚的，即便憾事已生，但诉诸于言语或许也将是种释放
，将过去的自己释放于过去。
电影里头也有访问道姪女，在本文起首的幼时对话之后，镜头转到电影拍摄时已经青少年
的姪女们，说道那时社群网站流行的问题中其中之一是：是否支持同性恋？姪女之一无悬
念地回答支持，因为那是他们的权利。这种权利观之身就如同天赋人权一般的天经地义，
但在记录下姪女这个世代与阿嬷的世代所相隔的距离，却是无数个体在时代中被屏除为异
类所推进而来。这种异类就如同阿嬷所被形容的：变态。
社会太害怕变态了，因为社会是种想要维持自身常态的实体，任何一点变态就像是会滴入
清水中的墨汁，若不除之而后快则难消心头之虑。但这样的变态，却在经历了暴力与各种
压力下，独自扶养了一对女儿。即便被访问时说道如果能重来不想要结婚与小孩，因为自
由，即便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女人，她却是个尽责的母亲（阿嬷）。这里显著地彰显了性别
的差距，作为男性即便打、赌或任何恶行，因为是男性，这没关系；作为女性，即便扶养
儿女、被贬抑，因为是女性，理所当然可不是？这也是所以电影记录道扫墓时亲族长辈说
墓碑只会记载男性子嗣这件事，是那么地理所当然。
有着一对女儿的阿嬷，也有爱人的渴望，所以她跟女友们都说孩子们是领养来的，这是她
的无奈，也是女儿的无辜。我们能检讨的只有社会体制造成了两败的缺憾，甚至我们还有
可能去想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父亲的恶行？是什么又让他自杀？
而电影中拍摄道阿嬷的旧情人们时，其中有人提道是因为阿嬷的体贴才交往，其实我们也
可以想像那种封闭的年代很难有同性伴侣的出现，更不用说出现任何一点念头，但这就像
张娟芬在《爱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书》所说的，“在婆的‘发现之旅’里，Ｔ是一个非
常关键的角色。发现了Ｔ，然后才发现自己是婆。”尤其，我们在听到旧情人提到被家暴
的过往时，我们更能去理解阿嬷的旧情人们是如何重新思索自己的情欲的。
电影的最后是一段孙女与阿嬷的对话，
“阿嬷，妳爱不爱我？阿嬷，妳爱不爱我？”（孙女）
“妳那么坏我还爱妳。”（外婆）
“哼，我也不爱妳了。”（孙女）
“妳再问一次，阿嬷跟妳开玩笑的～妳去里面问才拍得到。”（母亲）
“阿嬷，妳爱不爱我？”（孙女）
“妳爱不爱我？”（外婆）
“我爱妳啊！”（孙女）
“我也爱妳！”（外婆）
“哼！”（孙女）
“阿嬷爱妳，妳要说什么？”（母亲）
“阿嬷听不懂我的话～”（孙女）
“阿嬷听得懂啦！妳再问一遍。”（母亲）
“阿嬷，妳爱不爱我？”（孙女）
“我爱妳。”（外婆）
“阿嬷说爱我耶。”（孙女）
就像电影一般，经历了整部电影才把这么单纯地爱诉诸于言语，就像阿嬷经历了整个人生
，才把爱给说出口，也把心里话说出来。对话的重要是心理距离，言论是我们心灵的外显
，若没有对话，即便同住一个屋簷也仍是陌生人；相对的，恋人们就算相隔世界两地，一
封情书、一通电话都能让彼此如同在侧。我们需要的是日常再日常不过的对话，不需要超
译，只需要：“是什么，就说什么”即为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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