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影厅里的纪录片观察者——专访TIDF影展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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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TIDF 还资深：资深影迷陈助教
1998年，彼时“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现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甫成立，虽然可以从
影展手册及相关报导中一窥当时盛况，然而，有关最初几届影展现场放映的实际情况，其
实我们所知甚少，亟需仰赖曾经坐在台下的目光，一齐映射、拼凑出影展初生时的样貌。
所幸，在观众无数的影展人海之中，始终有一个身影，默默地以自己的双眼，记起TIDF历
年来的点点滴滴。
“假如说你对我没印象，就表示你影展跑得不勤快，因为我影展算跑得勤快的！”初次见
面，陈助教就问我们有没有在影展中见过他，如此自信的开场白，正是专属于影迷之间的
独特问候。对于国家电影中心的职员而言，他是自国家电影中心的前身“国家电影资料馆
”尚未成立，还只是“国家电影中心图书馆”部门的年代，就已是长期固定会员的老朋友
，因为时不时就提着安全帽出现在办公室向大伙儿寒暄问暖，而有着“安全帽叔叔”的暱
称；至于对勤跑影展的朋友来说，这号时常出没在各大影展的人物，很可能是你最熟悉却
又陌生的身影。
有别于近期才透过纪录片影展认识纪录片的年轻观众，陈助教早在纪录片影展成立以前，
就已经在电影图书馆及金马奖国际影展，接触到当时台湾观众较不熟悉的纪录片。细数头
一回接触到纪录片的时间点，陈助教就像是人体电影图书馆，迅速而准确地搜寻脑海中每
个意义深刻的数字，列成一串详尽的观影年表。
陈助教指出，在1980年代，也就是TIDF创立的十年以前，除了金马影展有零星的纪录片选
片以外，几乎没有以纪录片为主体的群体放映。直到1986年，当时电影图书馆每月会举办
会员活动“电影欣赏”，一次由刚返国的李道明老师主持，首次将馆藏的纪录片有主题地
规划成讲座专题，可以说是国内观众接触纪录片的滥觞。陈助教甚至还清楚地记得，他就
是在这个机缘之下看了美国同志运动史上的重要纪录片《哈维米克的时代》（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谈及对第一届TIDF的印象，陈助教一语道出关键：“国际影展不会邀请这么多作者到台湾
，可是纪录片双年展邀了很多作者。”这项广邀影人来台的创举，后来成为纪录片影展坚
持的传统，使得TIDF成了影迷朋友口中“地表最多QA的影展”。不过，陈助教也提到，第
一届TIDF有一点最为人诟病，那就是大部分片子的放映场地并非专业影厅，而是在百货公
司的顶楼。他指著新闻照片中排满椅子的平面楼层，抱怨著常常被前排的观众挡住视线，
到了映后座谈的时间还得起身移动到另一个空间，虽说是一次不成熟的策展所致，却也意
外成了深刻的影展记忆。
首届影展尚无明确的主题与选片方向，到了 2000 年第二届TIDF，则是选进了多部纪录片
影史中的经典，像是《北方的南奴克》（Nanook of the North），陈助教打趣地形容，
那年的经验就是“教科书上面的标一标就看不完了”，借此机会一览大师作品。然而，问
及纪录片影展影响他最深之处，陈助教不假思索地回答是2002、2004年由王派彰、吴俊辉
等影像运动协会的成员所策画的两届影展。
自从2002年的影展喊出了“跨越真实”的主题，选片的作品不再侷限在传统的纪录片拍摄
手法，反而纳进了许多片长特长的片子、实验片、动画片等等，甚至连阿比查邦（Apicha
tpong Weerasethakul）半纪录半剧情的作品《正午显影》（Mysterious Object an Noon
）都名列其中。陈助教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看到颇具争议的《正午显影》出现在片单之中
时，还激动地向王派彰说：“喂！大哥啊！这个是商业片耶，你把他拉进来？”不过也因
如此，许多在这两届放映过的片子，他都特别印象深刻，如荷兰大导演 Johan van Kueke
n 以摄影机直面自己癌末、迈向死亡的《漫漫长假》（The Long Holiday）。陈助教认为
，纪录片影展就是在这两届时逐渐打破纪录片的藩篱，不断地挑战观众对纪录片与真实的
认知，就算常有“啊这部片，这部片算纪录片吗？”的质疑也无所谓，因为身为阅影无数
的忠实观众，最为乐见的，无非是影人持续颠覆影像、纪录本身，予以观众崭新的冲击与
思考。
小 Can 的“上山”：台中忠实观众
很多年轻一辈的观众，虽然知道TIDF曾有一段在台中扎根的日子，却难以从书面资料、
辅以想像在脑中重建当时的种种光景。直到与这位从大学开始就定居台中的资深TIDF观众
小Can对谈，我们才有机会爬梳那些曾经错失的精彩时光，并听着她述说因纪录片叠累出
的丰厚人生时，在心中对“观众”一词的定义进行了一场颠覆性的思辩。
当遇上2006年到2012年TIDF在台中举办的期间，小Can对于纪录片的热爱便完完全全地展
露在“向老板请一整个礼拜的假看影展”、“若离职了先看完影展再开始找工作”、“跑
完太鲁阁马拉松当天直接冲回国美馆看德国纪录片《Seven up》系列最后一集”……等等
为了TIDF排除万难的举动中，白天疯狂看片坚守死忠观众的本分，晚上摇身一变成为最称
职的东道主，为游惠贞、黄信尧……等影展工作人员好友们送宵夜，甚至提供住宿给来台
中看片的朋友，“影展到了，把时间空出来，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个习惯”，她漾著一抹
幸福微笑的说那是两年一次的例行公事，“每一届都等著这群朋友因TIDF聚在一起，然后
再不断的讨论片子，很充实、开心。”
当时TIDF也借由国美馆场地的特点及邻近文化中心的优势，策划了不同媒材与形式的展览
或进行多点联映，让许多路过的民众能与纪录片巧遇，导演肖像墙展出、与朋友坐在草坪
上吃咸酥鸡观赏户外放映的点滴，如今都成为小Can口中“超酷”的回忆。
TIDF回到台北举办后，对小Can来说看片的距离远了些、时间成本多了些，且常常会因想
起流失了一群好不容易培养、齐聚起来的台中观众而感到惋惜，但TIDF成为常设单位、策
展团队能够固定下来其实是她更乐于看见的，“影展不用每届重头来过，会越办越好，是
灵魂在传承的感觉。”
本着对纪录片的热爱，小Can除了在台湾透过TIDF、公共电视等平台接触纪录片，也曾多
次远赴中国云之南独立影像展、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除了一窥世界上最新、最优秀
的作品外，也意外地经历过如人权议题影片突然被中国官方禁播，而跟着主办单位偷偷转
移阵地继续放映的心惊胆战，或是当山形影展志工对自己说著“欢迎回来”时的深刻感动
，还有与TIDF策展人林木材的初次相识。但她仍惭愧的说因为每次都太认真在看片，“关
于山形至今我只认得从车站到放映场馆的那条路。”
“透过TIDF其实就是在看这一两年世界上的变化，有很多看世界的方式是我从这边得到的
，也有很多想法是我看完之后被翻转的。”同时身为社会运动老鸟的小Can，长久下来也
从纪录片中汲取许多养分，朋友甚至曾因此找她共同举办了小型的人权影展。她一派自信
的说著“计画”和“意义”从来都不是她人生中的重要命题，但只要是喜欢的事情，来到
眼前绝不放过，对小Can来说生活唯一宗旨就是“有山就要爬，有纪录片就要看，有抗议
就要参加。”
问及未来还希望在TIDF看到什么时，小Can毫不犹豫的表示自己“并不是希望能看到什么
，而是在期待着”，流露出对影展的信任，她相信策展团队、纪录片一定能继续带自己去
经验全世界。
采访后记
就在分别访问了陈助教与小Can之后，一方面感谢他们替我们补足了前四届与台中时期的
影展面貌，更惊喜地从这两个互不相识、却同为TIDF忠实观众的受访者身上，看见了许多
影迷专属的共同特质。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经主张，运动员、小贩、观众这三种参加运动会的人之中，“
观众”是最伟大的，观众不为名、不为利来到这里，静静凝视著一切的过程，既是沉静的
观察者亦是思考的哲学家。小Can热情又沉静地走进纪录片一幕幕的真实中，选择敞开自
己、积极地以生命回应，虽自始至终只是一位纪录片“观众”，但关于观众的哲学本质或
许已体现在她日常生活中。
而在访谈陈助教的尾声，他翻著影展手册末页的工作人员名单，他一边笑着念著那些他熟
悉的名字，王派彰、吴俊辉、陈明秀、何怡、黄茂昌……（多为影像运动协会成员），像
是与老友们一一打招呼，甚至惊讶地发现自己也名列其中。原来，有一回他帮影展办公室
组过电脑，没想到竟被列在资讯顾问的职位，十几年后的今天才赫然发现。回想参与TIDF
的过往，陈助教还感性地提起了几位同样默默支持着影展的观众，吩咐着我们要是有空也
一定要和这几位观众朋友聊聊。
就在陈助教感叹著影迷之间因影展牵起的十几年交情何其难能可贵之时，我想起小Can回
忆因与全景工作室登山而爱上纪录片、替影展工作人员们送宵夜时热切快乐的神情。诚如
陈助教所言，“纪录不仅是纪录到对方，也纪录到你自己本身”，纪录片影展不仅纪录了
纪录片放映的历程，更纪录著每一位观众亲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