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每天至少一名医师被告，一审定罪率24.5％。愈辛苦的科别，被告的风险愈高，而这
也是医院“四大皆空”、内、外、妇、儿科找不到医生的主因。
近年来，医师被病患告上法院的事件频传，让昔日受人尊敬的医师，成为惊弓之鸟。“树
上有十只小鸟，开枪打下一只小鸟，还剩下几只？答案是，零只，”台湾医社社长郭正典
比喻，树上小鸟的处境，就是现在医师的写照，打下一只，其他也跟着跑了。
无奈，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没有好转迹象。“台大名医开错刀；好冤，铁面法官没了胆，
”6月7日，《苹果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再次加深医师、病患的对立。曾经审理过力霸弊
案、北投缆车弊案，台北地院审判长李英豪素有铁面法官称呼，一身是胆。因台大医院外
科主治医师胡瑞恒动刀切除胆囊，成为没“胆”之人。
胡瑞恒被法官控告 引发医界强烈反弹
从1998年起，李英豪每年前往台大健康检查，超音波均发现胆囊内壁长有突出物，疑为息
肉。2009年，他听从医师建议，动了手术。术后，病理检查发现，确为慢性胆囊炎，且有
细砂型胆囊结石，确实有切除必要。但李英豪不满地说，他的胆囊并没息肉，有必要切除
吗？而且，胡瑞恒问诊不到两分钟就决定开刀，也没再做核磁共振、或电脑断层扫描，属
于重大医疗疏失。
新闻见报后，医界反弹声音强烈。“这样也被告，难怪台湾医疗继续失血崩坏中，”医劳
盟法律顾问、高市联合医院泌尿科医师蔡秀男撰文分析，胆囊内壁有突出物，不论其成分
为何，皆称为胆囊息肉，医疗鉴定也证实诊断无瑕疵。医劳盟因此在脸书发起“抗议李英
豪法官以刑逼民900万案”活动。
短短十天，已有1万6000多位医事人员连署挺胡瑞恒。“胡（瑞恒）医师是个愿为病人付
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好医师，社会或司法不该这么残忍对待这样的医师……，”一位曾跟着
胡瑞恒实习过的医师在脸书上留言。
胡瑞恒并非特例。去年10月，台大医学院骨科教授、骨科主治医师林晋，也曾被医疗纠纷
所苦，直到接获台北地检署不起诉处分，才松一口气。
全台医疗纠纷愈形严重 “医师在法院上班，律师到医院上班”
全台医疗纠纷案件，已到十分严重地步。卫生署医事审议委员会医事鉴定小组统计，国内
医疗纠纷鉴定件数，从1995年的197件，增至2010年的485件，增加1.46倍（页188表），
甚至2009年更高达546件。换言之，全台每天至少一名医师被告。
“如果加上私下和解，实际发生的医纠件数，远远大于鉴定件数，”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
研究发展组研究员张雅婷分析。“医师在法院上班，而律师在医院上班，”一位前台大医
院主治医师无奈地说，在医学中心都要处理许多急症、重症、难症病人。愈辛苦的科别，
被告风险也愈高。
例如，“四大皆空”的科别，医纠比重正好名列前四。累计1987年至2010年，外科占所有
被告比率达34.22％，第一高，其次为内科27.80％、妇产科14.94％、小儿科8.29％。“
钱少、事多、离‘监（狱）’近，”已是多数医师心声，尤其外科、内科、妇科、儿科四
大科，被告最多，离“监”也最近。
“以刑逼民”的诉讼现状，更让医师苦不堪言。 卫生署统计，医纠鉴定案件约有八成是
刑事案，使得医师不只可能赔钱，更有可能被关进监狱。
外科最常被告，其次为内、妇产、儿科
台湾医师被起诉后，一审定罪率24.5％。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硕士生刘邦扬，在副教
授杨秀仪指导下，完成的“台湾地方法院刑事医疗纠纷判决之实证研究”，从2000年元旦
至2008年6月底，全台共有312位医师被告刑事案件，80名被判有罪，定罪率25.6％，其中
外科比率26％最高、内科21％其次、妇产科16％第三；这份研究继续追踪至2010年6月底
，一审定罪率仍有24.5％。
许多医界人士因此主张，应该将刑法上规定，业务“过失”致死，或致重伤害，修正为业
务“重大过失”。 换言之，医界的主张是，除了“故意行为”外，当医师医疗行为确为
“重大过失”，才应以刑法起诉、审判。 但问题是，台湾刑法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业务
过失，采取重大过失认定，“为何唯独医师适用？”一位法界人士点出。 在目前没有共
识下，医师承受压力重大。“即使最终被判无罪，或缓刑，但审判过程中，已严重打击医
师，”中华民国区域医院协会理事长、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苏清泉观察。
例如1998年3月7日，台北荣总住院医师赖怡仁因此自杀。1995年10月，北荣因为注射筒消
毒不完全，使得六名病患感染疟疾，其中四人死亡，四位相关医师被检察官以业务过失致
死起诉。“这才是今日四大皆空，甚至加上急诊，五大皆空的真正原因，”亚洲大学荣誉
教授吴凯勋分析，医疗纠纷已是医师心中不可承受之痛。
“四大皆空”主因：医疗疏失以刑事论处、天价赔偿金
今年4、5月，医劳盟针曾针对全台360位医师，询问造成国内五大皆空的原因为何？结果
显示，医疗疏失以刑事论处，与法院判决天价金额赔偿金，共263 票，占比86％，是最主
要原因。“士可杀，不可辱，”医劳盟成员，小儿科医师林秉鸿悲愤地说：“当我们尽心
尽力为医疗付出，病患家属却指责我们杀人；我们可以道歉，但我们没有杀人。”医疗纠
纷案件频仍，“最大的问题其实出在病患、医师认知明显差距，产生误解，”钻研医疗法
多年，消基会义务律师黄钰?观察。
医病关系进行时的“告知后同意（informed consent）”就是一例。“事前1盎司告知，
胜过在法院1磅的解释，”医改会张雅婷分析，只要医师愿意多花时间说明，就能减少许
多纠纷。误解，也常发生在医师治疗行为后。对病患而言，总是希望看了医师，病痛就能
治愈；一旦结果不如预期，便往前推论，医师是否做错处置？被割除胆囊的法官李英豪，
就是从结果论，反推胡瑞恒处置失当的例子。
从李英豪角度思考，他就算罹患慢性胆囊炎，为何一定得要切除？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吗？
但从医师角度看，李英豪多年超音波检查，显示息肉已1公分；即使做了核磁共振、或电
脑断层扫描，也无法判断息肉是否为良性。当下，权衡利弊，做出割除决定。苏清泉补充
，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如果没有摘除，很有可能病变为胆囊癌。 例如已故金钟奖主持人
、德霖技术学院校长赵宁，就是在健康检查时，发现体内疑似胆结石，手术切除后，被诊
断为胆囊癌，不到一年就病逝了。
建立风险管理与补偿机制，化解医病对立
病患、医师对簿公堂，不论最后审判谁赢谁输，双方没有赢家。对家属而言，因为悲剧早
已发生，即使官司胜诉，也唤不回病患生命。对医师而言，为求自保，势必采取防卫性医
疗。例如，做了很多不必要的检查、开立不必要的药品、找更多医师会诊、或者不断转诊
。一旦被告，可以借此证明自己有多谨慎。
美国，正是因为医疗纠纷频传，使得防卫性医疗过多，医疗支出占GDP17.6％，远远高于
OECD国家的医疗支出占比9％。 更严重的是，当医院为求自保，建起铜墙铁壁，“不碰病
情复杂的病人，病患处境堪虞，”医改会研究发展组研究员邱宜君忧心地说。
现在，为求减少医疗纠纷，应该从诉讼外的解决机制开始做起。“先由公正客观的第三人
介入调查，不偏坦病患或医师，”黄钰?建议。 以美国为例，设有风险管理人制度，一旦
病患觉得医疗疏失，这位风险管理人必须立刻保全证据，让病患有信任感，之后再来追究
真正原因为何。
德国的健康保险人（类似台湾健保局）也有一个机制，当病患申诉，他们有权调查事实，
可以先去调阅病历，向病患做第一步的解释。 同时，病患补偿机制也要建立。目前，继
药害基金之后，卫生署也仿效北欧，推动妇产科救济金额200万的不责难补偿制度。
卫生署长邱文达说明，从今年至2014年，无论医疗有无过失，只要生育过程发生纠纷，将
给付最高200万元，鼓励医院与病患和解。“但这个金额实在太少，”黄钰?建议，不责难
制度的赔偿金额应该赔大的，而不是赔小的，医师真正在意的也是大额赔款，而现在制度
刚好相反。 医疗纠纷问题，千丝万缕，改革之路仍漫长。如何让医师不再成为树上的惊
弓之鸟，也让病患得到该有的照顾，仍需各界努力。
原文网址: 远见／医疗纠纷多 全台每天至少一名医师被告 | ETtoday生活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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