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0.20　 中国时报
生育率的政治经济学
◎范云
台湾人口生育率跌落至最低点的讯息，近来各界讨论不断，政府及民间各界也纷纷
提出不同的归因及解决方案。笔者以为，在掌管人口大计的官员与专家，忙着订出
在短期内促进生育率的新政策诱因时，不妨花些时间探究低生育率背后的长期结构
性因素。
作者认为，生育率的低落不起绝对不是台湾这个社会独有的现象。在许多工业先进
国家里，低生育率是许多政府官员苦苦寻找原因与对策的国家大事。北欧的几个国
家是最早面对这个问题的，早在一九七零年代，其出生率便开始低于死亡率。一九
八零年代，OECD国的各个政府也开始烦恼著这个低出生率的问题。
每个国家的解决对策或许不同，但是几番研究后，解释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都很接
近。唯一能够清楚解释出生率下降的主因其实就是妇女的大量进入就业市场。学者
们发现，生育率下降的曲线刚好和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增加曲线，成了一个完美的
Ｘ双曲线。也就是说，当愈来愈多女性进入就业市场，就有愈来越少的婴儿出生。
为什么呢？这难道是个偶然的巧合？
经济学者说这是因为现代社会里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增加。但是，新的研究则呈现
不同的故事，低于现存人口正常替代率的低生育率不必然是现代社会的表征，它或
许是个社会内部不满的指标。在工作与生育之间对应的机会成本最高的高教育女性
群体，也是生育率下降得最多的群体。
很多人或许会说，这是一种个人的选择。的确，单身、无子皆是一种人生选择。只
是有趣的是，单身与无子的大多是女性，特别是高教育的职场女性。我们要问的是
，这个社会的制度有没有提供不同选择的可能性？为何女人总是被迫要在家庭与工
作之间辛苦地挣扎作选择？
作者介绍说，一个针对美国、瑞典、德国与日本四个国家生育率比较研究发现，瑞
典是目前唯一一个享有女性的高劳动参与率以及高生育率的国家。许多日本与美国
的女性选择（或被迫／被迫决定选择）离开职场；德国在拥有女性的高劳动参与率
的同时，却也面对着低生育率的威胁。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让瑞典能同时保持女
性的高劳动参与率又能同时拥有女性的高生育率？
瑞典在六零年代末期的经济成长中，需要大量的女性劳动力时，便同时采取了一些
对女性相当友善的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其政府在七零年代与八零年代时主动介
入托育，大量设置优质平价的日间托育中心。除此之外，并在一九七四年引入育婴
保险，补贴支付因育婴假而离开职场的父母亲。之后，并立法通过家中有八岁以下
幼儿的父母亲得以将每日工作时数由八小时缩减为六小时。但是，瑞典的女性仍然
不满意。
作者最后质问，当我们的社会中的政府与企业只重视经济的生产，却将整个社会
“再生产”的成本与代价丢给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特别是女人）各自吸收承担时
，女人的子宫悄悄地集体罢工；台湾社会，到底应责难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