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几天写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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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陨石于宋五”谈文言文教学
文言和白话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的答案是：前者主要以文字来思考、表达，其他居次
；后者主要以语言来思考、表达，其他居次。
这不是废话吗？不是。怎么说？我们先讲个故事，再来论理。
我大四的时候选修中文系李隆献老师的《左传》，这门课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就是
老老实实介绍概要，带大家选读一些片段，包括与《左传》齐名的《公羊传》和《穀梁传
》，详细讲解，教你知道这书大概要怎么读、前人是怎么读的。这样把你领进门之后，你
是否还愿意继续把那团购的四块大砖头《春秋左传注》和《左传会笺》（都分上下册）啃
完，就看个人了。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公羊传》解释“陨石于宋五”和“六鹢退飞”的一段。《春秋》
的原文是：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公羊传》的解释如下。大家不习惯读古文没关系，我下面会讲解。
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嗔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是月者何？仅逮
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则何以不言晦？《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
事不书。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
飞。五石六鹢，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
鲁僖公十六年是公元前644年，这年春天发生了两个异象：有陨石掉在宋国五颗，又
有六只叫“鹢”的鸟类倒退著飞行，经过宋都上空。
为什么写说“陨石于宋五”，而不说“五颗陨石落在宋国”之类的？因为人会先注意
到的是有东西掉下来，再注意看，是石头。再然后，掉哪里了？掉宋国境内了。最后过去
一看，才数清楚有五颗。“六鹢退飞”则是先看到天上有六只，仔细看，是鹢；再看，怎
么是倒著飞的？记下来了。
后来我每又碰到文言与白话的争论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一段。
我们说话，依各地语言和各人习惯不同，“陨石于宋五”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种讲法
，你把“石”、“宋”、“五”甚至“于”字放在最前面，都可以通。但人家写文章，在
竹简上刻字，他要考虑的，不只是怎么用最精简的字数把事情讲清楚，他同时也要思考“
怎么写才是合理的”，而在成品中体现出来。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书法”，书写的法度。
李隆献老师以这一段经传为例，向我们说明了何谓“属辞比事”──这是另一个从《
春秋》经传出来的成语，用今天的白话来说，就是：确定概念，选好字词，一路顺着排过
去，把事情讲清楚。那要怎样才算成功做到呢？答：“联字成句，其义自见”──如果我
们读者顺着看过去能看懂，那就对了。老师的原话和引用的原文我没记清楚，但这里可以
引一段近代语言文字学家黄侃(1886-1935)先生回应“中文有无文法”这个问题时的见解
：
前人未暇言者，则以积字成句，一字之义果明，则数字之义则亦必无不明。是以中土
但有训诂之学，初无文法之作；所谓振本知末，通一万毕，非有阙略也。
一言以蔽之，就是“直观”。回到文字刚刚发明那几百年，我们设想一下吧：让文字
依照我们讲话的习惯，“我手写我口”如实将语言记录下来，当然是可以的，中国现存最
古的传世经典《尚书》就有很多这样“记言”的段落。但古人也逐渐发现了：文字不必只
跟随既有的、寻常的语言，文字自身就可以另成一种更为精练的语言，且能跨越不同的地
域和时代，大家只要识字就能沟通。这便是“文言”，跨时空的普通话。
《尚书》很难读，因为它记下来的语言，几千年下来已经流变成百万种样子了，所以
它里面的“白话”虽然对语言学者来说是宝贵材料，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太难，所以司马迁
在《史记》里就用当时的文言把引用到的《尚书》片段翻译了一下。司马迁对《春秋》经
传也有同样的处理，但比较少，因为到《左传》的时代，“文言”已经比较成熟了；汉人
从《左传》学写散文，后世又学汉人，于是到现在，我们直接读《左传》，也不难懂。
再来看看《左传》对“陨石于宋五”的讲解：
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
，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
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
先是简截了当地用“陨星”和“风”说明这两个异象，然后补充一个有着充份“反迷
信”意识的故事：
宋襄公询问从周王畿聘请来的内史（官名）叔兴：“这是什么征兆？是吉是凶？会应
在哪里？”
叔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作了一番国际关系简报：“今年鲁国多大丧，明年
齐有乱，您在诸侯中的地位会高一些，但这并不会很久。”完了以后，和旁人吐槽：“国
君问了不该问的问题。这些自然现象，不应该和吉凶扯在一起，人才是吉凶的由来。（之
所以回答这些），是因为我不敢直接顶撞国君。”
如此强调人事而抑制迷信，正是周代立国以来的传统教训──也不是不讲神道，但是
统治者自己不该迷信，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才重要。《左传》里有非常多这类关于异象、占
卜的对答，大部份都是国君、将军想从迷信中寻得一点支持，而大臣将事象导引到常理、
正论来作劝谏，然后领导不听、不做，结果果然失败。无奈人性就是犯贱，这种事例直到
今天都还很多，所以古文里的这些思想与教训仍然值得我们观摩。
但除了这点谁都能照样来批判一通的教训之外，这里我要请大家比对一下上面的原文
和我的改写：
原文：“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
我的改写：“今年鲁国多大丧，明年齐有乱，您在诸侯中的地位会高一些，但这并不
会很久。”
“今年鲁国多大丧”我只改了两个字，“明年齐有乱”我一字不改，没翻成现在的白
话，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不能改，随便一改都可能超出原意。叔兴当时的答话，应该不会
这么简短，而《左传》作者将之整理成这个意思；他为什么这么预言，可想是从今年已经
发生的事情推论来的，如杨伯峻注：“指桓公卒，孝公奔宋诸事”，但他也可能没讲出来
，而就是顺着宋襄公想要一个预言的心理，直接给答案，不解释。“君将得诸侯而不终”
要解释起来也太费唇舌了，而且人家很可能并不想听道理，所以就直接给答案，不解释；
如果你有心想做好，想要长久，我再继续回归人事来给意见。
这位从王畿来的内史叔兴，当然是受过教育，讲话有分寸的，所以在台面上应付过去
了，下来再和旁人解释，重申正理来澄清自己。有分寸的对话，整理而为有分寸的文言；
要我硬改成现在的白话文也不是不可能，但这里直接看过去就能懂，而且才能感觉到其中
的分寸，那为什么要勉强改呢？所以上面我刻意不按今白话的习惯，而是斟酌保持古文言
的原样，放弃文采和风格统一的讲求，便请大家一起就此来思量一番。
文言和白话向来是一个粗糙模糊的分野，细分起来，可以分古文言、今文言、古白话
、今白话，又可以按各个时代、地域、群体、甚至是个人无限细分下去，而这些又是互相
涵摄的，如我们讲话会用成语，古人作笔记也偶尔会直接来句大白话，相映成趣。真要划
分，我认为，只能看你在写下字句的时候，是以“文”的思维来主导，还是以“语”的思
维来主导，但这只存在各人的脑海里，而且同样是互相涵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么怎么办呢？答案就是不要清楚划分，只要模糊区分就好。学又要学哪些、怎么学
呢？曰：了解这些原理，揣摩这些书法，以而全盘继承、一体习用。
对于文言文教学的争议，我去年也在温朗东主编邀请之下和朱家安辩过一场，参见Ｕ
ＤＮ相对论网站“台湾高中国文应废除文言文必修”页面。然则辩来辩去，你的国文有变
好吗？我们说古文有多重要、或说某某语、某某文、某某主义才有价值，那你自己有多会
用呢？我们不要再只叫人学这些、教那些、这样学、那样教，而自己不练，又借口是因为
政府烂、学校烂、体制烂了，那很逊、很没用。如何才有用？自己学好，然后或者付诸实
用，或者开班授课，或者把学习心得分享给教师与各界人士参考。国画、国乐、书法都有
不必倚靠体制就能生存的教学市场，为什么文言文就没有呢？我现在即将筹办“文言讲习
班”，希望可以聚起有心的朋友，一起来把这门功夫练回来，欢迎来信讨论。
最后，再补充一下基础知识：《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基于那个底本，自己
删修了一个精简版的《春秋》出来作为教材，并在那里面寄托了自己的政治观与道德观。
这个版本的《春秋》只有一万多字，“微言大义”这成语就是从里面的，没有讲解看不懂
，于是后来有“三传”：《左传》说明《春秋》书法、补叙史实，也订正一些错误；《公
羊传》和《穀梁传》则用问答的形式说明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写。
《孟子》中记载了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是说
，从这本《春秋》可以懂得他的思想，然而，人家也可以说他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在
历史叙述中，即所谓“意识形态挂帅”或“夹带私货”，这点孔子是自知有些不妥的，但
他还是这么做了，而且是花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来做。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种执著。。（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则记载是出于隔代的《孟子》而不是直传的《论语》？）
再者，并不是孔子版本的《春秋》做出来，官方版本就没有了，那时的人能预见到鲁国和
列国的官方版史书会被秦国或者别的什么缘故消灭掉吗？只是现在就只有孔门的版本传世
而已。在责备或批评儒家的时候，应该先存著这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