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处理：
A. 男同志是否为HIV感染的高危险群?
B. 是否我们可以经由兵役体检及HIV感染历程来判断（异性恋）黑数？
关于A
首先男同志确实为“受HIV影响”的群体，这没有什么好否认。
除了男同志，妇女、幼童、移民这些群体都受到HIV影响很深。
不管我们身边可能就有感染者朋友，无论是否健在。
或我们身边可能有许多朋友伴侣就是感染者。
甚至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人及曾因HIV感染而面临生离死别等各种状况。
但回来说，一个社群是“HIV感染的高危险群”这个意涵是什么？
这意味着这个社群特质跟HIV感染有相关性。
例如：MSM跟HIV感染可能有较高的相关性。
但是，就是这个但是，
我们用一个群体的相关性是否能推论个体的行为风险？个体是否该承担这样的诠释？
毕竟事实推论跟道德评价不能混为一谈，这对词汇的使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光是“高危险群”所创造的“污名”，其所形塑就可能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们得承认或认识到“爱滋病”是一个极度特殊的疾病。
这疾病牵涉到这个世界从1980年代后集体的癫狂，而且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
都看的到这个疾病影响的残余，而且还在不断发生影响。
像“爱滋病”是被国际组织如此重视，连联合国都成立专署去做卫生防治工作。
又或者，爱滋病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社会，譬如各种艺术创作都不成比例的描述它。
甚至，爱滋病影响国内层次的政府决策，不管是政府当做筹码或是政策中被攻击的对象。
正是因为爱滋所代表的“禁忌”及“污名”与人类的“尊严”不断的交织。
男同志社群或许可以开始重新反省“高危险群”这个概念，但“污名”并没有消失。
因此，我们是否要承认或同意这个概念加诸在自己的社群上至少牵涉到不同的考量。
1. 使用名词的意图为何？
如果使用者意图使用“高危险群”做出不利男同志社群的解释，我们是否要接受？
2. 对足以构成客观的现象，其诠释的权力分配为何？
谁有资格或权力为这个相关性做出诠释？
又一个社群的状况是否可以作为定义个人特质的依据？
且这是否会使得男同志社群当中的个体产生伤害与不便？
3. 专业伦理（研究伦理）的考量为何？
当研究者基于研究伦理，有义务保护受研究的对象时，他应该如何描述？
一个公卫端的研究者是否应该使用“高危险群”的词汇，
即便他知道一个社群已经被污名，而许多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
若完全不考虑这些状况，只认为自己是在发现“真实”，那也未免太过自大与狂妄。
关于B
兵役体检基本上针对的是当兵的男性，会接受兵役体检大约有2次：
年龄将届入伍，会于入伍前进行1次，入伍的第1天，也会进行第2次。
基本上这个年龄大约是20-30岁，所以很难说“兵役体检”可以筛出异性恋的“黑数”。
因为当完兵退伍，许多男性仍然会发生性行为。
而当兵体检说穿了，检查的结果也只代表他们入伍前的数个月前的状态。
若依男性平均余命，多数人离30岁可能还有30多年以上可活，
这段时间要怎么去评估可能感染HIV的人数？
虽然依据HIV感染的历程，成年人约感染5-10年内会发病，但是发病并不代表有病识感。
即便察觉身体不适的状况，依然不代表这个人会（被）就医。
亦即，从潜在的感染者发病到（被）看医生，并不是如同默认的如此机械，且理所当然。
此外，爱滋并其实是跟“贫穷”有高度相关的疾病。
许多潜在感染者可能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以致于发病了也不会出现在医生面前。
这无关HIV感染，而是他们可能本身就被排除在医疗服务之外。实务上的案例非常多。
不过，也要谨记一件事，这样的黑数并不只是异性恋，其中也包含男同志社群。
此外，当我们说“黑数”，就是不出现在医疗公卫系统中的人，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多少也不清楚。
但若潜在的感染者并无“现身”于医疗公卫系统，政府公卫端当然只能依据推理去讨论。
但无论推论为何，依然有所侷限，不宜过度渲染或宣称。
我并不反对“假设”某些“理想状态”进行疫情评估，
但是也请记得这些统计的结果是依据“假设”而建构，并非一个反映真实世界的数据。
同时也请记得，身为一个研究者或政府官员，不论是公卫、医学或其他什么的。
该有的伦理高度在哪里，对于研究对象及欲服务对象的保护措施在哪里。
※ 引述《dghkrt3489 (光光)》之铭言：
: 只是因为男同性恋更常去筛检?
: 许多同性恋者宣称，男同性恋者更多的被检查出有爱滋是因为他们更常去筛检。这个说法
: 有没有道理呢?
: 〈2004 至2008年全国爱滋病毒筛检情形〉一文中指出，男性间性行为者相关场域外展筛
: 检只占所有验出爱滋案例的0.2%而已。柯乃荧2005年的〈南部某医学中心1994-2003接受
: 爱滋病免费筛检者之HIV盛行率及其危险因子〉一文分析了1994-2003年到南部某医学中心
: 接受爱滋筛检的人，发现自陈为MSM而去筛检的人的阳性率是其余人的7倍。
: 台大医院的罗一钧医师在其个人部落格“心之谷”中提到，他利用2006-2007年间到台大
: 医院做匿名筛检的资料中发现，279名接受匿名筛检的MSM当中，9.3%检验HIV阳性；匿名
: 筛检的异性间性行为者，则只有1.2%检验HIV阳性。
: 刘玟君的〈在爱滋病毒感染匿名筛检服务中利用三种不同方式估算爱滋病毒感染发生率〉
: 一文，使用2006年4月到2010年12月于台大医院匿名筛检的资料，发现发生过男男性行为
: 的人，感染风险显著比异性间性行为来的高（odds ratio, 9.31; 95% CI, 4.77-18.20）
: 。男同性恋者更常去筛检没错，但他们的阳性率跟其他做筛检的人比起来也更高。
: 目前台湾有一个管道强迫几乎所有该年龄层的男性都得参加爱滋筛检，那就是兵役体检。
: 这是每个役男都要做的，假如之前就被验出爱滋，那就免役而不用做役男体检。依据疾管
: 局的资料，2011年役男体检中共有12.7万份样本，HIV阳性率只有万分之6.2，这个数字能
: 代表该年龄层男性未自行去筛检者但得到爱滋的比例。我们可以由此判断台湾的爱滋黑数
: 并没有非常多。
: 自从2005年起疾管局推动孕妇全面爱滋筛检计画，依据〈探讨爱滋母子垂直感染防治的死
: 角－ 医疗网外的高危险群孕妇〉一文，在该政策实施中阳性率最高的2006年，台湾孕妇
: 筛检出HIV阳性的比率也不过十万分之15，2008年更下降到十万分之3，且筛检率达到全体
: 孕妇的99%。可见得在台湾处于性活跃状态的异性恋女性中，HIV的流行率确实非常低。
: 2009年疾管局的〈HIV/AIDS相关数据库分析五年计画〉一文，引述疾管局97年研究报告(
: 似乎没有公开)指称，在受调查的9435名性工作者中，其HIV感染率为0.24%(p.11)。虽然
: 我不清楚这个报告的抽样是如何进行的。即使我们假设0.24%这个数字是被低估的，异性
: 恋的性工作者的HIV感染率大概也没有很高。性工作者是异性恋者中的高风险群，但即使
: 是性工作者的HIV感染率也不高，性工作者的感染率甚至比年轻MSM的感染率还低。
: 再者，爱滋病和梅毒的传染途径很类似，但梅毒是有很严重的症状的，不太可能得了梅毒
: 不去看医生。而曾毓珊、杨靖慧〈爱滋病毒感染者之梅毒感染之相关问题〉一文，根据疾
: 管局的资料，发现2009年台湾的梅毒通报案例中，有24.4%是透过男男性行为感染，44.2%
: 是透过异性间性行为感染，MSM人口得到梅毒的机率比非MSM人口高了许多倍。
: 至2011年为止，台湾共发生了发生23起因输血感染爱滋的案例，其中超过7成是来自有男
: 男性行为者的捐血。而且有过男男性行为的人是被禁止捐血的(但有人想瞒过捐血人员的
: 话，那当然还是捐的成)，又异性恋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假如异性恋者的HIV感染率跟同性
: 恋相当的话，因输血感染爱滋的捐血来源绝大部分要是异性恋者才对，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 。
: 美国的NHANES使用机率样本(各个母体都有平等的被抽取到的机会)，男性样本数共6300多
: 人。然后分析受访者的血液看有没有HIV等疾病。发现MSM确实有特别高的HIV感染率(9.2%
: )，而一生中没有发生过男男性行为的男性中，HIV感染率只有0.2%。假如仅仅是因为同性
: 恋者更常去做筛检，而异性恋者的黑数特别多，那在这类不仰赖受试者主动参与、使用概
: 率样本的调查中显示的异性恋和同性恋感染率应该要拉近才是。但结果却是MSM的感染率
: 还是特别高。
: 美国跟台湾的公卫机关一样，把男同性恋当做爱滋病的高危险群。大众媒体和一般人的看
: 法也做如是想。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情形可以为台湾做佐证:官方统计数据跟事实没有很大
: 的出入。
: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有把握说，台湾的异性恋人口中HIV感染率确实很低，异性恋者的爱
: 滋黑数没有特别高。异性恋者不像男同性恋者对爱滋病那么有警觉的原因就是，爱滋病在
: (不使用注射药物的)异性恋间很少见，所以他们身边很少有活生生的爱滋病案例来刺激他
: 们关注爱滋病。
: 即使“异性恋者的黑数特别多”这个论点属实，我也不相信那可以使男同性恋者比其他男
: 性高上这么多倍的机率检验出爱滋。假如台湾男同性恋的HIV感染率跟异性恋是相近的，
: 那异性恋的黑数得高上同性恋几十倍才行。而且异性恋的HIV还必须很刚好的避开役男、
: 孕妇，才没有被公卫机关发现到。台湾近十年来因异性性交感染HIV的人数也大致保持稳
: 定(一年200、300人)，而大部分爱滋病的潜伏期也不过十年，难道异性恋者特别厉害，潜
: 伏期可以十年二十年起跳吗? 这种感染分布还真是不可思议。
: 综上所述，我认为一般的看法，爱滋病在男同性恋间更流行是有坚实的统计资料证实的，
: 而且反驳的论点非常站不住脚。
: http://goo.gl/Ef40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