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新台湾和平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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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雷打到的瞬间】
〈一名小学生的没顶与生还〉──朱宥勋
七、八岁的时候，我曾差点溺毙在一条小溪里。
那是一条山林之间的漂亮小溪，座落在某偏乡
小学的后方。我的母亲是小学老师，在某年夏
天，他们一群师院的同学约好了，各自携家带
眷，到那座小学烤肉玩水。其中一位同学在该
处任教，他负责接待大人，他的孩子则带我们
在校园里四处探险。我们绝大多数都是都市小
学长大的，哪里见过这种里外没有围墙、校内
自备好几座鱼池的好地方？每人拎一套水桶水
杓，就兴冲冲捞起蝌蚪来。
捞没多久，大人们准备好烤肉装具，吆喝我们
一群小鬼头往溪谷出发。所谓“溪谷”，就是
从操场边缘的步道往下，走个几分钟，就能下
切到清澈的溪边。溪水平缓如镜，岸边也有非
常理想的开阔地，能容纳五、六个家庭。任教
于此的老师说：他们学校的体育课，是可以带
学生来游泳的。小鬼们听了自然羡慕不已，好
几个立刻转身和父母要求转学。一阵笑闹之后，
大人们开始架柴生火，小孩就通通投到更令人
兴奋的水域里了。
我是那群小孩之中最小的，别人做什么，我自
然也是要跟到底。几个会游泳的哥哥姊姊已经
滑到溪心了，我虽然不会游，刚才捞蝌蚪的玩
兴正浓，也就毫无迟疑地往更深处走去了。当
然，我每一步都还是有点戒心的，心想若是水
淹到了胸口，就不要再往前进了。于是，我小
心踏着溪底的圆石，一次一部，双手努力平衡——
突然之间，我脚下一空，本来以为能踩到的石
头轻易滚走。我甚至都来不及喊出声，整个人
就没入水中。溪水从口鼻灌进来，慌张的我连
闭气都忘了。并且，因为身体已经失去重心，
我感觉自己完全被水流推著走。这跟游泳池里
面的水完全不一样，充满了意志和力量……。
不知挣扎了多久，我才被匆忙赶来的大人拎出
水面。大人说，水其实不深，我失足的时间其
实也不长。但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及腰部的水
深也是可能淹死人的。
而我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太敢游泳。海边、溪
河这类开放水域，更是有着深深的恐惧。我虽
然还小，但已经听过了水鬼“抓交替”的传说。
总觉得，在所有人都没事的清浅小溪里，只有
我没顶一遭，该不是遇到什么了吧？
时间一久，我也慢慢忘记那是哪一座国小、哪
一条小溪了。
多年以后，我接到一个写作委托，要走访白色
恐怖遗址。我选择了“鹿窟”这个题目：那是
在深坑山区里的一座山村，1940 年代末期开始，
一群共产党人藏匿在该处，组建了一个武装游
击基地。说是这样说，这个基地的武力其实十
分薄弱，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此藏匿，纯粹是因
为此区地形复杂，又位于台北市和台北县交界
处的三不管地带，暂时没被军警扫荡而已。
1952年，国府的军警掌握确切情报后，以一万
五千人封锁整个山区，才开始进攻鹿窟。
负责此次行动的指挥官谷正文，将他的指挥部
设在村里的“光明寺”。这是一座素净清雅的
佛寺，当地人称“菜庙”。它不是那种混杂了
佛、道、民间信仰的常见寺庙，建筑风格并不
繁复，也没有拥挤的人潮与烟火气，空间宽阔
而有禅意。或许正因如此，谷正文才会选择在
此地拷打村民。军警在周边山村搜捕了896人，
严刑逼供，区分（或不区分）谁是共产党员。
此一事件最终造成 35 人被枪毙，200 多人被
判刑，是 1950 年代牵连最大的白色恐怖事件。
“鹿窟事件”的幸存者李石城曾说：
国民党把鹿窟村的人抓起来以后，就集中到菜
庙里审问，其中，廖文忠被这些军警用装五十
斤的茶袋装起来，阿兵哥把他的双手拉出布袋，
放在地板的石头上，其中一个人踩着他的手臂，
另外一个人就用枪托轰击他的手，就像椿米一
样，就这样把他的整只手都打到烂扁了。
没错，我在多年后来到光明寺时，地上确实是
整洁如镜的石板。也许不是和当年同一片石材
了，也许是。
而我之所以自愿踏查此地，是因为吕赫若。
“鹿窟事件”不只牵连人数甚广，也牵连到这
则台湾文学史上的传奇。吕赫若是活跃于日治
时期的作家，早在 1930 年代，就以日文写作
的小说〈牛车〉反攻日本文坛，在东京的文学
杂志得奖，是日治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除
此之外，他精于声乐、参加戏剧编导演出；他
曾在东京宝冢剧场演出，有“台湾第一男高音”
的美誉。“二二八事件”后没多久，他就突然
从文坛消失。此后数十年，由于国府文化政策
的压制，日治时期的文学记忆不被承认，他也
就慢慢被人遗忘。直到本土风潮崛起，文学圈
开始挖掘这些前辈作家，才重新有报纸介绍他
的作品。据说，介绍吕赫若的那天报纸大大刊
载了他的黑白照片，所有人都在问：这么俊美
的台湾作家是谁？为什么我们都不认识？
因为，他死在鹿窟了。
吕赫若之死，一直是台湾文学史最难解的谜团
之一。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吕赫若战后曾经努
力学习中文，继续活跃于文坛的文学之梦并未
熄灭。然而，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对国民
党极度失望，从而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他最后一篇发表的小说是〈冬夜〉，故事叙述
了一名台湾女子遭到外省人骗婚失身，最终在
枪声大作的背景里，向没有尽头的冬夜逃亡——
这简直就是他个人生命的预言。不久后，吕赫
若所参与的组织遭到威胁，他与同伴一同撤退
到鹿窟山区。
不过，1952年谷正文上山击灭鹿窟基地时，并
没有“抓到”吕赫若。根据幸存者的口述，吕
赫若早在那之前的 1950 年，就因为被毒蛇咬
到，毒发身亡而死。然而年凐代远，除了证词
以外，没有任何能够堪称“铁证”的物理线索——
没有遗体，当然也没有影像纪录。因此，吕赫
若之死也就成了各种想像力滋长的空间：也许
他没死，只是隐姓埋名；也许他潜逃到中国，
在某处终老……。
毕竟是如此俊美，有着“台湾第一才子”称号
的台湾作家呀。
那一次上山，除了寻访光明寺以外，我也想试
著找寻口述历史里，几个可能的“吕赫若被毒
蛇咬伤的之处”。这种事件，当然不可能留下
证词以外的痕迹了。一条蛇咬了一个人，毕竟
不像是山崩地震，能够留下明显的地景刻痕，
但作为他的读者，我还是尽可能想去凭吊。根
据一份纪录，吕赫若被咬的地方，是在某户门
牌与某户门牌“之间”。我一开始大惑不解，
为什么不是直接给一个最近的门牌地址，要强
调“之间”？一到现场，这才恍然大悟：因为
整个鹿窟山村，其实是由散布在整个山区的零
散房屋组称的。名曰“村”，但并非大平原上
那种左邻黏右舍的“集村”，而是我只在地理
课本上听过的“散村”。因此，一号门牌与三
号门牌虽然相邻，实际上可能距离上百公尺，
甚至要过好几个弯才能抵达。
于是，我循线走到了两个门牌“之间”，在那
货车与重机呼啸而过的数百公尺路段内，找到
了最像口述记录里的一片竹林。那片竹林漫过
整座山坡，竹荫能盖住半边车道。据说，就是
在竹林里，吕赫若不慎被咬，终至毒发身亡的。
当然，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此地并没有
一座庙或一座碑来标示此事——就算是有，我
们也知道未必可以尽信。不是所有历史，都还
有机会精确地定位出来。
然而，令我战栗的，并不是这个“历史现场”
本身。而是当我瞭望这片竹林时，忽然意识到，
我来过这里。
与竹林隔着马路遥遥相对的，是永定国小。
太太谢宜安和我一同踏查，他听到我没头没脑
地丢了一句话：“我差点淹死在这里。”
永定国小，就像多年前一样，并没有森严的门
禁。时值假日，校内也没什么人。我们一起走
进操场。许多游具都是新的、现代化的，但我
还是一眼就认出，某处是我们捞蝌蚪的小水池。
操场边缘的步道还在，仍能往下切一段路。只
是，这段步道没有当年那么畅通了。才不过走
到一半，倒下的树木枝干就阻断了去路。不过，
从该处往下眺望，确实能看到那条让我恐水了
好多年、时时想起的小溪。
差一点点，我会成为一个还不知道吕赫若，还
不知道白色恐怖就溺毙的小孩。如果魂魄有知，
如果口述记录正确，或许我就能因此遇到仍徘
徊在对面竹林的吕赫若了？只是，就算遭遇了，
我也不会明白他是谁、他有什么故事吧。
而在我没有溺毙的这个时间线，我在多活的这
几年间，多读了很多吕赫若的小说，也知道了
“鹿窟基地案”。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我
跟台湾文学史上最大的谜团，曾经那么那么靠
近。书能告诉我很多事，然而事情毕竟不是发
生在书里面的。如果没有走那么一趟，我可能
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距离有多近。
好奇怪。不论哪一个版本的我，要与历史完全
相识，竟是如此困难的事情。
台湾的历史一直都在那边，仿佛小说中埋设得
太隐晦的伏笔。我们总是经过，却总是视而不
见。
对我而言，那也是“白色恐怖”四个字，正式
融入我的体肤血肉的瞬间，就像被电流贯通的
Frankenstein。在那之前，我们这一代人或许
在历史课本上读过、或许在小说和电影里面看
过、或许曾听某些人大声疾呼过，但关于白色
恐怖的一切，就像是四散的肢体一样：你知道
它们存在，但你并不是很清楚，它们究竟内蕴
了怎样的生命潜力。直到一声闪电，意外地击
中了神经最脆弱也最深沉之处。
“白色恐怖”是什么感觉？我其生也晚，没有
经验过。但是，我愿意有些任性地幻想：也许
那一次的溺水经验，可以不只是意外。也许正
是有什么力量要告诉我，就是那样的感觉，那
样身不由主、缺乏氧气、被粗暴的水流摆布与
灌注……你以为能够安稳踩踏的石头，还是能
在你最留神谨慎之际，带给你足以没顶的深渊。
以前我可以靠阅读记住，现在我则将之与溺水
绑定，永远不可能忘记了。
而在全台湾，可能有几千几万处这样，蕴藏了
伤害与死亡的地点。或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已
经没顶的人们，也正努力发出声音，试着让路
过的每一个人听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听，
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听懂。
这正是我们这些已经听到、已经被闪电击中的
生还者，所应肩负的使命吧：继续说，不断地
说，在所有未来的话语里，铭刻过去的音色。
这样想，我竟然就好像比较不怕水了。
作者【朱宥勋】
1988年生，小说家、文学评论者。著有《以下
证言将被全面否认》、《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
候：戒严台湾小说家群像》等著作，并经营Youtube
频道“朱宥勋使出人生攻击”。
【被雷打到的瞬间】
配合著“519 白色恐怖记忆日”，新台湾和平
基金会邀请了朱宥勋偕同台湾新生代作家一起
谈谈各自的“白色恐怖”经验。到底，这些现
代的台湾青年，是在什么样“被雷打到的瞬间”，
开始觉得这一切都不对劲？
这群新生代作家，生在解严前夕与民主化的初
端。不同于在戒严中成长的人，他们多了一些
直接，少了顾忌，也因为网络时代，只要有好
奇心，白色恐怖的故事都足以让人对过去低回、
愤慨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