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高贵的野蛮、共同体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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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是理解当代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而这所特指的正是卢梭（J. J. Rousseau）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他对于霍布斯的万人对万人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自然状态想像批判道：“霍布斯并没有理解，正如法学家所说的，妨碍原始人使用理性的那个原因，正好也如同霍布斯自己所认为那般，就是阻止原始人滥用他们的能力的原因。”。
高贵的野蛮
卢梭赞扬自然状态，那是高贵的野蛮，同时，文明则是德行堕落与不平等的起源，启蒙、科学、实证，这些使得人远离自身，科学与艺术趋向于完美，但是灵魂却走向腐朽，
“天文学生于迷信；雄辩术生于野心、仇恨、谄媚、谎言；几何学生于贪婪；物理学生于一种虚妄的好奇心；所有的知识，甚至道德的知识，皆生成于人的傲慢。所以，科学与艺术全靠我们的罪恶而生...它们根源的缺点，我们可以从它们的目标里来追溯。如果没有奢华来滋润艺术，我们要艺术做什么呢？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正义，法学能为什么提供服务呢？如果没有暴君、战争与阴谋者，历史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每个人只听从人的义务与自然需求的支配，能把时间都用在为了国家、为了不幸的人，以及为了每个人的朋友事上，总之还有谁会终其一生从事那些无结ꨊG的沈思呢？”
反思是疏离自我的活动，文明是经由反思而来，科学造成闲散，闲散再造成科学，互相循环而产生了无用的公民，因对善事的无所为而成为“不作为而败德”，虽然获取德行仅需倾听内心良知即足，但这却是文明社会所匮乏的。
文明与理性发展之前，人即有两个原则，
“第一原则使我们热烈关心我们的福利以及我们的生存；第二原则引发我们那种不愿意见到有感觉动物面对危险或痛苦的情绪，尤其是与我们属于同一种类的动物。我们的心灵活动能够使这两个原则协调与结合，不用再引入社会性的原则；对我而言，自然法的所有规范，均源自于它们。当理性后来被迫在其他基础上重建规则时，这就是持续发展下，理性逐渐覆蓋了自然的时候。...学习成为神所谕令的样子，学习知道你在人世间的位置。”
此二原则即为自然法之源，尤其是怜悯应用到他人及表现为慷慨、宽恕、关怀，而期间更长的怜悯则成为友谊与善良。这样的特质在自然状态的野蛮人身上是强烈且紧密的，但在政治社会文明人反之，理性使得人自重。关于人的知识，预示了傅科的规训观念；而关于神谕的人的图像，则符应于康德超验式的定然律令。
我们必须区分自重之爱( I' amour propre )与自保之爱( I' amour de soi )，前者是社会性的，不存在于自然状态，认为自身远重要于其他人，造成伤害也推崇荣耀；后者自然状态中每个人的观众只有自身，且作为唯一的仲裁者而无从与他人比较，出于情感对于自我保存的要求而来，怜悯将会调整理性因而产生伦理，怜悯的重要性正在于缓其了人的理性作为，确保相互保存，“在自然状态中，怜悯心具有没有人会违抗它那温柔声音的优势，能够取代法律、道德与德性的地位。”。
自然状态中的人是无知的，所谓无知，ignorance，也同时代表着无辜。野蛮人不感受到“恨”、也不报复，这些情绪都来自受到触犯的信念，因为触犯并非伤害本身，却是是侮辱与加害的意图才是伤害的本质，且野蛮人也无知于傲慢，也无所有权、正义的观念，因为无知，所以不滥用，因为无知，所以无知于好也将无知于坏，因此将不为善，也不行恶。自然状态因为互不需要，就不发生屈从关系，也就没有奴役、无人受制于枷锁，因此也无需强者的法律。
所谓高贵的野蛮是因现今的道德标准来评价野蛮人，而以同样的审视当今的文明人，则是堕落，文明是罪恶之源。在文明状态中的观众则是他人，这也是原始与文明的差别，为了自己或是他人而活？虚荣的发萌也使得藐视、羞耻、嫉妒萌发，于是社会走向不平等，也走向了恶。
堕落的文明
“第一个圈起一块地的人，当他胆敢宣称：“这是我的”，又认为周遭的人简单到相信他所说的，那么他就是公民社会的真正创建人。”
于是发展出了财产权，然后建立执政制度，最后则是将合法权利改为专断权力。这三个阶段依序发生贫富状态、强弱状态最后则是主仆状态，而这将持续到新的革命推翻政府，或使原先政府趋向于合法状态为止。在这之前，专制抬头使得每个人回到平等，平等地什么都不是，这是新的自然状态，自然法的规则是强权真理，但这是文明的腐败结果。尤其，财产财产的权利不像自由与生命是无法放弃的，否则是否定心灵与个人存在。
自然状态中的人即便被描述为悲惨的，但却是自由、心灵平静的，相较于公民社会中到处抱怨生存环境，野蛮人则不会如此，甚至自我了结。文明社会中的反思活动使得个人疏离于自身，远离了最重要的“人的知识”，并因此产生了诸多不平等。相对的，自然状态中的无知，在未启蒙的状态下却是安宁的，启蒙反而导致了文明之恶。
但为了面对自然状态的巨大困难，卢梭以不同于霍布斯的方式建构了社会契约，提出了普遍意志与共同体的概念，相对于缔约者将权利（力）转让予第三者，卢梭的社会契约是以“共同体”作为承载权利的主体，而其取代所有人的人格而有统一性且不可分割，并且使得主权产生了更易，从国家转移到人民就是其移动的轨迹。
共同体的诞生与普遍意志
家庭是社会中最古老的自然组织，当依附关系解除恢复独立后的继续结合，所依靠的就是约定，强力也无法产生权利，只有约定才是权威的基础，而家庭就是政治社会的原型，首领是父亲，人民是孩子，人生而自由平等，只为利己才会转让自由。
自我保存是人性的首要法则，自然状态中的巨大困难是无法凭著本能对抗，在无法独自产生，而为该首要法则运用已有力量时，就须由众人缔约凝聚力量。相对于霍布斯创造利维坦是消极地结束自然状态，卢梭所创造的共同体是积极性的。订约过程中，所有人毫无保留地将全数权利转让于共同体，既是所有人向全体奉献自己全部，也就没向任何人奉献自己的全部，且从每一缔约者处每人都能得到自身让渡的等价物，同时也获得更大的力量来自我保存，所有人隶属于整体而互不隶属因此依然平等，放弃自然自由的同时，获取了政治自由并享有不可转让主权之一部，两者互为对
价。这约定可以如此表示：“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集权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人服从整体只是服从自身之意志，若约定遭到破坏，就会恢复原先权利。
社会契约将自然的平等代替以道德与法律上的平等，“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国家是社会的一部，主权则是普遍意志的表现。所谓普遍意志（General Will）不同于个别人民之特殊意志，亦非特殊意志之总和，后者称为总意志（will of
all），而这是以私人利益为依归，但只有普遍意志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而其表现即为主权，普遍意志的宣示是为主权行为，且为法律，且其不受拘束，个体必须绝对服从，“在一个民主的政治共同体中，政治决断总是由人民所做出；因此，卢梭才能说，人民所意愿的总是善的，它不受任何规范拘束，而只是基于人民作为政治存在。”。主权者是由组成的各人所构成，故无与其等利益相反之利益，而无需对任何人提供保证，且为使社会契约不是具文，就包含着规定：任何人拒绝不服从普遍意志，就要迫使他服从，强迫他自由。
进入政治社会后，本能被正义给取代，行动也因此具有道德性，而道德性使人成为人，“我们还应该在社会状态的收益栏内再加上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二分的个体
个体在社会契约论是被二分的，“依照 Sheldon Wolin 的解释，同意表现出两种取向：一是导向人民团结整合为一的观念；另一则是导向人民自我分裂为二；换言之，一是共享权利之公民；另一则是受权利保障，而且具有潜在反抗权力之‘私民’的观念。”
换句话说，“人民”作为统治者，但也是被统治者，subject同有子民之意，虽作为权力来源，但社会契约论同时也说明被统治者应服从的理由，如此建构“集体人民身分（peoplehood）”视为国家本位取得概念上的立足点，
“唯有假一个俨然具有一统人格的人民之名义，国家意志才称得上是全体、普遍的意象；也唯有全民福祉、国族命运之类的说辞，才能让国家利益相对于社会中的特殊利益取得优先性。放弃‘人民’这个概念，国家立刻沦为专断、恣意、与整个政治社群脱离的异物，找不到任何存在理由。善用‘人民’这个概念，国家立刻成为社会的保护者、滋养者、代理者、指导者，对内压抑社会中的差异与异类，对外抵抗外来势力的主张，取得不容挑战的最高地位。”
自此我们也可发现国家理性思想的承继，以及作为民主理论开端的社会契约论在不同观点诠释下所将导致的不同意义理解。
而这样的理解是有意义的，波埃西在《自愿为奴》中就说明了这种现象，因为从表象来观察，任何政治体都是少数人在统治多数人，问题就在于为何自愿为奴？当然这本著作说明的是反抗的潜能，但这反面地解读却正说明了所有人的顺从才造就了政治体的存在，所有人在自认为是统治者的同时，却是对自身的奴役，而这服从不仅是外在物理性质的，更是心理性质的，因此，
“若自由只要渴望便能得到，他所要做的就单单是渴望，这世界上难道还可以找到哪个民族，会认为一个愿望是太高的代价？...若我们对他什么都不供给、一点也不服从，这么一来，无需战斗或压制，他将变得赤身裸体、土崩瓦解直到一无所有，就像树根若失去养分，树根终将干枯殆尽。”
但却是这一点一滴的心灵养分，供养了统治者对我们的支配，毕竟，
“这个主宰你们命运的人，如同你们一样，只有一双眼睛、一双手和一个躯体，和你们城里为数众多、数之不尽的人当中最小的一个相比，他拥有的并没有比较多，除了你们所赋予他，却让他反过来摧毁你们的这番优势。他哪来这么多双眼睛来视察你们，若不是你们为他睁圆了双眼？他哪来这么多双手来鞭打你们，若没有你们向他出借了双手？他哪来这么多双脚来践踏你们的城邦，若不是有你们自己的双脚？若不是透过你们，他哪来的权力施展在你们身上？”
结语
启蒙时代的理性使得人的个体脱胎于整体，卡谬说：“一七八九年，理性取代了信仰，但这个理性僵化而不容置疑，其实也是超验的。”
而如此的个体基于自己的意志将所有权力让渡创设了政治社会以统治自身，如同这个时代个人以理性统御自身一般，于焉出现我们所生活的政治社会。
又，逐渐世俗化的神学成为了政治，人的能动性甚至以其理性杀了上帝，成为存在意义的创造者，弑神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的完成过程中的弑父，于是，主体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