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以政治为志业》—二十世纪君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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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的马基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写作的《君王论》探讨了统治者的品行，并被誉为邪恶之书，似乎全书是以权术为据而不道德。然而，这并非不道德，而是政治被剥除于道德之外，政治生活自此不再与德行伦理上的美好人生关联，政治是非道德的，自此只有纯然的权力问题，而权力在政治场域中是无善无恶的。
马基维利的政治理解中，理性不再是政治上的指导方针，而是以为了统治之必要而需采取何等行动，例如在创造政治时无法避免的伤害，即便是不正义但也为政治现实之故而必须实践，相较于罗马时的西塞罗对于正义德行的崇仰，在意大利的十五世纪产生了思想革新。可以说这是种务实主义，善恶的新标准来自于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在道德上的恶可能会成为在政治上的善。不过更为妥切的理解或许可以施密特（Carl
Schmitt）对政治性范畴的定界，区分于道德、知识、艺术的标准之外的生存斗争：友敌。在政治上的马基维利思想中，德行只不过是统治者未达目标的个人品行，一切都以统治之有效与否为据，因此即便不真正具有德行，也必须“看起来具有这种德行”，以得到赞赏而能遂行统治，然而德行的实践却反而可能会对统治有害。
本书则是韦伯（Max
Weber）在一九一九年演讲后整理而成的文本，其中所探讨的也正是统治者所应该具备的特质，基于不同的权威而来的统治有三种：传统型、卡里斯马型（Charisma）以及合理法治型。领袖魅力（即卡里斯马，指对个人（及他所定之规范）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性特质的信仰与效忠），固然对于统治而言有莫大之注意，但在政治的实践上仍有特定人格特质不可或缺，这也就是：热情、责任感、权衡分寸（Augenmaß）。热情是种实事求是式的，但空有热情仍非从政者唯一所必需之特质，必需要责任感作为行动的指引。而为此，则需权衡分寸：“以内在的冷静和镇定来面对现实
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保持对事和人的距离的能力。”
这对应到韦伯所提出在政治上的两种伦理：信任伦理与责任伦理。二者虽非必互斥，但却有截然之别。信任伦理是不计后果式的，失败的责任将不归咎于行为者，却是世界或他人，对应于人格特质中的热情；责任伦理则是务实地考量行为的后果，并以此评估行为的可能性，且在失败时将会归咎于自身并检讨，对应于人格特质中的责任感。韦伯明显地对仅有信念伦理谴责，称其为空谈者忽视责任感且陶醉在浪漫激情中，但责任伦理却能让韦伯有所感动，因其之成熟将会以结果为考量。这两个概念就如同统治权威的类型一般，系理念型（ideotype），所谓理念型系指特定观念并
不实存于现实中，然其观念之纯净即系用以评判现实的标尺。例如在统治权威上并无纯传统型统治，（纯）传统型统治仅存于理念中，现实中的统治正当性来源通常混杂着前述三种类型。也因此故，韦伯在信念伦理（热情）与责任伦理（责任感）间提出了“权衡分寸”，而以此特质调和二者才能造就出“以政治为志业者”。
“政治意味着同时运用热情和权衡分寸，慢慢用力地钻透硬木板。一个十分正确而且所有历史经验都会加以证实的道理就是，如果不是一再地在世上追求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即使是可能的事情也将无法达成。可是能够做到这件事的人，必须是一位领袖，而且不仅这样，甚至必须是一位英想（就一种相当普通的意义而言）。即使是不属于这两者的人，也必须凭借著内心的坚强来武装自己，能够承担所有希望的破灭（就像现在），否则就连今天有可能的事情也没办法实现。谁能够确信，即使当世界（从他的观点看来）太过愚昧或鄙俗而不值得他有所投入，也不会因此而崩溃，而
在面对这一切时还能够说出‘何惧之有！’，唯有这种人才能够以政治为‘志业’。”
韦伯对于国家的定义的特出之处正在于相较于过往以国家之目的为分判准据，改以“手段”之方式定性国家与其他团体之不同，学者张旺山即如此说明：“当并且仅当一个政治的机构经营体的行政管理人员，为了贯彻种种法律规章而成功地取得了对正当的人身强制的垄断权时，该机构经营体便称为国家。”（张旺山，韦伯的“国家”概念，现代性的政治反思，页188，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2007年）这样的论述也可见于对于权力进行研究的学者 Dennis H. Wrong“政治机构与其他机构最明显的不同，就在于它对强制手段的垄断控制。”（ Dennis H.
Wrong著，高湘泽、高全余译，权力：它的形式、基础和作用，页67，桂冠出版，2003年）以及Anthony Giddens所说：“当一个政治组织能够在一特定的领土内，成功地使武力的组织运作受到正当的垄断，那么此一政治组织方成其为‘国家’。（Anthony Giddens著，简惠美译，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页261，远流出版，2015年）
而武力的使用是政治的问题，政治是无涉于道德的，这依循的是马基维利式的思脉，“追求自身灵魂救赎以及拯救他人灵魂的人，不会到完全不同任务的政治道路上追求：因为政治都是只能凭借武力来解决的任务。”而在透过武力形塑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有服从与拥护者，也就是机构，要维持这等机构的运作则需有内外在的奖赏：前者是指仇恨、报复等欲望的满足；后者则是战利品与利禄。拥护者之动机即便于道德上系属低俗却透过主观上真诚的信念而将复仇、权力、战利品的欲望在道德上进行正当化，但这是统治所不可或缺，甚至在秩序的形塑过程中产生空洞化
与物化，然此乃系政治成功所必须者。“至于对政治而言具关键性的手段是武力；而就道德来看，则是手段跟目的之间冲突的程度有多大...”，政治与道德位处不同分野。
此外，统治者尚需对抗人性之敌：虚荣心。在学术上无害的虚荣，在政治上却是毒药，因在此事权力的竞夺之处，若追求权力变得不切实际而自我陶醉不贡献于事业时，成为了罪过。追求权力与使用权力不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权力之表象。当然，另一项错行在于责任感之缺乏而空有热情，如此将使得权力之实践非为实际而只为权力本身而行使权力。不过，权力应用于何处仅为信仰问题，可以是民族、人类、社会、文化、世俗、宗教，可以是进步或是反动，贡献于理念或是拒绝，但无论如何，一定要有信念，否则纵使伟大政治成就，也只是虚无。
于此可知，本篇讲词不仅提出领袖的人格特质、伦理冲突困境之面对，同时亦对政治区分于道德的马基维利所创造之新传统进行延续，而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君王论，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以政治为志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