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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史”现今在台湾已成火热名词，不仅108历史课纲制定期间，支持传统“中国史”
分类的学者与强调更广域视野的“东亚史”支持者之间争论不断，双方各执一词，民间出
版业也出版不少各国学者出版的专著与历史普及读物。
这本由中国重量级经济史学者李伯重师法当代史学潮流，撰写15至17世纪、以中国为主角
的东亚史普及读物，也是热潮下出版社引入的作品。然而，本书既有结合当代史学趋势书
写的优点，却也有中国学者带有的严重问题。本文将引介此书内容，并提出自身的批判与
反思。
当代脉络
人们对历史的提问与认识，必然根据当代进行改变与反思。作者在第一章进行了学术回顾
，指出现今全球史的“新史潮”源自当代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兴起的现象，因此，这本书就
是根据“全球史”的概念进行重新书写。
全球史颠覆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型世界史，也批判、摒弃过去民族主义与
国家历史的研究方式，强调进行跨越国别、大范围与长时段的研究，认为观察全球历史的
发展趋势，要透过观察与比较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不同社会的互动交流等层面，并注重
“全球性事件”的影响。
多数史家认为，肇端于1500年前后的经济全球化，既是全球史的起点，也是世界史分期中
“近／现代（modern）”史的起点。但与过往有所不同，全球史突破“西方中心论”，指
出尽管西方的扩张与征服极具关键，但是“现代化”非西方特有，而是世界各地交流、汇
聚才出现的产物。
而作者口中的“东亚世界”，就是中国与中国以外的国家与地区，是各个国家、民族与文
化在不对等的支配与臣服关系下，进行交流活动的空间。因为中国既是其他国家无法回避
、具有特殊意义的巨大他者，也是个特殊性明显远胜他国的国家。
自1500年起，“东亚”地域即将迎接欧洲人开启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其所带来数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化的两大面向：帐簿与火枪
“帐簿”与“火枪”是本书两大“全球化”叙事主线，前者是经济全球化，后者即军事革
命。
作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为：全球形成一个统一且唯一的市场，形塑经济全球化则仰
赖贸易以及些微暴力。他认为在15世纪前，尽管有海陆丝路等商贸路线、印度洋等区域贸
易体系，蒙古甚至建立世界帝国，但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和创造大航海时代之前，这些商
业路线危险又无足轻重，各贸易体系也因缺乏共同的商业规则与商贸语言，贸易紧密程度
有限，商业往来也不密切，消失于草原的蒙古影响则更微。直到欧洲人串联各地，建立果
阿、麻六甲等贸易大城，并引进规则和语言，将美洲白银与日本白银建立起贸易体系的白
银货币后，才解决过往问题，并建立往来密切的贸易网络，构筑早期经济全球化的秩序与
基础。
进行贸易活动、串起世界经济体系的是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复合著海盗、政府特许商人
、商帮、武装商人等多重身分，彼此间既竞争又合作，既贸易又掠夺。又按照贸易地域的
不同，角色重要性也不同，但以欧洲人与中国人为最重要。
随着海上贸易发展，东亚区域出现了商贸往来紧密的国际贸易网络。相较于此，作者认为
陆路贸易因穆斯林不断发动宗教战争，加上海上商业路线的影响，已逐步走向衰落。
至于“军事技术的全球化”，不管是军械技术进步的“火药革命”，还是战术、组织等全
面性技术变革的“军事革命”均因经济全球化而生。作者指出，早期战争技术流动是基于
战场接触，然而这种传播具有极大侷限，导致技术流传缓慢，例如源自“中学”的火器传
到欧洲就花了数世纪之久，直到早期经济全球化后，速度就大为增加。
作者以“管形火器”：枪、砲的发展为主轴，指出自宋朝发明火器，经由蒙古帝国传播，
东南亚、内亚、中东乃至欧洲等地均开始使用并改进枪砲技术，并对冷兵器时代的战场霸
者“骑兵”产生威胁。
15世纪后，欧洲于枪砲等技术进步上领先世界，其中欧洲更出现全面的“军事革命”，成
为其称霸世界的基础。但穆斯林世界的火器部队亦不逊欧洲，鄂图曼帝国、波斯萨法维王
朝和蒙兀儿帝国的兴盛，使得其他穆斯林世界亦广泛采用先进火器。而随西力东渐，东南
亚和东亚世界先后从欧洲商人处引入火器与技术，其中日中两地学习、改进最为深入，已
能与欧人匹敌。
随着地区之间的联系强化，利益冲突因此增多，为了应对过去与未来的潜在对手，各国莫
不引入欧洲先进的火器技术。这些知识也因为全球经贸网络的诞生，缩小了时空限制，使
得随着商人四散各地的技术知识传播更加便利。技术传播的便利、竞争与合作的加剧，又
反过来强化了技术的发展、改进与传播，“军事全球化”现象于焉确立。
15至17世纪的文化圈变迁
随着早期经济与军事全球化的发展，明代以前构成亚洲世界的三大“文化圈”：东亚的“
儒家文化圈”、东南亚与南亚的“婆罗门教文化圈”和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圈”，以及夹
杂于三大文化圈之间的“佛教文化圈”和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也随之变迁。
作者指出，15至17世纪的最大变迁是伊斯兰教第二次大扩张，范围以中亚、南亚与东南亚
为主，先前活跃的宗教不是范围极度缩小，就是被穆斯林以残暴方式连根拔除。鄂图曼等
帝国随后更借由军援等方式，协助东南亚的伊斯兰统治者扩大版图，使伊斯兰文化圈版图
不断扩大。
不过，从北亚蒙古、新疆到东南亚缅甸、泰国等地，“佛教文化圈”也进行扩张与复兴。
而过往只有上层认同儒家的“儒家文化圈”地区，也深化其意识形态到民间。作者认为，
幸好佛教文化圈构筑了一道防御伊斯兰教的长城，才使中国等地幸免于难。
而在这段期间，基督教也借由贸易和枪砲，逐步开始在世界各地扩大信众，以菲律宾、安
汶、澳门和日本取得较大成功，构成了网状的文化圈。
除了儒家文化圈仰仗中国整合区域经济而扩散，其他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圈的发展与商人
的扩张密不可分，而文化圈的整合与扩散也对技术、知识等资源分享有所帮助，也为
15-17世纪各项层面的全球化发展建立基础。
烽火连天的东亚
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各地即陆续出现、形成整合国内经济、对外进行贸易的国家，这些“
国家”对国土有优先的强制力与控制力，但并非当今有明确主权、边界与民族认同的民族
国家，仍属于边界模糊的王朝。而中国是这些国家之中，在中央集权、区域整合、官僚系
统和军事机器各方面发展得最好的国家，遂借此在东亚成为“共主”，以“朝贡体系”处
理区域问题。
不过，全球化使各地区、人群的连结紧密，也带来更多摩擦，东亚因此较以往更多冲突。
凭借新技术与资源，蒙古、日本、安南、缅甸、暹罗、满洲乃至欧洲等新兴地区强权，不
仅重组地区势力，也尝试改变中国的朝贡体制秩序。
本书后三章以“中国的明朝”为主角，分析晚明东亚世界变迁、明朝的应对与遗产。第五
章详述从北亚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重组，描绘从北到南亲中势力覆灭后，周遭新兴强权对
明朝形成地缘政治、世界秩序甚至是王朝存亡的威胁，作者也指出当时中国人意识到“祖
国在危机中”，不仅谴责假扮倭寇的中国人毫无祖国认同，亦推动军事改革，意图挽救明
朝。
在第六章，作者重弹中国自秦代以降“划疆自守，不事远图”的传统国策，与15世纪后作
者认为奉行对外扩张国策的新兴强权作为对比。他指出中国自秦“版图确立”后，除却“
天朝无所不有”的富庶，四周险恶的地理环境也制约了中国扩张的意图。而在近代以前，
外围地带经济价值低落，出于政治与经济考量，成本收益极不划算，油水不足，加上自秦
以降不断确立的“固有版图”较为富庶，特别是对华中华南这些“内部边疆”进行拓殖的
成本低、收益高，因此作者认为：“中国何需扩张？”中国只需要运用其强大的国力，建
构由中国主宰、不对等却承认各国主权的世界秩序即可。
而中国在地缘上是容易遭到进攻的国家，加上领土过大、军队过少，防守不易，因此中国
发展出主动进攻、歼敌于外的积极防御，以及御敌于国门之下的消极防御两种战略。在向
外拓展势力的积极防御战略失效或无力施展时，就会采取与敌人在边界交战的消极防御，
例如宋朝起初主动攻击不愿意接受他们赐予“封号”的西夏，但因大败而签署和平协议后
，不仅承认西夏的地位，此后交战也采取偏向防守的消极防御。
明朝也运用过这两种模式。然中晚明虽采消极防御，并以强化抗敌装备为发展方式，却因
领土过大，新式装备耗费巨资，加上明初沿袭的军事体制效率低落，传统军队素质极差，
无法应对晚明多场重大战事，应对各大战事仍得仰赖少数民族军队。这引起明朝士人的忧
患共识，积极推动军事改革。
晚明的军事改革成果是一支师法欧洲军械与操演方式、但数量极少的精锐军队，对抗倭寇
、后金时卓有成效。但因为数量过少，加上落后的军事体制、政治斗争乃至皇权的不信任
，这支军队最终不仅未挽救明朝，更新式军队中许多更成为清朝汉军八旗，讽刺地成为清
朝称霸东亚的利器。
“全球化下的东亚与中国”至此告一段落。作者在代结语中指出，贪婪“利益”的“必要
之恶”促进了早期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日益紧密、纷争日益增加，文化圈的扩散与移转
，不仅加速军事和贸易全球化进程，也使得战争更为密集，使世界秩序走向丛林法则，进
而催生了能够带来秩序与安全的新兴国家出现与区域整合。
作者并从后人的角度，对明朝并未承担起国家责任，不仅无力改善中国国家安全饱受威胁
的现状，也未趁著国际新形势的机会，使中国走向西欧式“近代社会”而感到遗憾，更对
清朝也未发展出近代体制，让中国又多花两个世纪才近代化这点感到唏嘘，并奉劝中国绝
不能重蹈覆辙。
本书的优点
读毕本书，对于已在专业领域已达颠峰的作者不满于现况、挑战全新的研究与写作这件事
感到钦佩。他在这本书将全球化潮流、文化圈变动、新金属与航路的发现、新式武器与新
型战争、各地区新兴国家与新政治秩序等重要特点，和丰富的历史知识整合，并以自身国
家中国作为理解这段历史的出发点，让读者能够以“一个中国人”而非欧美、日本等地的
角度去理解这段历史，以及自身国家在历史中的重要性。
阅读本书时，最令我惊艳的是第一章，内容不仅简洁明白，更是因为过往未曾见过历史普
及读物会做学术回顾。其次，本书主轴：“世变中的中国”不因庞大的历史知识与架构而
模糊，作者适时地提醒中国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令读者能够不偏离主轴。再者，作者以各
大文化圈的演进配合全球化浪潮，指出当时整个世界的剧烈变化。而本书将亚洲各地竞相
发展军事技术的动态竞争突显在世人面前，推翻过往东方落伍停滞、西方前进的观念。作
为突破既有观念的普及作品，本书贡献良多。
但是本书也有不少严重缺陷，若忽略这些缺陷，对台湾读者将有不小影响。这些缺陷可分
为两类：中国中心论的“中国民族主义史学”与“西方中心论”。看似矛盾的两者，却在
作者笔下巧妙地揉杂入本书。
批判西方中心论
先论“西方中心论”。第二章介绍全球贸易的论点，建筑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采
用倒卷珠帘的写作方式，借由历史与论述的排列组合，论证经济全球化中欧洲人的重要性
，让史实来符合他的前提。作者的论述模式如下：“先有欧洲人做出独一无二的经济全球
化的前提→欧洲人的事情必须着重，并弱化其他人→写作上以史实配合前提→论述出欧洲
人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经济全球化。”借由此种写作技巧，将“唯有西方带来文明”的西方
中心论点运用于本书，塑造欧洲人独一无二的地位。
作者对非西方的描述则恰好与西方形成对比。印度洋、东南亚与东亚海域的经济商贸，不
仅毫无规则章法与共通商业语言，更是一个商贸极为薄弱的地方，唯有欧洲人到来，才将
规则、语言带入，创造出商业大城和全球商贸体系，产生正向“质变”。
日本学者羽田正在《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的海洋》一书中指出，此地早有商贸规则与共通语
言，并且贸易十分繁荣。但是欧洲人不仅以武力破坏当地规矩、创造自己的新规则，借此
来获取财富，强迫自由的海洋成为奴役的海洋，更到处烧杀掳掠、占领城市。作者称赞的
商贸大城科钦、麻六甲等早已是商业大城，何须欧洲人建立？事实上，葡萄牙人攻占麻六
甲后，麻六甲即一蹶不振，欧洲人真的带来正向改变吗？
而此地亦已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环，海陆路“丝路”与大量的商贸队伍串连起欧亚非。欧
洲人加入后，虽带动贸易量增加，但亦是以其军事力量摧毁旧体系，方创造出本书的前提
“经济全球化”。然而作者省略负面叙述，仅在代结语强调这是必要之恶。至此引人好奇
，为何侵略东南亚等地就是必要之恶，而中国人面对欧美日在中国的进出，却不认为是必
要之恶呢？这也是晚期至今全球化中重要的一环，不是吗？
第二章也抹煞蒙古帝国和内亚商贸路线、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对于全球化的重要性。正如同
米华健（James A. Mildward）和杉山正明等学者指出，内亚商贸路线乃至蒙古帝国的发
展，促进了更早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lica）”促进了世界
的交流，而伊斯兰帝国和穆斯林更是促进全球技术、商贸交流的要角，欧洲正因此而获利
、成长。
但在作者笔下，伊斯兰却成为只会破坏文明、血腥嗜杀的征服者，不仅对全球化毫无帮助
，更导致陆路贸易衰落。若非佛教文化圈长城兴起，使中国幸免于文明灭顶的灾难，加上
欧洲人突破穆斯林阻碍、发展先进科技，否则让中西双方的交流以及经济全球化难以成为
可能。
尽管作者是为了强调描述欧洲人的重要性，欧洲人与全球化却时有所关联，然而作者贬抑
内亚与穆斯林的重要性、对东南亚历史错误的描绘，明显是接受西方中心论的成见。
清理中国民族主义
另一个缺点，是带有中国中心论的中国民族主义史观。首先，本书逻辑一贯地采取了“各
朝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史学概念，这源自晚清至今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们为了塑造国家认
同感，遂透过历史书写将历朝历代和超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华夏概念，塑造成中国是世
界上唯一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特殊国家与民族观，“中国自秦代以来………”就是这种
史观的书写方式。这种观念在华裔群体中非常成功，也让早年西方汉学家广为采纳，并成
为本书反过来证明此观念的证据。 但是事实上，历朝历代是否为中国，仍难论断。
作者虽融合了全球史与东亚世界的观念写作本书，却仍无法摆脱“民族主义史学”和“中
国中心论”，这种观点在书中层出不穷。例如第二章叙述内亚商贸路线“丝路”的存在、
兴衰与重要性，均以“中国官方是否参与、开启商贸”为标准，若中国官方撤出，丝路等
同停摆，中国官方参与则丝路才有开启，这条商业路线才是重要的，无视这条商业路线繁
荣的贸易。一本谈全球史的著作，却仅用“中国是否参与”决定一条带动全球化的贸易路
线有无价值，这种以中国为审核标准的写作方式，即有浓烈的中国中心色彩。
其次，第六章第一节充分显现中国历史学家善于隐蔽、美化乃至用以巩固政权的史学写作
传统。正如前述，作者认为中国自古就不爱扩张、只爱防守，是因为中国富裕，且有“内
部边疆”可以开发。
然而这是种美化的写法。因为用“版图确立”，就可以一笔带过领土扩大实源自残酷杀戮
的“战争”，亦隐蔽这些领土本来不是中国“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曾经是众多王
国、部落的领土。中国庞大的版图，实来自千百年残酷血腥的战争。
作者也承认，除却中国国力无法负担远征、军力远逊于各地政权而只能防守外，不向外扩
张是因为四周领土实无油水可捞、过于贫瘠，导致成本高于收益之故。过往中国政府对于
战争的反省，也仅是因成本过高感到不值。但若国力充足又有利可图，中国将会采取“积
极防御”的扩张路线。
上述想法透过国家教育体制和广泛流传的历史书写，使人们接受“中国本来就有这些领土
”，确保人们接受当代中国政府对于各领土的主权控制和统治正当性，稳固现有政权，塑
造人们认同“ＯＯ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主张的伪历史合法性。本书第一章的地图显
示19世纪的中国已经失去外蒙古，然而第五章的地图却显示14世纪明朝建立时，已经拥有
台湾主权，这体现了中国历史学界为政治服务的史学书写，贴近当代中国的领土原则。
因此，接受此种论述的人们不会质疑为何中国领土为何如此大、哪些地方一定是中国领土
、动武只是“消极防御”等论点，并沉浸于“中国爱好和平”的高道德虚妄谎言，进而成
为接纳中国对外扩张的支持者。
质疑欧洲“质变”说
作者借由强调早期的“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强调欧洲人带来全球贸易与区域
的质变，不过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这是因为这个区域的贸易规则整体仍维持在中华“朝
贡贸易”、东南亚“曼陀罗”等秩序与贸易体系之下运作，欧洲人一方面带来改变，但另
一方面也融入当地的秩序，并从中受益。
直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该地政治、经济秩序才产生巨大质变。不仅是欧洲经过两
个世纪贸易，产生巨大的财富积累，配合欧洲本地情势和工业革命，带动现代资本主义的
诞与欧洲经济的崛起，加上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从贸易公司转型成领土国家，随后欧洲又解
散东印度公司直接进行殖民、转型成帝国主义国家后，从本书着重的东亚世界乃至全球，
整个世界的全球化秩序，才彻底转型成以欧美为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因此我并不赞同本书的看法，认为本书强调的现象仅是世界贸易的“量变”，而经过长期
的积累，到十九世纪才出现真正的质变。
结论
作为一本写给“中国”人民阅读的普及史书，本书借由全球史的新叙事模式和丰富的历史
知识，运用较为亲民的文字写作，予读者大量整合知识与视野，是十分不错的作品。可惜
的是作者虽试图以全球史替代过往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但写作中国部分时，仍无法避免
一种为巩固中国当权者统治、确立他们对外扩张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民族主义史学模式。
对台湾读者而言，则必须注意到本书是为中国人而写，写作点以中国出发，假设的读者都
是“中国人”。而对台湾人来说，过往威权统治70年与国民党执政8年均致力于中国认同
的建构，使得台湾人认同错乱，在阅读这种书时，可能会对本书的中国色彩有着亲近感与
亲缘感。这种错乱的认同以及因此而生的情感错认，带有消融“台湾主体”的危险性。
因此阅读本书时，必须时记我们必须以台湾为出发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免被中国观
点所误导，对两岸现实有所误解。若未理解这些内涵而直接阅读本书，恐怕将使这套论述
潜入台湾人的潜意识，让台湾人脑海深处与潜意识成功地被中国统战，增加对这套威胁台
湾与世界的民族主义和帝国扩张论述的正当性与接受度，乃至接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
”的错误认知。毕竟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曾言：“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
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当我们阅读对台湾有侵略意图的外国研究时，应
更谨慎。
然而，作者尝试写作东亚史普及读物这件事，非常值得台湾史家效法。特别是主张课纲、
历史认识应该不再走“中国史”、而应该选择“东亚史”的学者们，若能不再局限于自身
专业领域，写作“海洋台湾”观点的“东亚史”，让台湾人不再仰赖外国作品去认识“东
亚”，这就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建立台湾人看待世界史的史观所必须踏出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