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的同情，克制的反思－刀尔登作品集台版序
2007到10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每当路过书报摊的
时候，就会买《南风窗》、《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
读书》、《读库》、《财经》（后来被整管，原班人马出走另创《财新》）这些时政与
人文的杂志。彼时虽然iPhone已经问世，但微信未出，社群APP的时代尚未全面到来，
网上的精彩内容还分散在各个论坛和博客（网志）中，实体版报章杂志的市场还没有萎
缩得太厉害，甚且还在选题、编采、排版等各方面精益求精地进步著。应该说，1990年
代末到2012年，是当代中国大陆报章杂志最精彩的时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保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使言论环境渐渐从1989年六四
天安门事件的肃杀中回暖；江泽民时代，主要基调是经济发展与“入世”（加入WTO）
，对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敏感议题，也放松了管制──或者应该说，发条松了，而体制
内外大多数人，一时也还不想它再度栓紧，再加上网络开始普及，共产党很清楚这是未
来，不可遽禁，只能花时间去摸索如何管制。2002年换胡锦涛执政，大抵萧规曹随（包
括可叹的弊端及可喜的弊端），言论上也是比较被动的姿态，感觉到危险才会严肃的反
应一下。于是，各个世代、各种思想的作者，察觉了这个空档（或者说“过渡时期”）
，便纷纷大展身手，在体制容许的模糊范围之内打“擦边球”，借由对过往的重述、对
当下的记录，探寻一个更好的未来，或至少是盼望着一个可以比较不一样、不那么“主
旋律”的中国。
刀尔登便是在这个时期出名的作家之一。
刀尔登本名邱小刚，生于1964年，在文革的疯狂与凋敝中度过了童年，1982年以河
北省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然而他心性淡泊又带几分刁，并不以此为得意；
1986年毕业，也不待在首都北京，而是回了石家庄的家，在河北社科院任职，1990年代
末再到河北日报社旗下的《杂文报》当编辑。这些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单位，有识者或
许会觉得屈才，而他既不喜争竞，一辈子或许也就这样了。2001年，他和朋友被新来的
领导“调离”，没了体制内相对闲散的工作与生活；如果他下海从商，或许也能别有一
番发展，但也可能就泯然众人了。
他之所以成为了名作家，转机在1999年左右开始在网上发表的文史随笔。
1980年代晚期到2010年代的最近，是翻案的时代，两岸三地皆然：几乎所有的一切
都要被颠覆，至少也要面临重新审视，特别是在牵涉当代政治的文史领域。其中有不少
持论过激、翻案翻过头的，虽能耸人听闻于一时，但网络时代人人可吐槽，不久也就将
引来同等的反驳，乃至流于令人厌弃的口水仗；刀尔登的文章，则没有那样的浮躁，讲
故事能自然流露出其阅读的深度与广度，作批评也总能细腻地引导读者，不去执著于得
出什么正确答案或“真理”来踩人，而是让我们能在各种殷鉴之中更加了解人情事理中
的所以然，然后可以保育个人的自由，也让社会能有更多同情和思考的余裕。例如《中
国好人》中的一段：
党锢之祸，生出一批道德典范，李膺、范滂等，以其勇气和正直，激励过历史中许多伟大
人物。此役虽在社会生活中是大破坏，在道义上却是一场完全的胜利；用良心或肾上腺与
坏人作殊死斗，从此成为一个模型，德昭千古。至于如何将权力斗争转化为道德战争，不
用很久也要成为拿手好戏，连续上演。
这可以说是从“得理不饶人”这句俗话，反过来切中了传统史学和唯物史学都未能
充分解释的要害：传统史观格于士大夫的立场，天然地和学运站在一起（在台湾年纪稍
大一点，读国编本历史教科书长大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当年课本是怎么惺惺相惜地描
述党人的）；唯物史观则只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述皇权、世家、豪强、寒门
的利益矛盾与阶级固化问题，将道德上的争执贬抑为遮蔽真正症结的烟幕，然而这种自
傲于掌握了真理的姿态，往往便将经济理性的今人和“蒙昧”的古人割裂了开来，丧失
了历史本应能让我们培养的同情、共感（或曰“神入”）的能力。《中国好人》与《旧
山河》这一集中的文章，便能通过作者潜心达致的共感，检讨中国史上这许多盛名累累
的“好人”，是为什么会将事情办坏掉，乃至让大局不可收拾，遗祸千年的。
刀尔登检讨国故，没有五四运动以来急切扬弃传统、盲目仰望西方的弊病（现在有
一些为反中、反共而活动的论者仍只停留在这里），也不走到一味拥护传统、标榜传统
的另一个极端──这种人虽不显眼，但也不太少，可叹的是其中还没几人真有好好通读
过古书。刀尔登是真正读过的，在二十来岁时自己大量阅读经典和文集，打了底子，《
亦摇亦点头》便记述了他接触中外文学的历程与心得，书名一方面意谓竖排、横排都看
，一方面也是保持着主见，有所取有所不取；再一方面，也是体现他们一代人在世道几
度变更中的迷茫与恍惚。例如谈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经典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
严复译《群己权界论》）时，他笔锋一转：
我想起1976年秋天，在一个山坡上，与一个同学皱着眉头讨论：“……会不会变天呢？”
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呢！是的，我们这一代人，本来是标准件，出自政治工厂。我们不知
读过及听过多少正统的书籍、报纸、广播，每天浸泡在其中，生长在其中，在小学时便写
批判稿，写学习体会，订阅《朝霞》《学习与批判》，“关心国家大事”……如今我好奇
的是，那一代人，是如何冲出这包围的呢？
“好像没费什么劲。”我同一位老友谈到这个问题，他这么说。是的，好像没有经历过什
么严重的思想转变，没有经历过可用“崩溃”“重建”之类的词来形容的过程，瓦解是安
安静静地发生的，等想起来时，它已经完成了。（〈“密尔”路碑〉）
生为文革一代，刀尔登的文集不能不带有对文革与专制的反思，事实上他的反思是
深入到文化传统根柢的，并且他谨慎地不贸然站到另外的极端立场去，只是综合这半生
的体验，来为古老的问题吐纳出自己的一番心得。《不必读书目》这部谈中国古代经典
和文集的书，书名便首先对应了国学领域里颇让人难为情的“书单”老问题。
近百年来有不少学者开过国学书目，谈论说为什么必读、应该怎么读，然后这个人
说你这最低限度的书单还是太繁太多，那个人说你的读法还是夹带了太多执见，闹得很
没趣。然而老一辈学者多少还真的读过那些古书，过了两代人，我们大多是修课时选个
几篇意思一下便罢，连参与这个话题的资格也没有了，因而经常不能不自惭于底蕴不足
，转头又吐槽别人不读书或没把书读通，反正通常不会错，就这样用散发焦虑的方式来
处理焦虑。刀尔登的处理方式，却是从“必”字着眼，针对了这种焦虑来作解说：确实
读过这么多书的他，不跟你摆谱说你们这些小朋友快来拜师，也不去迎合某些人的便辟
心理，说这些书不读也罢（甚至“不读更好”），而是点出他在诸子百家、历代文苑之
中所看到的执迷，让我们可以不像前人一样地失陷进去。并且，其中如批崇古非今、道
德挂帅等等痼疾，感觉起来虽可能有些老生常谈，但别人批判旧中国的崇古情结，多是
站在发展主义、追求国富民强的立场上面；刀尔登的关怀，则总在于我们个性的解放，
以及情志的舒展。例如：
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许自己处在愚昧中。假如我们同意，对广袤世界最少经验的古人
，拥有最好的解释，那么，我们也就同意了，理性的目的是迷信，知识的目的是混沌，不
可积累的高于可积累的，无可验证的优于可验证的，而且，我们还同意了，文明的方向从
一开始就前后颠倒，是从终点驶向起点，其意义至多是保持人类的寿命，使其有时间达到
古人已经达到的境界—愚昧。（〈不读《周易》〉）
这既是针对后世玄学家将易经与儒术发展成的迷信，也是针对有史以来，思想怠惰
使人们相互要胁著自欺欺人，乃至造成道德的禁锢，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在同温层
里取暖”的情形，一如《中国好人》中的片段：
习惯于依赖愚昧，并从愚昧中发现出力量，体验到快乐。田间地头学哲学，工人阶级上讲
台，在这种“游戏”里，受伤害的绝不是知识传统的本身，而是我们。到今天，我看到一
些念过书的人拿起什么事来都敢胡说，我怀疑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批判”著过来的。（
〈被小学生批判过的〉）
梁简文帝曾说，立身须谨重，文章须放荡。后人反是。自唐以后，圣道没见到弘扬多少，
国祚没见到延寿多少，而文章倒成功地弄得无趣了。喜欢趣味的，由文被逼入诗，又逃诗
入词，逃词入曲，又逃到小说，最后小说里也全是大道，这时人们方心满意足，吮大拇指
而发呆矣。（《庾信文章岂老成》）
《不必读书目》各篇标题以“不读”开头，其实当然不是不读，而是不像教科书那
般总要“主义挂帅”，牵强附会地将屈原说成爱国主义、李白说成浪漫主义、杜甫说成
现实主义诗人，谈《儒林外史》、《红楼梦》则必云其如何揭露封建社会之丑恶云云（
大陆教科书至今仍多如此，但台湾人请勿嘲笑，不少政论家在带风向的时候，一样是用
这种强行说教的工具思维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文学艺术）。刀尔登则脱去了教条，而能
以个人的角度，带领我们关注这些旧书真正值得细品的地方，就是“人”的处境：
伟大的《儒林外史》，讲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证明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
》的说服力是不够的，但小说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活下去，怎样把幻想维持下去，其中那
惨澹的信心，是除了《红楼梦》的读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别人身上。
（〈不读《儒林外史》〉）
我们总是需要希望，即便只是一种“惨澹的信心”。这是冷静克制的刀尔登并未放
弃的温情，他的反思不会走到彻底的绝望和否定，沦为“小人穷斯滥矣”、“破罐子破
摔”的灰心丧气，我相信这是他从文学里得到的滋养，也是他想传递给我们的慧命。
2012年以后，以社群平台和营销公众号为中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中共在习近
平上台以后的网络管制趋于齐备，言论环境也愈发收紧，群众在国势日蒸的背景之下，
亦多拥护中央以经济发展为纲、民族主义为大棒──异议不是没有，但已动摇不了境内
的主流。仁人志士打了十几年擦边球，结果是中共划出一条不得跨越的红线了，报刊再
也没有了撬动政治、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可能，用《韩非子》的话来说是不再能“以文
乱法”了，我也就渐渐没再买大陆的实体杂志，即使去年在大陆工作，偶尔买一两本，
读起来也不再有先前的滋味。刀尔登隐逸的个性与文风，在这个新时代，自然是格格不
入的，近年也很少再听到他的消息，但或许这样也好。
承蒙大写出版相邀，为台湾读者介绍刀尔登作品的时空背景，我也是首度拜读了他
文章的完整结集，而更接近了这位学长所阅读过的，厚重、复杂而又保育著惨澹信心的
古代、现代中国。大家在今日或者几年、几十年以后的将来读到这几本书，兴许会很有
一些恍如隔世的魔幻感：眼前的中国，居然也有过这样的年月，出过这样的作家。或者
也不该说“恍如隔世”，而是真的隔了好几世；然而，相隔百世的古人古书，刀尔登犹
能有所共感，感知到那些不一样的、失误而真实、可贵的生命轨迹，我们也应该要能。
谨为之序。
2019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