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以〈丝路，与丝路之外——《一带一路：带你进入丝绸之路的历史》〉为名，
刊于Voicettank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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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炒热了丝绸之路的话题，台湾出版业也随后出版了
数本相关话题的历史读物。五南出版社也引进了三本相关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新世界史”
系列丛书，这本由任教于美国的中国学者刘欣如（Xinru Liu）所撰写的《一带一路：带
你进入丝绸之路的历史（The Silk Road in World History）》即为其中之一。
“丝路”的起源与历史
“丝路”一词最初由德国地理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代称汉
朝时期丝绸经过中亚多条路线在各地展开贸易，以汉朝学到西域地理知识作结的这段历史
，不过他也讨论了后期除了丝绸之外的各种贸易与路线，并指出了丝路在全球化与多元交
流的意义。
而第一个将“丝路”用于标题的人，是另一位德国地理学者奥古斯特．赫尔曼（August
Hermann）。他的论文〈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建立了现今人们普遍的看法：中
国（东方）和罗马（西方）连系在一起，丝绸贸易是跨欧亚贸易的核心。
本书于2010年出版，观点与写法偏向奥古斯特．赫尔曼的观点，作者以“丝”的贸易、变
化与影响作为本书“丝路”的主轴，并叙丝路上人群、商业、宗教、艺术与王朝从公元前
到公元十四世纪的兴衰变迁。
从古中国对马的需求出发，指出汉朝与匈奴的战争需要马匹，故向西拓展盟友和马匹来源
。这使汉朝拓展了中亚的知识，开启对中亚的经略。而丝绸为中国独有的高级织品，迅速
获得了中亚游牧民族贵族的喜爱，并随着中国对西域的经略、绿洲商业城市的兴起，丝路
贸易逐渐兴盛。
丝绸很快得到了在跨欧亚贸易的另一端：罗马帝国的喜爱。而本就兴盛的地中海—印度贸
易，因为月氏建立贵霜帝国，确保了中国通往西方与印度这条商业路线的安全，丝绸的市
场拓展到印度。随后，印度佛教为了走出印度、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化，教义与组织产生了
转变，让丝绸贸易得以在各大帝国崩溃时，因为佛教信仰圈扩大而维持不坠。
在禁欲、没有神明、寻求涅槃的佛教和化缘僧团和施舍的商业社群之间，有着化缘和施主
的关系，随着贸易、城市和信众范围的扩大，为了使人们更能理解佛教，出现了《法华经
》，指导人们向寺院捐赠换取功德，以通过大乘、渡过人间苦海。佛教也引入了神祇“观
世音”的概念，指出若有捐赠，在人世间受到苦难时，也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帮助。而佛
教的极乐世界，就是以丝绸和“七宝（七种宝石）”装饰的天堂。
上述因素使得高度发展的商业经济与佛教教义合而为一，促进佛塔、寺庙和佛教石窟与相
关艺术空前发展。漂泊无定的僧侣也有了永久居所，并发展庞大的寺院经济，成为庞大的
经济业主。
而在贵霜王朝的赞助、信仰群众的扩大、商业贸易的拓展、僧侣向外传教以及信众在旅途
中的信仰需求等因素下，数以百计的各地佛窟和寺院在贸易路线上兴起，成为商贸路线的
休憩据点和商业活动所在。而当佛教进入绿洲都市和中国后，也成为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势
力。这使得佛教成为在汉朝、罗马帝国和贵霜帝国灭亡后，维系商贸安全的重要地点。
随着前述三大帝国灭亡，西元三世纪取代安息王朝的波斯萨珊王朝和中亚的粟特人成为跨
欧亚贸易的要角。萨珊王朝的工艺品、钱币、宗教与艺术风格开始随着粟特人的跨欧亚商
业路线遍布丝绸之路，而作为农业与游牧帝国之间仲介的粟特商人，又将各种艺术、宗教
和商品带往各地。
丝也不再由中国垄断。波斯、拜占庭帝国都开始生产丝，波斯丝织品在欧亚各地广受欢迎
，不过中国仍是丝的最大产地。当时拜占庭将丝绸定为垄断商品，其生产之紫色丝绸更成
为西方基督教会宗教仪式、服装和艺术的必需品。粟特人也在其中亚故乡从事生产丝织品
，其中的“赞丹尼奇”丝织品深受欧亚市场的欢迎。
伊斯兰帝国兴起后，丝绸贸易与艺术发展并未中断，而是迎来新的转变。伊斯兰并未如中
国、波斯与拜占庭垄断丝绸、染料的生产与贸易，因此丝的生产与编织技术开始传向欧亚
非各地。丝绸仍然是重要的奢侈品和地位的象征，盖住圣地麦加卡巴天房的黑丝绸正是一
例。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及其妻子们也带领时尚风潮，促进丝绸编织与混搭技术的发展。
而严禁偶像崇拜的教义，更使得伊斯兰发展出称为“兑拉兹”的文字编织装饰风格，并深
受欧洲人喜爱。
此时政治、社会、宗教上屡有变革。如阿拔斯王朝衰落后，称霸中亚与中东的突厥人以及
经商见长的粟特人皈依伊斯兰，并以伊斯兰建筑和寺院取代了过往的佛教寺院功能。但是
丝织品在丝路上的地位仍未受到动摇。
而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建立，前所未有地促进了欧亚贸易与交流。蒙古帝国拥有喜爱丝织品
的贵族市场，又在征战中取得了生丝最大的生产地中国、编织技术最精湛的伊朗与中亚工
匠，配合领地内广大的资源，经营著最巨大的丝织产业，丝织品受到广泛喜爱与流通，特
别是盛行于蒙古宫殿壁毯和挂毯装饰，成为欧亚统治者们最为喜爱的室内装潢。
在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他对丝路的看法：蒙古帝国是丝织品和丝路的最后光辉岁月。由
于蒙古各大汗国彼此之间的战争，导致陆上丝路日益危险而荒废，丝的重要性也逐步被茶
和瓷器等其他商品取代，加上陆上丝路的运输方式不符茶和瓷器的运输需求，渐渐被兴起
于东南沿海的海运取代。因此，当明朝取代了蒙古帝国重新建立起中原汉族王朝，与遥远
的中亚与西方市场隔绝后，陆上丝路逐渐淡出世界舞台。
对话
本书的写作方式符合我们过往历史课本中对丝路的想像与定义：一条无间断的跨欧亚东西
方贸易道路，以丝绸为主要核心的贸易商品，主要焦点是东西方、定居文明所建立的大帝
国及其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补入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对丝路的影响，进一步补充了相关
知识。
然而，当笔者本书时，对本书观点抱持疑问。因此在对比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于2012出版的《丝绸之路》后，发现本书内容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这种写法显然窄化了丝路的定义。丝路本身所交易的产品并不仅仅侷限在丝织品，
而各种技术（例如纸和火药）、动物（马）、植物（例如棉花）、饮食、音乐、宗教、疾
病乃至族群融合，都是丝路这一跨区域贸易上带来的交流与影响，延续至今。另外，这条
路上的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等种种活动也非常频繁，它的历史并不仅仅侷限在
贸易。
其次，在这一叙事方式中，丝路成了东西方定居文明的贸易，而自古以来居住于中央欧亚
地区的游牧民族消失了。事实上，中央欧亚的生态环境促成了定居农业文明与中央欧亚游
牧文明之间的互动、战争与需求，这才带动了丝路贸易的发达。而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才
是带动跨欧亚贸易的主角。
事实上，无视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的重要性，才会将“中国”对西域的影响作为丝路的起
始点与开始之处，而这正是此一写作方式在思考上所带有的陷阱假设。其实，阅读本书时
必须明白，丝路的起始点是难以确定的。
第三，本书将丝路视为一条笔直的东西向长程贸易路线。然而丝路并不是“路”，而是一
系列货仓、据点等连结的网状贸易路线。在这部分作者填补上了印度北部与巴基斯坦的重
要性，事实上这点正是证明了丝路的南北向贸易同样重要。不过本书的写作方式与重点配
置，仍然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最后，陆上丝路是否正如作者所言，在十四世纪后“衰落”了？这与如何定义“丝路”有
关。若如本书窄化丝路的定义，或许丝路可能真的已经“衰落”，但若以“宗教的传播和
货物流动”仍存在于陆上丝路的活动此一最明显的经验证据，这个论点将站不住脚。而本
书主张海上丝路兴起具有取代意义。然而中国东南沿海延伸至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丝路早
已出现，却仅是作为陆上丝路的补充，而非取代它。
同样作为本书论证陆上丝路衰亡的重点：蒙古帝国的内战与灭亡、丝的重要性下降，也无
法证明陆上丝路的衰落。因为包含丝在内的各种贸易和各种交流，不论是南北向还是东西
向，陆上丝路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仍然热络，直到清朝与俄国两个“火药帝国”消灭了中央
欧亚游牧民族的国家，以及工业化发展出新交通运输方式和全球贸易体系吸纳丝绸之路，
才带来改变。
借由米华健《丝绸之路》的观点作为对比，不仅可以看出本书所特有的观点与商榷之处，
也可以进一步思考“丝路”的内涵究竟该怎么定义？探讨历史时，时间、空间的起始点与
终点又该怎么界定？而在对比之后，我们也必须思考：米华健的观点一定对吗？他的看法
是不是又过于宽泛了呢？
另外，笔者在本书也发现有趣的一点。即佛教经由波斯、贵霜、印度等西域僧侣传入中国
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寺院都具有商业、借贷等许多经济活动性质，或许正是源自于
丝路上变化过后的佛教。
结语
透过上述对比，尽管仍可商榷，但笔者对于作者的写作方式与“衰落论”观点并不表赞同
，因为有可能强化我们对丝路历史的误解，而对于出版社将中文书名与英文书名原意完全
扭曲的作法也不能理解。
然而，本书对理解丝路在历史上与现今的意义，以及不被当代的政治口号所迷惑上仍有助
益。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知识，以及对过去看法的修正，有助于人们逐步厘清过去所教的错
误，也足以理解丝绸之路与现今中国的“一带一路”有所不同。而丝路于十五世纪衰落的
观点，也仍值得再深入细讨。
对于陆上丝路、中亚历史更有兴趣的朋友，则可搭配五南出版社同一系列丛书中彼得‧高
登（Peter B. Golden）的《一带一路：带你走入中亚的历史（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将获益匪浅，在此一并推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