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国历史必须重写 第一部 来自日本的历史事实看中共(4)
二战期间，莫斯科最为关心的当然是日本对苏联的军事态度。苏德开战不可避免，只是迟早问题。这一点斯大林至少从1938年开始就认定!否则不会提前结束军队肃反工作。
而在1941年10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后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通过电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15个问题，包括:在法西斯德国猖狂进攻苏联莫斯科危殆的情况下，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以在中国战场上积极军事打击日本，使日本不可能开辟法西斯轴心进犯苏联的第二战场等。
由此可见，斯大林已经十分清楚，毛泽东消极抗日的态度，相当不满!苏联情报机关的人，公开身分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代表弗拉基米洛夫身分驻扎延安，向莫斯科提供大量的相当尖锐的中共情报(下述)。
当天毛泽东就找王明沟通此事，双方剑拔弩张，争吵不息。看出问题没有?王明当然是代表莫斯科的。王明主张: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坚持认为一切依靠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要有主有次、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这显然是莫斯科的意见。战争前期，斯大林相信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提供了军事援助。而并未向延安提供武器装备。为何?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王明主张:应该组建共同的抗日政权，共同的抗日军队。毛泽东完全不同意。
整场战争中，延安没有遭到一次日本空袭!而蒋介石在重庆的秘密住所召开开军事会议时，却遭到20架日军轰炸机的准确轰炸!这难道是偶然的?周恩来当时在重庆主持中共办事处。
不仅如此，潘汉年的通敌行为，重庆当然知道!而且大量的军统局、国民党地下组织在敌后受到破坏。
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这一时期担任中国国民党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执行常委兼秘书长，全面负责上海的党、政、军、团的地下工作。他在著作《抗战期中我所见到的杜月笙先生，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六辑—杜月笙先生纪念集》(文海出版，第39页)这样写道:“顷得确报，知共产党徒潘汉年，已与伪特工负责人李士群取得联络，相互协助，并闻潘汉年在沪，即李士群之私寓，予兄等以打击，我兄此去，风险更大.....。”
1941年，潘汉年与李士群的联系更加频繁，同年，李士群在上海破获了中国国民党上海区，区书记齐庆斌，区长陈恭澍被捕。
军统局长戴笠当然知道:“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我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费云文，戴雨农先生(下)，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第7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