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先生于西安事变稍后随即提到，12月9日蒋中正先生主张使用机关枪镇压
游行学生，让他决心发动兵谏，在五十余年后的访谈中，他仍表达同样的看法。
▌唐德刚，2007，《张学良口述历史》，页123
（唐德刚采访，口述记录于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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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
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
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
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张友坤、杨天石编，2014，《张学良口述历史》，页788
（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张之宇采访，口述记录于1991-1993年）
张学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事引起的，蒋先生一句话，把我说火
了。学生要见蒋介石，我把学生挡住了。我对学生讲了，‘我也可以
代表你们去见蒋先生，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代表蒋先生跟你们讲。’
蒋介石骂我，‘你这个人是两面的人，你又代表学生，又代表……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站在哪方面？’第二句话把我说火了。他说，
‘你让他们来，我会开机关枪打他们。’我心想你机关枪不敢打日本
人，你敢打学生。我心里火了。当时我心里想，你能开机关枪打学生，
我也能开机关枪打你。”
访者：“是，您已经那么多次跟他进言了。他就斩钉截铁地说开枪打
学生？”
张学良：“这一句话他把我说［火了］。他也看出我的态度忽然变了，
他也［许］知道我要［搞什么名堂］。”
▌毕万闻等编，1992，《张学良文集》，页1080
〈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
（1936年12月16日）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
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
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
‘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
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
都是打日本帝国主意的。由于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
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
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依照张学良先生的叙述，当日晚间蒋中正与他争论学生游行的处理办法时，曾对他
表明，要用机关枪对付学生，但“……是教不好的”则尚未知出处为何。
目前学界对于已公开史料的整理，张学良先生于1936年多次和中共接触，由于种种
因素他逐渐反对勦共，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导致与中央的关系愈加紧张。依照
杨奎松先生的研究，张学良于12月7日已经计画兵谏，并通知叶剑英即日前往西安。
（杨奎松，1995，《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页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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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照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先生的口述，他于12月9日早上即获得张学良核准，
利用学生游行布署预备发动兵谏的人员。
▌孙铭九，1993，《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
，页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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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学生举行纪念活动，要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的事情，当天早
晨我便知道了，并得知宪兵警察去阻拦和破坏的情况，既感到学生的
行动符合自己的心愿，应该保护他们的安全；又觉得这是极好的机会，
可以有借口派队伍接近临潼，以备在张决心动手的时候用上。这也正
是我看到张谈话中流露出请蒋无把握的意思之后，我常常考虑的事情。
我把这意思和张学良说了，并请示派卫队营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
对外讲是配合宪兵、警察共同监视学生行动，以防意外；暗中是保护
学生免遭警、宪的伤害；实际是以此作掩护，将队伍运动到临潼道上，
便于今后行动，且不致引起特务的注意。他听后沉思了一会，表示同意。
我提出派50人去，他说太多了，恐怕引人注目，只同意派20人。我随
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其连的王振东排长带领士兵20人，跟随游行队伍
行进。这是为了准备‘请蒋’，我第一次派出卫队营部队，时间是
1936年12月9日上午8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