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整理了自己去年在板上回应“关于夏伊勒的法国陷落”的那两篇文，并在重新
润饰和添加内容后，将其改成一篇书评，并投稿到转角国际上。而由于此篇书评的诞生
，是源自当年在战史版上，看到有人在询问关于此书的评价问题。所以在承蒙转角国际
刊出本文之后，遂决定将拙作再次贴在战史版，以飨战史同好。
（当然如果有版友能提供指教互相切磋，也是不胜感激）
※含插图的原文已刊载于转角国际：http://goo.gl/jHjZHo
（如有违反版规烦请告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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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崛起与慕尼黑会议
正当法国为了意识形态分裂而闹得不可开交时，其强邻德国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纳
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并很快肃清异己、巩固权力。在希特勒的带领下，
这个人口近乎法国两倍、工业生产能力更胜一筹的国家，其对外政策正日趋军事化与极端
化。纳粹德国首先于1933年底退出了国际联盟，开始大肆扩张军备，又在1936年公然违反
《凡尔赛条约》，派兵占据了莱茵兰非军事区，并参与西班牙内战，接着更在1938年，“
合并”了邻国奥地利。
由于前述作为皆未引起西方盟国的激烈反抗，食髓知味的德国很快地将目标转向捷克斯洛
伐克，宣称其境内苏台德区（Sudetenland）的主权，最终促成了恶名昭彰的慕尼黑会议
。
对于不友善强邻的崛起，隔着莱茵河相望的法国并非全然无感。然而忧心忡忡的法国人对
于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德国的崛起，却莫衷一是。由于上次大战在人命与财产上的
惨重损失，法国民间弥漫着反战情绪。先前遭受人民阵线打压的极右派人士，开始唱衰议
会民主、主张效法希特勒的方式重整法国；势力庞大的保守右派人士，则提倡德法友好，
希望能借此来围堵他们眼中有可能席卷欧洲的共产主义；至左派当中，与法国共产党决裂
的温和社会主义者，则多半拥抱和平主义，至于共产党虽然主张对德国采取激进手段，但
是他们的路线与莫斯科太过一致，早在西班牙内战时，就已不得多数法国人的信任。至于
其他意识到纳粹崛起可能成为大问题的有识之士，则发觉自身势单力孤。
而导致法国难以有所作为的原因，除了此种社会内部因素外，尚有外部因素，也就是其重
要盟邦大英帝国的态度。前次大战的经验使法国人认识到，如果没办法获得英国的鼎力支
持，法国将难以单独对抗德国的挑战。
然而，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1930年代的英国，对外正奉行着绥靖主义（appeasement，
或称姑息主义），其讨好德国的程度，比起法国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情境下
，法国也只得跟着对崛起中的德国采取绥靖主义。
法国的态度，将在随后到来的慕尼黑会议中，遭到极大的考验。
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阅兵的演说上，指控捷克共和国迫害苏台德区的日耳曼
人，并要求捷克政府赋予这群人自决权，让他们能够回归德国。
隔天，受到演说煽动的部分苏台德区居民，在德国的暗中支持下发动武装起义。捷克政府
随即宣布戒严，并派遣军队前往苏台德区弭平叛乱。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与数百人受伤，
欧洲的紧张情势瞬间升高，德国秘密动员准备入侵捷克，而与捷克订有互保协议的法国，
也发布了部分动员令、开始召集后备军人。眼看双方已箭在弦上，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就
在这个节骨眼，纳粹德国透过意大利从中“协调”，向深恐战争爆发的西方盟国递出了“
友善的提议”，四国领袖遂在慕尼黑召开了商讨苏台德区命运的会议。
事后来看，当时的紧张局势有如“胆小鬼游戏”：一边是亟欲扩张且无惧战争的纳粹德国
，另一边则是极力避战的西方民主国家。希特勒大胆地下注，赌英法两国会为了避免战争
，放弃履行他们对捷克政府的约定，而他赌赢了。
尽管法国总理达拉第曾经如此公开呼吁：
“今天捷克受威胁，明天就轮到波兰与罗马尼亚，德国取得所需的石油、小麦后，就会向
西攻击。当然，我们必须更加努力避免战争，但唯一的方法就是英、法团结，阻止布拉格
再让步，同时宣布英、法将捍卫捷克的独立。反之，若西方强权再次屈从，只会使欲避免
的战争加速爆发。”
然而，在国内反战声浪高涨，与同样想避免战争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坚持下，达拉第本人也
没能坚持住原先的强硬立场。慕尼黑会议的结果，正是西方强权再次屈从于纳粹德国的要
求下，签署协定将苏台德区交给德国。达拉第不幸地一语成谶。
讽刺的是，当慕尼黑会议的结果传到法国时，分裂的法国却展现了空前的团结，国内媒体
不分党派皆对《慕尼黑协定》额手称庆。“我们避掉了战争，躲过了灾祸。”人民阵线的
领袖莱昂‧布姆鲁（Léon Blum）在左派报纸《人民报》上评论道：“人人都能重返工作
冈位，再度安眠。”右派报纸同样也沉浸在赢得和平的喜悦中，巴黎最大报《小巴黎人》
报甚至写道：“《慕尼黑协定》是法国高超坚定的外交策略所取得的成就。”
《慕尼黑协定》签署时，夏伊勒正好待在巴黎，他批评道：“法国社会主义分子满怀和平
主义，法国右派不是法西斯分子，就是失败主义者。”或许是因为身为事件当下见证人的
身分，又或许是受到对绥靖主义大力批判的战后政治氛围影响，夏伊勒对于当年法国人的
决定，难以抱持同情式的理解。他用了近半本书的篇幅，描绘慕尼黑会议的始末，并大力
抨击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夏伊勒认为，西方国家在最后关头选择了退缩，牺牲的将不只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中欧国
家，而是西方国家自身的道德勇气，以及使西方国家失去了与苏联合作围堵纳粹德国的机
会。慕尼黑会议抹煞了西方盟国与苏联间仅存的互信，并使后者认知到与希特勒合作或许
更能确保其自身的利益。是以苏联很快就调整其外交政策，转而与纳粹德国达成了瓜分波
兰的协议。
看在夏伊勒眼中，由于西方领袖的懦弱胆怯、不切实际，以及法国人民苟且偷安的心态，
慕尼黑会议将使法国在即将到来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夏伊勒最后写
道：
慕尼黑协定“替法国（第三共和）敲了丧钟。”
二战爆发与奇怪的战争
和平主义的幻梦终究还是破碎了，而且还是被人狠狠地敲碎。慕尼黑协定的几个月后，德
国就公然违反协定，吞并了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将侵略目标转往波兰。自觉受骗
上当的西方盟国，此刻才开始想要寻求俄国人的帮助；然而，纳粹早已抢先一步，与史达
林达成互不侵犯与瓜分东欧的协议。惊恐的法国政府明白战争已难以避免，只得跟着英国
一同保障波兰独立来亡羊补牢。
此举再度撕裂法国社会，法国极右派与他们（或许有些荒谬）的新盟友共产党极力反对，
希望“不计一切代价保住和平”，保守右派势力则一分为二，犹豫不决。正如同夏伊勒所
观察的，与前一次大战爆发前的形势相比，此刻的法国显得“更虚弱、更分裂、更没信心
。”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两天后，法国跟在盟友英国后头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
大战就此爆发。
从二战爆发到隔年5月这段时间内，西方盟国除了曾短暂地对莱茵河彼端的敌人发起试探
性攻击外，几乎可以说是按兵不动。英国人称这样的情况为“假战”，而法国人则称之为
“怪战”（Drôle de guerre）。前次大战那种如屠宰场般的血腥壕沟战并未发生，战前
西方盟国十分担忧的大规模空袭也并未到来。在山的另一头，德国人按兵不动的原因很单
纯，因为他们必须要优先解决东方的波兰，以避免两面作战，然后再寻求合适的时机将矛
头转向西方。
然而，在山这一边的法国，其按兵不动的原因就复杂许多。
尽管法国已经对德国宣战，但是举国上下仍有不少人存有侥幸心态。正如一位内阁阁员在
日记中指出的，“参战的法国并不相信战争。”尽管战争预算案在国会内已获得通过，但
仍然有政治人物在吵著宣战合宪与否的问题；尽管已经参战，但内部分裂的法国，却迟迟
没有办法如上次大战般，组成跨党派的联合政府；尽管已经参战，但许多军方与政府代表
人物一心想的，仍是如何避免残酷的战火烧到法国境内。
法国政府对自身的马其诺防线寄予厚望，认为这座在战前花费了大量国防预算与人力，在
德法边界上所修筑的史上最大要塞结构群，可以有效阻止德国人的入侵。后世有一些军事
史家，将这种法国试图将战火阻绝在境外以求自保的心态称之为“马奇诺心态”
（Maginot mentality）。
当然，马其诺防线并非没有缺点。法国人自己也知道，这条法国版的万里长城并不够长，
它只涵盖了法国与德国直接相接的领土，而没有延伸到法国与中立国比利时的交界地带。
然而，没有参战的比利时拒绝西方盟军穿越自己的国界，深恐此举将会破坏自身的中立而
激怒德国人。但是，法国人也没有办法在法、比边界修筑马其诺般的防线，因为此举将会
被视为抛弃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的举动。
由于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便是从比利时这个地方攻进法国境内，是以法国军方所想出的
应对之法，是把自己的精锐部队放在法、比边界处，一待德国炮制上次大战的计画入侵比
利时后，法军便会将精锐投入比利时境内，与友军一道将德国阻挡在法国领土之外。
毫无疑问，这样的计画将使得盟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只不过法国的决策者有很好的理由
说服自己这么做。法国与德国不同，较晚才开始重整军备，且本身的人力与天然资源也不
如德国丰富。如果要与德国打一场长期的消耗大战，法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从其殖
民帝国和海外盟友集结到所需的资源与兵力。更何况，英法两国也不愿意主动破坏比利时
的中立。这些因素都加强了法国采取不主动攻击德国、“决战于境外”政策的诱因。
西线战役与法国陷落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倾巢而出，对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与法国发
动闪电奇袭。接到命令的法军精锐与英国远征军，立刻开拔前往低地国，准备执行策画已
久的“迪尔计画”（Dyle Plan），意图将德军主力阻截在法国境外。
一如法军所计画的，法军在比利时境内碰上了德军，但与法军计画不同的是，那些德军并
不是敌方的进攻主力。与第一次大战的计画不同，纳粹德国这次并未把主力放在比利时北
边，反而是将主要进攻矛头放在比利时南侧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
而法军这一个战略误算，直接导致德军突破法军防御最薄弱的地方，进而迂回绕到法军主
力后方，形成包夹之势。无论马其诺防线再怎么坚强，它的炮口终究是只能对准山的另一
头，对来自背后的敌人，却是一筹莫展。
如此战略失当自然是法军战败的主要因素，但如果法军的危机应变处理得宜，或许还能来
得及重整旗鼓，再次挡下入侵国境的德国人，缔造奇蹟。但这一回，“时间”并不站在法
国这边。
时间，站在善用新科技的德军这一边。在战场上，一切瞬息万变，军机怠慢不得，而在科
技日新月异的现代战场上，这一点更加明显。举例来说，手表的普及，正是源于欧洲各国
，为了因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攻击所需要的精准要求，而大量配发
给被动员的将士。然而，距离上次大战的二十年后，法国却忽略了一项新科技对战场信息
传递的影响，那就是无线电。
战后关于法军为何战败的众多解释里，有一个是这么说的：法军之所以会在一九四零年的
战场上输给德国，是因为德国在战车与兵力的数量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个迷思。
实际的情况是：法军当时在西线所拥有的士兵和战车的数量，都与德军没有显著的差异，
平均来说，法军战车甚至拥有比德军战车更为厚重的装甲、更加强大的火力。
但是，法军的战车在编制上较强调辅佐步兵，而非如德国一般，将战车集中起来使用。更
致命的是，法军战车与各单位普遍缺乏堪用的无线电设备，而德军在无线电和各路单位的
联系装备、组织上都较为精良。
其实，缺乏联络与协调能力的，显然不单单只是法军战车，整个法国军事指挥体系都有着
如此致命的缺陷。相较于德军来说，二战爆发时的法国指挥体系，显得僵固且过时，命令
传达体系仍大量仰赖人力。就连法军总司令官甘莫林元帅设在巴黎近郊的司令部，都没有
无线电，只能仰赖不牢靠的市区电话和机车信差，来与前线进行沟通协调。夏伊勒用“宛
如没有潜望镜的潜艇”这样传神的比喻来形容法国最高司令部。如此情境下，司令部自然
不易即时掌握战况，特别是在德军发动闪电攻势、出奇不意地突破阿登森林的当下。
如此缺乏通讯能力的情况并不单独发生在陆军身上，陆军与空军同样缺乏良好的沟通联系
。相较于德军靠着配备无线电的俯冲轰炸机，展现出的陆空协调打击能力，法国陆军光是
要把攻击目标的讯息传给空军，至少就要花上六小时或更久。
除此之外，法国与诸如比利时与英国部队间的联系工作也没有做好，使得联军之间往往各
自为政。用当时正随着法军主力前往比利时的历史学家，也就是《奇怪的战败》的作者马
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话来说，法军这种对战况讯息传递的延迟，宛如“节拍器不
停地迟打了许多拍子。”或者更戏剧化一点的说，当德国人在进行一九四零年的战争时，
法国人却还试图在用一次大战的思维来指挥战争。
仿佛要呼应国家本身有多么分裂似的，当德军出乎意料之外地突破阿登森林、将盟军势力
一切为二以后，缺乏良好沟通协调能力的法国各路军力之间，宛如分裂成好几个难有交集
的平行世界，化成一座座的讯息孤岛。法国的各级司令部间缺乏良好的横向与纵向联系，
对突发状况反应迟缓；而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将士们，则发觉自己往往无法将前线的状况，
即时传达给上级，还时常收到过时的命令，最终被德军逐一击破。
由于法军对战况的应变程度远远跟不上德军进击的速度，一旦事前的战略规划出错，就将
难以即时弥补。一九四零年五月底，误中战略陷阱的英法联军主力来不及撤回后方，亦无
法组织即时且有效的反攻。运气好的法军，只得随着英国远征军展开敦克尔克大撤退，而
运气较差的法军，则成了德军包围网的俘虏。法国军队中最精锐的战力，在能够发挥他们
理应有的作用以前，就这样被消灭了。
一九四零年六月的法国，正逢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气候最美好的夏天，“阳光灿烂，万里无
云，冷热适中。”然而对正处在亡国边缘的法国人来说，这或许是他们人生至今最黑暗的
一个季节。最精锐的部队已倏然战败，在巴黎与进击的德军之间已无任何障碍。更糟的是
，另一邻国意大利，也趁机在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带领下，对法国宣战。法国政府仓
皇迁都到波尔多，并从此瘫痪。
尽管在法国各地有半数以上的法军，仍在顽强抵抗入侵者，盟友英国也正试图重新派出远
征军，登陆布列塔尼半岛，但法国的政府与最高指挥部已经彻底瘫痪。他们失去了对前线
细节的掌控能力，也失去了继续抵抗的信心。
或许，有不少人亦是在那一刻丧失了对议会共和制度的信心。总理雷诺与新任国防部次长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还想要响应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呼吁负隅顽抗，但
是内阁中的其他人，特别是军方高层，包括德高望重的贝当元帅，以及接替甘莫林元帅
出掌法军兵权的魏刚将军（Maxime Weygand），都反对继续抗战，他们皆认为，应当要
尽速与德国谈和，以维持战后法国的秩序免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威胁。原先因战
火而转入台面下的意识形态矛盾，在法国垂死挣扎的此刻再度爆炸开来。
这场在法国政府上演的隐形内战，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贝当等人得到了保守右派议员的支
持，成功迫使总理雷诺将权柄交给贝当元帅。
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国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后，承认战败投降。几个礼拜后，
贝当政府废黜共和体制，成立维琪政权。卸任总理雷诺没多久就和达拉第、布鲁姆、甘莫
林等人一同被逮捕下狱，而少数搭船流亡到北非意图继续抗战的议员，也以叛国罪遭到拘
留，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则被维琪政府通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此走入历史。
分裂的国度与历史学家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一九四零年究竟为何陷落？从法国战败的那一刻起，一直至今天，这
个问题仍不断的被问起。一九四零年维琪政府成立后，曾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追究战败
责任，而调查的结果颇能反映维琪支持者们的想法：法国战败的责任，应该由战间期那些
导致法国分裂的政客、和平主义分子、工会联盟、媒体与犹太异教徒们来背负。
而在二战结束后，新生的法国政府共和政府也旋即展开了自己的调查与审判：法国最高指
挥部中，那群没办法认识到现代技术的保守老将、阻碍进步的保守宗教、扩大贫富差距的
财团，与亟欲颠覆共和政体的极右派团体，皆应该负责。
很明显的，只要读完这套《1940法国陷落》，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到作者夏伊勒自己对这个
问题的答案较倾向于何者。在指出法国因分裂而衰弱的同时，夏伊勒对于后者，也就是那
些无心捍卫民主共和体制的人，包括相互攻讦的政客、不负责任的媒体、保守的军方高层
与对国家民主前途漠然的广大人民们，采取了较为强烈的谴责与批判立场。但夏伊勒的观
点与战后法国政府的观点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的当下，多数法国人民多半只想要忘却一九四零年法国陷落与维琪政
权的惨痛记忆。而战后的法国政府，虽然意图追究政治责任，但主要仍是针对那些在纳粹
占领时期，与纳粹勾结的维琪政权支持者身上，而非一九四零年法国陷落这件事情本身。
换言之，战后政府在乎的，仍是自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无论是法国官方还是民间，
着眼的都是维琪法国所应当负起的责任，反而没有什么人愿意回首一九四零年法国陷落以
前的第三共和国。而在战后的审判定罪了一些维琪政府的高层后，法国人民关于第三共和
国与法国陷落的记忆，似乎就此尘封，且这一尘封，就是十几二十年。
或许，正如同研究法国起家的英国史家东尼‧贾德在《战后欧洲六十年》当中所说，这种
集体遗忘有助于国家复原。
当夏伊勒的《1940法国陷落》于一九六九年年在美国出版，也就是终战二十五年以后，法
国人似乎仍然没有准备好要面对这份过去的创伤，当时法国的历史学界中，仍鲜有愿意碰
触此议题者。一部分的原因，或许可以用战后法国史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的个人经验来总结。
这位日后会接替那在纳粹占领时期中殒命的史家马克‧布洛克，进而成为年鉴学派新一代
宗师的年轻史家，在一九四零年法国陷落时，也正好在法军中服役。法国陷落以后，成为
德国人阶下囚的他，在战俘营中度过了四年多的光阴。布劳岱尔在一九七二年所写的个人
遗嘱中自陈，自己之所以会用结构性、长时间的角度去写他后来的成名作《地中海史》，
有部分的原因，正是出于他没有办法直面自己当年经历的悲惨事件，也就是一九四零年法
国陷落，以及自己身陷囹圄的悲惨遭遇。在狱中面对这些不断向他倾倒、令他感到厌烦的
政治事件时，他只能选择拒绝、否定与降低这些事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只能相信，历
史与命运都是在比这些事件更深远的层面上被书写。
除了历史学家难以碰触过往伤痕这个因素之外，另一个导致当时史家驻足不前的原因，来
自于资料的限制。法国政府的官方档案，一直要到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开放。
也因此，夏伊勒成书时所能运用的史料，除了他自己担任记者时的亲身经历外，很大程度
是建立在其他政治人物、外交官与将领，例如达拉第与贝当元帅等人的回忆录之上。史料
的局限，导致夏伊勒在描绘第三共和国时，无可避免的侧重于政党斗争，与一连串琐碎复
杂的大小政治事件，且其所着墨的人物，亦集中在政治与军事领袖上头。
或许，夏伊勒的笔法与管见，还要再加上所谓后见之明的影响，如战后绥靖主义的政治不
正确、对维琪政权的妥协者们一面倒的挞伐，与对戴高乐的普遍推崇。在夏伊勒笔下，绥
靖主义的支持者们各个都显得颟顸、天真或愚蠢；而维琪政府的支持者，例如贝当元帅，
则似乎成了一位从头到尾都在图谋不轨的反派；至于戴高乐将军，则俨然一位初登场就试
图力挽狂澜、带有点悲剧色彩的英雄角色。
在夏伊勒笔下，第三共和国似乎总是处于分裂与混乱之中，每每看来总有种注定要衰败之
感。对夏伊勒来说，第三共和毁灭的种子仿佛从其诞生之初就已然种下，并在接下来七十
余年的纷纷扰扰中“发芽茁壮”，最后在外敌入侵下轰然崩塌。这是一出带有悲剧色彩的
历史戏剧，但这个故事中含有太多的“命定”成分与事后的想当然尔。诚然，以今日历史
学的角度观之，夏伊勒的书不够严谨细致，且对处于历史事件当下的历史人物们，特别是
那些他所不喜的人们，往往缺乏同情式的理解。
这些是夏伊勒成书时的侷限，但却也是它所拥有的优势。
身为政治新闻记者，夏伊勒成功地将其所能接触到的庞大资料化为面向大众的生动文字，
（中译版）厚厚一千余页阅读起来并不显枯燥，反而有如报章杂志的政治时事评论，随处
充斥着各种戏剧性的阴谋诡计与政治攻防，可读性极高。
该书所享有的另一个优势则是其成书时间，正如前文所言，一九六零年代对于一九四零年
法国陷落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一直要到一九七零与八零年代后，随着事件当事人，如戴
高乐、雷诺等人，逐渐淡出法国政坛或辞世，以及法国政府开放官方档案之后，才开始出
现更多更细致的历史研究。夏伊勒的书可谓填补了这段空窗期，并形塑许多读者对于法国
陷落这一历史事件的第一印象。
《1940：法国陷落》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最有启发性的部分或许来自于，夏伊勒有意与无
意呈现的那些对国家分裂的恐惧，以及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警醒与反思。这并不是说，为了
避免国家分裂，我们得想办法消弭社会中的众声喧嚣；夏伊勒想要留给今人的道德教训毋
宁是：第三共和国当要更加团结，而且这种团结应该要建立在对民主共和政体的一致拥护
之上。自由民主的国度需要有道德勇气的忠贞拥护者，而夏伊勒在第三共和国中所能找到
的并不多。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纳粹德国宣战的前夕，夏伊勒严词批判了那些
还在犹豫的政客将领们。或许他所想谴责的对象还包括他书中那些“失败主义者”，那些
缺乏道德勇气对抗入侵者，只想苟且偷安的政军领袖，那些受益于民主体制但却看不起民
主、因而无心在其遭逢危机时挺身捍卫的人。
夏伊勒说，虽然这些决策者们想避免流血的心态“是人道文明的态度”，但是它却“无法
解答法国该如何避免战败与投降。”
夏伊勒于书末直言，法国人民最后所能享有的自由，泰半得自于西方盟国出手相助。倘若
英美没有解救法国，法国人至今恐怕都将以“日耳曼统治民族的奴隶”的身分苟活。要避
免这样悲惨的景况，“若不引发激战、不造成严重的伤亡，[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