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华中的内容参考〈日汪政权的米粮统制与粮政机关的变迁〉，林美莉，
《中研院近研所集刊》第37期(2002)
数据来源参考《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日)浅田乔二著，
袁愈佺选译(1997)
朝鲜、台湾运粮参考〈日本帝国殖民地的战时粮食统制体制：台湾与朝鲜的
比较研究（1937-1945）〉，李力庸，《台湾史研究》第16卷第二期(2009)
当时朝、台在尚未开战的前几年(1931~1937)
朝鲜每年平均出口米谷797万石
台湾每年平均出口米谷423万石
让日本的米价暴跌，逼的日本政府要两地留存，别在倾销日本
所以日军初期并不缺粮，但朝鲜1939年大旱和战争抽调的人力、物力
使之后两殖民地的粮食生产骤降，日军只好加强中国当地的征粮体系
日军进军中国一开始用的方法是统制收购
由于日军主食是稻米，所以华中一带是占领区最重要的粮食供应地
但日军没有基层实力，初期主要颁发特许状给日本大商社如三菱、三井，商社再透过
地方粮商收购粮食，日军能控制的只有上层的商社，控制区则在铁路跟河运周边
汪政权的袁愈佺(汪政权工商部商业司长，后任实业部常务次长)在受审时的自述书
估计“日军在苏、浙、皖三省强制收买之米粮数字而言，八年以来至少共在
三百万吨以上，约合三千六百万石之谱。其在两湖产米区域搜括之米粮，虽无精确
统计，但两湖为我国产米最富之区，故日军该区域内强夺米粮之数字当不下于
苏、浙、皖一带。”
http://miupix.cc/pm-D46LAJ 华中三省大米产量趋势(1937-1941)
约占当时三省米产量的6~10%左右
三省收购平均一年400万石以上
就收购量来看，不过是台湾开战前的供给量，就算把两湖也算进，不过比朝鲜略多，
日军用的是日本物价但华中物价较高，等于用比市价至少一半以下的价格收购，
为了补偿商人，淮许满足军粮额度后，采买粮食在城市贩售，粮户为利自然囤货，
造成供应面的减少，粮价大涨则日军收购的额度更难达成
周佛海(汪政权领导人之一身兼多项财政要职)在日记中写到：“日方常以中国政治
力量不强，不能取缔囤积，故物价上涨，余常驳此说，谓第一出产减少，第二运输
不灵，第三交易不能自由，第四日方搜购物资，为物价上涨根本原因。”
日方小川爱次郎的报告也指出：“阻碍物资交流的最大原因，是出于军方想以分外的
低价购物这一错误的想法。诸如经理部的作法，为节省军费之事只不过是日本方面的
心中小算盘，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向外部提出这个主张。”
汪以此要日军交出部分的粮政权力，汪政权成立粮管会，跟日军协商产粮区，
苏州、松江、无锡三区为日方军用米收购区，芜湖跟南京两区则归粮管会
http://miupix.cc/pm-XXM1MS 日军与汪政权粮食收购机关图
此时不足的部分还能从南洋进口，但之后对美宣战，日军就把华中购粮全责丢给汪，
1943年1月汪将粮管会改组为粮食部，但面对上海财界组成的商统会，双方互相攻击，
周佛海日记中对此表示：“收买粮食问题，此事商统会与粮食部表面上彼此互相推诿，
实则彼此均想自办，事关民食，而双方态度如此，致令收买业务停顿，实可痛也。”
商统会透过日方向汪施压，9/1商统会另组“米粮统制委员会”(米统会)接管粮政，
双方交接又耍手段，直到1944年3月粮食部爆发大规模弊案，4月裁撤，米统会才完全
掌握粮政
http://miupix.cc/pm-UQXO2J 商统会组织架构图
华北则跟华中的任务不同，华北最重要的农产是棉，所以一直采合作社形态，战争破坏
也比华中严重
日军在中国掌控力度有限，部份沦陷区实质掌握在国府或中共手上
日本在对美宣战后，“就地自活”成为重要目标，汪在此争取更多的经济自主权，
但汪的架构比蒋更薄弱，毕竟他上有日本下有各商会，而日军则要透过各粮商居中
帮助收购，日军另外也采取军事强征的手段，反效果更强烈
日本跟汪为了增强对地方的控制，在华中的核心统治区实施清乡运动，由日军
摧毁反抗势力、汪清理户籍跟建立行政、保甲组织，加强思想控制，在核心统治区
取得不错的成果，但要扩大实施汪的行政力量就显得捉襟见肘，这种日军间接治理
的模式，也让双方摩擦不断，汪跟蒋面临的问题相似，甚至派系斗争、腐败无能更
甚于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