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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建立台湾文化的信心──评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
内文：
（一）台湾文学界盛事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市：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10月初版）千呼万唤，终于出版了，这是台湾文学界的一大盛事。全书上下册，内文近八百页，全书分二十四章，约六十万字，著者投注长达十二年的岁月才完成这一部“生命书”。
继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1987）、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1991）之后，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具有以下极深刻、重大的意义：一、提供解读台湾文学新视角，而且扩写至二十一世纪；二、建构了属于自己观点的、真正呈现真貌的台湾文学史，至此中国学者诸多扭曲并误解台湾文学自主性发展的文学史可以休矣；三、肯定最好的汉语文学并未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大陆中国，而是产生于规模有限的海岛台湾，确立台湾文化自信心。
（二）难得一见的专著
陈著《台湾新文学史》是相当好看的专书，在学术著作之中堪称难得一见，尤其评述作家作品时，文字之优美，令人惊艳，兹略举一二，如评述现代诗运动中，典型的超现实主义者商禽，曰：“诗人在闭锁的空间酿造诗，无非是为了寻求精神逃逸的途径”。谈到小说家郑清文的创作风格，写道：“他整个语言文字极其平淡，却往往只是浮现人性冰山的一角。他的平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对黑暗人性淡然处之。一旦进入他的世界，就可发现庞大的存在藏在水平线底下”。著者推崇一九九○年代崛起的散文家蔡珠儿，“凡属文字都充满色香气味，几乎有跃动的生命藏在其中”、
“比同辈散文家还更注重意象的经营。在简短的文字中，浓缩庞大的意义，较诸张派散文还更具伸缩弹性”，此遣词用字几乎就是精致散文的手笔了。
然而，文学史难写，特别是台湾近代历经不同政权统治，历史和社会因素十分特殊，文学面貌亦相对复杂，使得《台湾新文学史》公正客观之追求，益形困难。关于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的立论与评述，当然有值得商榷之处。
（三）《秋叶》备受争议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对于一九六○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予以高度肯定，认为经过现代主义的洗礼，台湾文学的创作技巧与想像才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不过著者也指陈，现代主义文学的命运坎坷，当年受到曲解、误解与抨击，其中有国族的偏见，更有性别歧视的恶意，著者特别以台湾大学外文系《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杂志培育的大学女作家欧阳子之遭到“围剿”为例，加以说明。关于此一史观的论述，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欧阳子小说作品不多，全部只得《秋叶》一集，原题《那长头发的女孩》，于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先后由“文星”、“大林”出版，共收短篇小说〈半个微笑〉等十三篇，几乎都是作者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所写，为六○年代的作品。于一九七一年改由“晨钟”出版，不但改写旧作，且书名易题为《秋叶》。一九八○年《秋叶》转由“尔雅”出版，再次做文字修正。到了一九九三年，前卫版台湾作家全集之《欧阳子集》，目录重新调整。《秋叶》多篇译为英文发表，比例之高，为台湾文坛所罕见。由频繁之“改写”与大量之“英译”，不难看出欧阳子对自己每一篇作品的
珍视。
唯欧阳子《秋叶》集的题材，涉及畸恋、偷情、外遇、乱伦等，违逆传统价值观念，这在社会风气保守、政治氛围封闭的六○、七○年代，曾经引起文学界的重视与讨论。当时甫创刊的《文季》，对欧阳子《秋叶》有十分严厉的集体批判，其中以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的何欣为代表，他逐篇细评《秋叶》的主题和人物，获得的结论是：《秋叶》集里的人物都是些缺乏思想、缺乏个性的浮萍，只生活在以报复以诡计为基础的爱情里，生活目标不过是些变态性冲动，因此《秋叶》集里的故事都缺乏推动故事发展的那种汹涌大浪的力量，以及声势夺人的紧张；更缺乏咄咄逼人的现
实感。
另一方面，《现代文学》刊登关于《秋叶》的正面评论，高全之赞扬欧阳子《秋叶》集在结构上属於戏剧小说，在题材上属于心理小说，在企图上关心人际关系，做为一个自觉性的小说作者，她透过这几种用心，确在中国近代小说里自成格调。白先勇则指出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并且毫无保留地称赞欧阳子的写作技巧，说她是个运用讥讽法（irony）的能手，也是扎实的心理写实者，推崇《秋叶》突破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忠实的暴露出来。
《现代文学》和《文季》对《秋叶》的看法，迥然不同，几乎是各说各话。虽然欧阳子于一九七七年接受记者访谈时，针对《秋叶》人物黑暗面之渲染提出辩驳，认为自己的小说，“在于揭露他们（小说人物）自己都不敢面对内心的罪，以及他们被迫面对现实以后的心灵创伤”。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第十五章“一九六○年代台湾现代小说的艺术成就”，全盘接受欧阳子的说法，谓“欧阳子的见解可以理解为掩饰或压抑内心的罪恶，并不就等于道德”，强调“人的情欲受到扭曲与压制，其实是不道德的”，将她这些畸恋与乱伦的故事，誉为“让人性更真实地浮现”，认为
避开背德、堕落、邪恶、沉沦不谈，反而是在虚构人生真相。陈芳明更指出，当年由于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之蔑视，现代主义沦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出口，而欧阳子《秋叶》正是“代罪羔羊”，沦为被批判的倒楣对象，于是乎陈芳明给予欧阳子极高评价。
欧阳子《秋叶》的文学评价南辕北辙，《台湾新文学史》呈现这样的历史争议即可，著者有必要如此大动作为欧阳子“平反”吗？然其论述之依据，显得如此之单薄，与“女性主义”亦不太能产生连结，特别是这些作品的主题呈现和人物塑造都缺乏现实感与理想性，无法感动人心，也看不出对后来的台湾文学产生或形成什么影响，《台湾新文学史》对此之论述，实在难以让人信服。毕竟人生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人性也不只有阴暗、病态的一面，对此有必要去刻意放大、书写吗？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无论其采取何种表现方式，总要能引起共鸣，让读者感同身受，乃至化沮丧
悲愁为奋发向上，不是吗？
（四）内容之不足
除此之外，其他值得注意的是，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第四章“台湾文学左倾与乡土文学的确立”，对于日治时期一九三○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及其影响述之甚详，可是一九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此乃战后官方文学与民间文学两条路线的一次正面交锋，官方对乡土文学作家的围剿，一波接一波，对台湾文学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而且此一文学论战时代较近，史料更加丰富，许多参与论战者如今依然健在或活跃于文坛，怪的是陈芳明却避重就轻，尽管全书提到一九七○年代乡土文学论战的次数甚多，足见其重要性，偏偏《台湾新文学史》第十九章“台湾乡土文学运动
中的论战与批评”，连点燃论战引信的彭歌、余光中等人的姓名都消失了，仅在书末的“台湾新文学史大事年表”之一九七七年部分有所记载，是以读者如果想对这场大论战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就必须再去看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才行。此应为陈著《台湾新文学史》内容上极其明显的不足（或者是作者故意如此）。
又，解严以前的台湾报纸副刊专栏，作家群头角峥嵘，如何凡、柏杨、史铭、文寿、杨子……等，其质量都不容忽视的“方块”杂文，亦台湾文学一大特色，不知何以陈著《台湾新文学史》只字未提？再者，“琼瑶”虽为大众文学作家，然其作品与当代社会所产生的互动，特别是小说改编电影和电视剧，大大引起风潮，不也是台湾新文学值得评述的一个文化现象吗？唯陈著新文学史同样将之略过，彷如台湾文坛不曾存在琼瑶这位作家似的，只在第二十三章“台湾女性文学的意义”前言提到一句“她们不再只是着迷琼瑶的大众小说”。个人认为，通俗文学或武侠小说即使不是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的写作重点，至少仍应保留一二节略为叙述交代，这样的《台湾新文学史》才算较为完整吧！
（五）评述尚待时间检验
诚如著者序言所说，“文学史是一段去芜存菁的过程”，是以给予作家作品适当妥切的评价，判别其重要性、影响性及其历史地位，正是写史者的主要任务。然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评论者依其学养，必有不同的口味与偏好。又，评者与被评者之间若有其私谊，评者极可能只看见优点，或者对于缺失略而不谈，此人之常情，由此可知文学批评之难也。“文学史”之书写，当力求公正客观，避免溢美或恶意攻诘，这般“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文学史才具有永恒的价值。
《台湾新文学史》对不少还站在起跑点的新世代作家指名道姓，每多鼓励之语，诸如“他们对于文字的掌握，已具备信心。在感情上能够以稳定而内敛的节奏，渲染他们的生命态度”（页791），新秀果真个个如此吗？这些列名的新人将来是否能够持续写作，进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呢？著者这样的急于评述，会不会太笼统、武断、大胆呢？毕竟作家作品的质与量，才是文学史撰写人论评时的主要依据。质量不够，或是未能建立特色并造成影响者，理应无法通过检验，进入传诸久远的文学史。如果文学史撰写人过分执著于偏好，或未能顾及作家作品的质量，进行公正客观的딊龤A则如此之文学史，不可能通过时间的考验与赢得世人的认同。
（六）其他建议
关于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还有几点小意见，一、部分作家前后重复评述，如於梨华于第十五章“一九六○年代台湾现代小说的艺术成就”（页405-407-690）与第二十二章“众神喧哗：台湾文学的多重奏”（页688-690）、李昂于第二十一章“一九八○年代台湾边缘声音的崛起”（页608-610）与第二十三章“台湾女性文学的意义”（页735-737），行文前后对照，内容颇多似曾相识。
二、第二十四章“下一轮台湾文学的盛世备忘录”提及王德威的台湾文学研究，有谓“近代的超克”成为东方知识分子的焦虑。唯此处并无注解，造成一般读者之不便。所谓“近代的超克”这一概念，来自于二十世纪四○年代初的日本学界，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学界召开一个著名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一词由此而出现。这里的“近代”，就是指西方近代化的过程，“超克”是超越、克服之意，“近代的超克”正是对世界近代化过程的超越与克服。
三、评述作家时，行文时在著作的括号内加注出版年，有些则又于注释加上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以致体例不一。既已附注补充说明，行文时于著作之后括号内加注出版年，似乎多此一举。
四、内文及年表之校对工作有待加强改进，尤其附录“台湾新文学史大事年表”，使读者对台湾文学之进程与台湾政治发展之关连，可以有较为鸟瞰性的明晰了解，可惜错字仍多，应予校正。
无论如何，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的出版，乃是台湾文学划时代的盛事，期待此一钜著继续校正、修订，再版时，若增列人名索引，当大有助于学术研究，应为关心台湾文学发展者所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