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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1 14:33
[完整介绍] 李祯祥
文史工作者，台大中文系毕业，现就读政大台史所。
曾任职《自由时代周刊》和《黑白新闻周刊》。
长期研究战后台湾人权和白色恐怖，旁及对台湾史的种种思考。
本系列专栏文章，都可视为作者的“台湾忏悔录”。
台北市重庆南路的春明书店，1950年4月25日在《中央日报》刊登广告，
隔年因牵涉叛乱案而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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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的寒冬不是一两年的事了。
一本书能卖到五千本以上，出版社老板就要偷笑。
但在白色恐怖年代，有一本书卖了几十万本，出版社老板却为此丧命。
此案奇冤，是国民党政府“劫财害命”的代表作之一。
出版社是春明书店，1932年开在上海。
在上海同业中，它可能是最有实力者。
创办人是陈兆椿，后交棒给儿子陈冠英。
最初以出版言情小说为主；
之后开拓多样题材，从六法全书到字帖、画本、学习书、工具书都有。
其中，扯上“叛乱案”的就是一本工具书《新名词辞典》；
被国民党劫财害命的，则是35岁的陈冠英。
一本辞典：从学术工具书，变成政治工具书
《新名词辞典》，顾名思义，是收罗“新时代”的名词，
包括民国时代和“解放后的时代”，后者尤其是重点。
它不只收录新名词，更以中共的观点加以解释，等于形塑一套中共的思想体系。
该书于1949年12月3日出版
（可能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版权页标示为9月20日），
后来配合政治需要，不断再版，也不断修订许多名词的定义，
因此又成为研究中共政治思想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新名词辞典》全书七百余页，编者是胡济涛、陶萍天，校订者是何满子。
胡济涛可能是中国第一位有系统的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翻成白话文的人，
也是由春明书店出版。
何满子后来成为著名的杂文家。
陶萍天疑为中共党员，可能负责对《新名词辞典》进行“红色加工”。
所谓红色加工，是该书本来跟一般辞典一样，编成学术工具书。
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很多跟政治有关的词条被临时加工，
在基本陈述的前后，添加一些迎合中共观点的文字，
使内容看来突兀，成为一本“政治工具书”。
这一点，是理解本案的关键。
不过，从史学观点来看，这些加工使本书变得非常有趣。
笔者尚未看到1949年版，姑以1952年版为例，
它在“人物部”立了一项“反动派”，收录许多国民党名人：
对蒋介石，说他是“中国的大独裁者，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第一号战犯”，
并且配了一幅嘴叼刀子、样貌凶狠的流氓漫画；
对蒋经国，说他是“重要战犯之一”，搞特务组织，
“诱骗无知青年干血腥勾当。
并以他为中心，形成了所谓新太子党，成为广大人民的死敌”。
又说陈诚、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李宗仁、孙立人等是“头等战犯”，
吴国桢是“买办政客”，
胡适是“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
甚至前清古人，如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
曾国藩是“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等，毛共的帽子满天飞。
不过这是1952年版，虽然沿袭1949年版的架构，
但49年版的“口味”可能还没有那么“重咸”。
春明书店的《新名词辞典》初版只印三千本，后来狂销不断，到了1952年，
据说已卖了数十万本。
不过，书店老板陈冠英并没有看到它的出版，甚至连一分钱也没赚到，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陈冠英厌恶清算斗争，对中共早怀戒心。
1948年国共胜负大势已定，陈即前往台湾寻觅店址，并将大批图书先行运台。
隔年5月共军“解放”上海；
8月，陈索性丢下书店，携带家眷辗转逃来台湾，
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49号（当时地址）另开春明书店，同时也前往香港开设分店。
另一方面，上海的春明书店员工，因老板落跑，生计断绝，转而投靠中共。
在中共指示下，把当时已经编好、尚未付梓的《新名词辞典》，
迎合“解放”后的政治需要，经过“红色加工”后出版。
由于该书具有重要的教育宣传价值，在中共使力下，卖得一片火红，
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一部辞典”。
1951年，一起意外事件掀起冤案的序幕。
当时国府的海军常在公海拦截“匪船”，没收船上物资，顺便把一些船员抓去判刑。
有一次从被拦截船只中，搜出两百多本《新名词辞典》。
调查之下，发现这些“匪书”由上海的春明书店出版，加上有人密告，
说台北春明和上海春明有所联系，保安司令部遂于同年8月，
将台北春明书店的全部资产查封。
当时陈冠英人在香港，接到家属通知，即于9月返台说明。
他认为自己本来就反共，去到反共的台湾，把来龙去脉说明一下就没事了。
谁知这一去，羊入虎口，再也出不来。
从判决书来看，当局对陈冠英算了三笔帐：
第一，指控他从香港邮寄四打原子钢笔来台，
犯了走私罪（但陈说他已经在邮局纳过税了）；
第二，指控他从香港汇款给上海的父母，
犯了资匪罪（但陈说他的父母年迈，他不得不接济家用）；
第三，指控他“蓄意编印”新名词辞典，
犯了为匪宣传罪（但陈说这是他离开上海才出版的，而且已经被重新整理过）。
这三罪，姑不论真假，即使在严刑峻罚的1950年代，合并执行也只有十几年。
然而1952年8月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初审，就判了陈冠英死刑。
理由是他“迭次”资匪（指接济父母不只一次），
“迭次”为匪宣传（指该书不断再版），不能算一次的罪。
一次活罪，迭次死罪，这就是恶法的凶险。
不过军法处的初审判决，呈到总统府小组审核时，这个一向把初审判决加重的小组，
这次摸到一点良心，认为陈冠英“虽不无刑责，但事证尚欠明确”，
建议退回复审，蒋介石批了“如拟”。
陈冠英暂时躲过鬼门关。
土匪行径：恶法枉加，劫财害命
1953年3月，复审下来，果然陈冠英改判无期徒刑，似乎可免一死。
然而笔者怀疑，保安司令部似乎有人要置他于死地。
因为判决书加了一段更耸动的文字：
“（新名词辞典）内容尽系阐述匪党理论，宣扬俄寇淫威；
废我正朔，认贼作父，毁我民族文化，助长匪党叛乱。
其诋毁国家元首及政府首长之处更难卒述。
该被告竟敢接受印行，销售数十万册，毒祸广被大陆及海外各地，
已非仅为有利于叛徒宣传之行为所可比拟，
实达于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之程度。
姑念该被告能于案发后自动投案，接受国法制裁，尚可矜愍，令予酌情减轻，
科处无期徒刑。”
这段文字，可说精准掌握蒋介石的“怒点”，因为老蒋最爱谈民族大义。
果然老蒋大笔一挥，批示“应处死刑，财产没收”。
1953年5月30日，陈冠英被绑赴刑场枪决，死于一个嫁祸的罪名，
死于一本畅销书，也死于一位独裁者。
陈冠英死后，当局没收他的财产。
包括：
一、台北春明书店所有书籍、文具全部没收，等于毁掉一间书店和所有员工的生计；
二、陈所拥有的黄金312两、美钞850元、港币140元，变价解缴国库；
三、陈的现金及存款，悉数没收。
至于春明书店的房子，因系承租国产，由土地银行收回。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算，陈冠英被没收65万元（换成今天币值，最少数千万元），
扣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15万元外，其余全数充公。
不过笔者比对相关资料，这65万元绝对少报很多，
因为光是春明书店的书籍文具就有60万元的价值。
其他财物加总换算，最少也有十几万元，恐怕都被“暗杠”掉了。
陈冠英死后留下妻儿六口。
二子三女，从两岁到十五岁不等。
从1951年9月陈入狱，到1953年5月陈枪决，这一年八个月期间，陈家生计断绝。
根据官方档案记载，陈家生活“日夜苦悯”；
原本读台北第二女中的十五岁长女则“精神不清”，不知是否受父亲冤狱的刺激所致。
陈冠英的财产，在官方得手的49万6,528元中，
又分出告密奖金14万8,042元、办案奖金17万2,716元，真正缴到国库的不到20万元。
不只告密者大赚黑心钱，拿办案奖金的一干人等也是。
因为陈冠英不是四处逃亡，而是自投罗网，特务如此爽办，还拿这么多奖金？
白色恐怖就是这样：
黑不可测。
陈冠英这只肥羊，被国民党政府的一干特务“拆吃落腹”，
人杀了，钱抢了，大家分赃，劫财害命，与土匪何异？
陈冠英之死，是言论叛乱罪的极致，一度引起美方关切。
美国驻华大使蓝钦“极为注意”，向承办此案的保安司令部“一再催问”，
希望取得本案的判决书和审判记录副本。
总统府将此事呈报蒋介石，被蒋挡了下来，批示“缓交”，
可见蒋也知道此案见不得人。
至于后续如何，档案未载，不得而知。
如今，《新名词辞典》已走入历史，因为这本畅销书枉死的陈冠英，也埋冤了一甲子。
当初连美国都关切的冤案，如今在台湾少有人知，台湾转型正义做得离离落落，
由此可见。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那个年代所有的加害者，即使逃得过历史的追究，
也逃不过他们的冤亲债主。
毕竟，这个世界还是有因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