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原PO的这个问题我有兴趣也曾经被困扰过，我试着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在我当军队社工时，曾经接过一个特殊的案例，那时一位弟兄准备入监服刑，但在服刑前
还有七天多的时间，那位弟兄郁郁寡欢被班长带来我这里。
老实说这位弟兄的犯罪应该是满严重的，暴力犯罪，三审定谳要服刑六年。
我那时一接到这一案，我心底马上想到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这位个案之所以受苦，那是
应为司法体制正在制裁他，让他为自己犯的罪受惩罚，如果我现在去同理他，让他过得比
较舒缓，那我不就变成某种有罪之人的安慰剂了？
其实这样的想法蕴含着核心问题：“谁是值得被帮助的个案？”“谁是受害者？”“我自
己作为社工的角色是什么？”
先讲故事的结果，结果就是我还是硬著头皮缓解了这位弟兄的焦虑，让他知道现在受苦是
有意义的，他正在为自己带给家人的经济压力，曾担著不孝的罪，然后引导看见未来，让
他期望自己能够配合入监规定，快点拼假释。
毕竟当时在军中，我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我只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回到上面三个核心问题，我相信如果从事相对人社工、更生保护会社工、独老社工、游民
社工，应该多少会遇到这些问题。个案的现况，有时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个案可能早
年自己就家暴，抛家弃子，积欠赌债，搞得晚年众叛亲离变成现在孓然一身的状况。
每个个案都像是我自己的价值选择，但是毕竟业界的个案量大，不太可能每个个案都让他
们跟自己的信念碰撞，我迟早会崩溃。
所以我做社工，我做到现在比较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技术工，执行长官交办的个案，然后把
个案做好，谋其最大利益，无关乎对错，社会工作无关乎正义。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我自己会在同理的过程中，或身为社工的角色下要求自己要有“社会正
义”、“判断是非对错”，这时候抱着这些人权、社会主义、正义的口号，骨子里却还是
一个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
但社会工作处理的就是复杂案件，原本就不是非黑即白，反而很多时候可能是不符正式资
源的条件被踢皮球到社会局这边去处理，很多时候反而个案的现况是集体的共构，而个案
自己参与其中。
若抱持着黑白的二元判断，反而会限制自己的工作方向与可以工作的个案类型。
最后我自己重新定义，我所工作的个案，我认为个案不是受害者，因为受害者的对立面是
加害者，那表示可以在现况中找到一个敌人去指责与制裁他，但很多事情是没有那个加害
者存在的。
我所工作的个案，我认为个案是正在受苦的人，并且他的家人或对造同样也在受苦，当我
把视角定位在此，这时候就没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划分，对我来说两者同样都是我可以工
作的对象。
这算是我这一年来比较深的体会，敌人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