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讨论阴谋论，还不如来战曼尼之力！
此文为答bearching版友提问，关于东吴所用的钱为何
结果越写越大，此文为论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货币第一篇
由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货币史料有限，所以很多都是用考古资料回答
在当初选定研究两汉至三国货币史，就有感于史书记载并不多
所以主力放在考古研究上，所幸现今网络发达，有不少考古资料都有电子化
并且母校有购买中国的电子期刊资料，才能利用中国考古挖掘的资料做研究
各篇章相对独立，但观念连通，
东汉由于几个较大简牍出土的释文尚未公布
因此主要做货币文物研究，待出土释文公布再做简牍的补充或改写
此文随时受资料更新或新见解的解释修改
近来看《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对书中所写：
出土的“五铢”钱那么多，是不是它呢？......西汉后期，五铢颓象已现。历经
王莽祸乱，五铢钱一蹶不振。东汉只铸过一次五铢钱，甚至有一段时间封钱不用
。直到东汉后期，才又铸了一次钱，但已非五铢，......因此可以肯定，流通于
临湘的铸币，即非在出土货币中数量最多但已过了气的五铢钱，也非董卓的小钱
。.......从斗米钱160，匹布钱3600等来看，估计当时流通于临湘的主要货币，
应是像稍后流通于三吴一带的孙郎钱那种类型的钱。
(页296~299)
首先对东汉五铢有很严重的误解，他所言的封钱不用，
是误解后汉书‧朱晖传的记载：
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
。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
须，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
均输者也。”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
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有诏施行。晖复独奏曰：“王
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
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
帝卒以林等言为然，得晖重议，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
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駮议，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
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柰何称病
，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
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
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寑其事。
汉章帝一开始令尚书议之，但由于朱晖的反对作罢，其后又有人提起，这次
已经下诏要施行，但朱晖不领情硬是要抗命，汉章帝最后作罢。
至于后期铸钱是说灵帝的四出五铢
后汉书‧灵帝纪
(中平三年)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又铸四出文钱。
虽然后汉书对东汉铸五铢只有马援传的记载：
初，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寑
。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天下
赖其便。
但从考古的出土就可以知道东汉铸币量不少，从几个比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
一、《洛阳烧沟汉墓》，洛阳区考古发掘队，1959
是洛阳地区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行动，总计发掘225座墓，有162座出土钱币
第一型的墓有钱币出土的颇少，数量也不多，从二型开始几乎每墓都有，
并且数量增多
此次出土共计铜币11265枚、铁钱1枚、铅钱1枚(碎裂不计在内)
各期钱型的细分我就不打了，主要只打大类别的出土枚数(半两钱不计)
第一型五铢：822枚，重3.5克(武帝期，铸工内面不平)
第二型五铢：2486枚，重3.5克(西汉昭宣后，铸工优于第一型)
1649枚磨郭五铢，程度不一，有些仅磨掉郭一部分，有些只剩中间一点，最轻仅
1.2克
新莽钱7种1183枚：主要是大泉五十(865枚)跟货泉(296枚)，另有契刀(1枚)、
小泉直一(3枚)、大布黄千(16枚)、货布(1枚)、布泉(1枚)
第三型五铢：2319枚，重3克，有13枚是1.9克(东汉初中期)
第四型五铢：937枚，重2.4克(东汉桓灵期)
209枚磨郭五铢0.9克(照文意应是剪轮五铢)
8枚綖环五铢1.8克
第五型五铢：16枚，重3.6克(灵帝四出五铢，铸工不佳有砂眼，铜质黄面带白)
二、〈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洛阳发掘队，《考古学报》1963第2期
洛阳地区又一次大规模考古行动，总计发掘217座，有179座出土钱币
出土铜、铁(45枚)、铅(2枚)、锡(2枚)数种钱币，
五铢出土10436枚，依烧沟分类特征分为六类
第一型五铢：1818枚，个别剪轮五铢
第二型五铢：243枚(重量略轻武帝五铢、略重宣帝五铢，断为昭帝期)
第三型五铢：即《烧沟》第二型五铢，3354枚，有部份具有西汉晚期与新莽期墓
葬出土钱币的错范或周郭不整
新莽钱8种4037枚：主要是大泉五十(1635枚)重从11.4克到0.4克，重7.5克以上
只占22%，3.6克占43%，其余即轻于此、货泉(1885枚)重9.5克到0.2克，重2.12
克占12.3%，小于1.4克占87%，重的只占0.7%、小泉直一(313枚)铸工颇精
另有契刀(16枚)、错刀(7枚)、大布黄千(82枚)、货布(6枚)、布泉(93枚)
第四型一式五铢：即《烧沟》第三型五铢，4251枚，剪轮五铢少许
第四型二式五铢：763枚，铸工粗劣钱钱有杂质易碎，重2.5克(东汉中后期)
第五型五铢：即《烧沟》第四型，6枚，其中1枚剪轮五铢
第六型五铢：四出五铢，仅1枚
三、〈湖南资兴东汉墓〉，湖南博物馆，《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59座墓出土铜钱2920枚，其中887枚无法辨识或碎裂，五铢1809枚，
依《烧沟》分类
第一型五铢：2枚
第二型五铢：25枚
新莽钱4种223枚：主要是大泉五十(118枚)、货泉(96枚)另有大布黄千(4枚)、货布(5枚)
第三型五铢：424枚
第四型五铢：817枚
第五型五铢：262枚
另有279枚磨郭或剪轮五铢，最重2.1克最轻不到1克，大多在1.5到1.8克间
为何东汉五铢的重量、形式差异颇大(考古报告内容还有细分记号钱，为行文方
便省之)，原因是两汉的铸钱管理机构不同导致，西汉自武帝几次的货币改革后
，最后把铸钱的权力收回中央，统一由上林三官铸钱。
汉书‧食货志：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
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
东汉则延续新莽的政策把铸币权下放郡国，中央只做调控。
汉书‧王莽传：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
后汉书‧百官志：太尉，公一人。......长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诸曹事。
.......金曹主货币、盐、 铁事。
隶释‧张纳碑阴：盖一郡(巴郡)之吏也......金曹漕曹掾各一人，左右史亦如之
。(此碑为灵帝中平五年立)
学师宋恩等题名：金曹史罗圃子高......金曹史□□彦□......汉永平中尝为四
姓小侯立学，置五经师，此则蜀郡生也，当是郡守兴崇学校者，鑴石纪德，诸生
即刻姓名，而诸曹史亦缀其末。
隶续‧武都太守耿勋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外羌且□等怖威悔
恶，重译乞降。(此碑为灵帝熹平三年造)
〈耿勋碑〉的铸作钱器指铜官不仅铸钱，也制作其他器具，跟〈四川西昌市东坪
村汉代炼铜遗址的调查〉(《考古》1990第12期)吻合，遗址内除了跟铸钱有关的
陶范、铜范，还有一件石质刀范的残部，一些制造条形与饼形的陶范，这些条形
、饼形陶范考古报告有实验，跟铸钱无关，可能是铸造金、银、铅等金属条、饼
方便运输的陶范。
从钱模的出土也可以略见一二，〈汉长安城烘范窑和铸币遗址〉(《汉长安城遗
址研究》)就出土数以百计的有年号的陶五铢范母(范母为翻制钱范的模)，由于
遗址内无冶铸工具或铜渣等废料，可能是一处仅造范母的作坊。洛阳几次的考古
挖掘则没有像长安出土大量的范母或钱范，〈四川西昌市东坪村汉代炼铜遗址的
调查〉有自己的烘范炉与铜范，样式跟〈石家庄市发现东汉五铢钱范〉(《文物
》1979)相似，代表西汉政府规定较为严格，钱范有统一标准；东汉政府则只做
样式规定，只要合乎样式即可。
特别提出第五型五铢做探讨，第五型五铢被归类为四出五铢。
宽锲薄之禁后，钱轻的问题越显严重，汉灵帝光和七年发生黄巾之乱，平定后改
元中平，从后汉书‧宦者‧张让、赵忠传清楚看出汉灵帝对四出五铢的想法：
明年(中平二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
千万。......
明年(中平三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又铸四出文钱，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
从四出五铢的前后文看，四出五铢可能是汉灵帝想要弥补聚敛造成的凋敝，如果
四出五铢确实做好，的确会改善东汉末的经济情况，但魔鬼藏在细节里，表面看
起来四出五铢比普通五铢更重，问题出在合金比例，根据《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
分研究》，东汉五铢合金的平均含量为铜(84.65%)、铅(7.91%)、锡(4.06%)，
书中虽没有四出五铢的分析，但四出五铢铜质黄面带白的特征跟隋五铢一型几乎
一样，隋五铢一型的合金比例平均为铜(65.68%)、铅(15.54%)、锡(16.14%)，相
比较可以发现，铜含量大幅减少，取而代之提高铅、锡的含量，以贱金属替代，
铸工也不好，这是改变原料跟工法，汉灵帝的做法就像黑心红茶出问题后，说要
补偿消费者，包装上写免费增量20%，但红茶改掺劣质茶叶、本来煮20分钟现在
煮10分钟，量虽增加，质却改变了，并没有取信于民。
补叙
铸工不精跟用贱金属取低铜有效降低铸币的成本，但比起同时代泛滥的剪轮五铢，
四出五铢在品质上还是优越不少，最大的问题为四出五铢只是汉灵帝偶发善心，
没有目标与计画，也就谈不上推广，效益自然极有限。
关于东汉将铸币权分放郡国后，是否造成产铜郡国豪族势力的增长为值得关心的题目
尤其是益州西汉跟东汉豪族数量有很大的差异，过去的研究在经济上仅从汉人开发的角度
忽视铸币带来的经济利益，由于铸钱地大多是交通要道，铸钱有助于汉人经济势力侵入
过去军、政势力所未到达处，并且有钱可以推广文教，这与豪族的增加是否有关连？
接下来可以讨论东汉保守的货币政策下，对于外族贸易的问题，与之后弃凉保凉论双方
论点的关键，毕竟河西之地在窦融治下
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
此遗种处也。
先是，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亦发使遗融书，
遇钧于道，即与俱还。(后汉书‧窦融传)
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
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
为什么到了东汉政府的手中变成赔钱货？
最后可以讨论刘秀、朱元璋这种小农、贫农上位的皇帝的货币政策为何都趋于保守
国家财政少有考虑贸易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