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因为低薪，所以劳工必须拉高工时才能应付原本的生活支出。
这篇文章摘要解释了我们口中的科技产业为何会低薪化的原因，
提供给版友参考。
※ [本文转录自 Gossiping 看板 #1NSqWjqA ]
作者: seafood (河豚生鱼片) 看板: Gossiping
标题: [问卦] 台湾搞了几十年“伪高科技”政策
时间: Wed Jun 29 12:01:46 2016
继续讨论台湾低薪化及发展落后的政策性因素。
下面这篇文章的论点有两条进路：
第一条：
官僚以“当前有限的知识”去选择特定产业来扶植→
→特定产业快速发展→形成难以撼动的政商及利益结构→
→当年“有限的知识”已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
→政商利益结构太大，难以改变也不愿改变 → 一起沉沦
第二条：
政府选择电子资通产业为重点扶持对象→
→为求速成，选择了这个大产业中的代工区块→
→只有代工，所以上游技术和设备都捏在别人手里→
→台湾在拼代工价格和拼良率上有傲人发展→
→自以为上述成就是高科技，其实只是“伪高科技”
→为了拼代工价格，只能压低人力成本
林敏聪、吴启祯〈后中国路线的台湾经济发展：揭开自主创新的可能性〉
摘录自《廿年民主路‧台湾向前行》
爬梳过去台湾科技产业政策的制定历程，也不难发现
比较利益观点主导的痕迹。一九七○年代为因应当时政权的
国内外危机，国家科技政策遂从原本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与
教育扎根的方向，摇身一变转而侧重于能够立即刺激经济
成长的应用技术，一九八○年设置新竹科学园区即着眼于
“吸引外商将研究成果拿来台湾加工生产”。
又例如在一九八四年的经济部内部机密文件〈未来十年
工业发展与政策〉中，通篇除强调资讯电子工业“与欧美厂
商合作是促进快速发展的捷径之一”，更充斥着从“国际比较
利益”角度分析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以及无异于“锄弱济强”
的政策方针。
这类政策思维着眼于短期速成，且未将科技创新动态
发展难以预知的本质考虑在内（事实上，旧产业可能因为
科技创新的突破而产生全新面貌与动能，新兴产业可能因为
过度竞争而杀成红海，这些真实事例不胜枚举），原本只是
技术官僚对于“现代化经济”的贫乏想像，然而因为采用
了严重倾斜的政策，使得往后数十年国家科技产业发展走
不出硬件代工量产的格局，而且政府带头炒短线，强化了
整体社会短视近利的经济文化。
尽管政府押宝在资通讯电子产业的策略堪称眼光精准，
一九八○年代以来资通讯电子产业成为全球新科技经济典范
的核心，台湾可谓搭上快速成长的列车。然而押宝这件事
本身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而且由于政治经济之间关系复杂
纠葛，即使一开始就押对宝，因此而诞生的特殊利益集团会
提高国家经济治理的难度，阻挠后续发展所需要的动态调整
与改革。
我们可以从四个面向来思考这件事：首先，政府偏好
特定产业、透过各种政策将国家与社会资源灌注其上的做法，
就好像是为了种植单一作物而砍掉一片森林。
单一作物的收成固然能够马上带来产值与经济数字增长，
但是砍掉森林、破坏原有生态与水土保持的长期代价，却是
大到无法估算而且难以弥补。各种形式的国家补贴就像是
惯行农法所倚赖的农药与化学肥料，短期内能够激发单一
作物丰收，但是长期却以土壤贫瘠化与牺牲生态多样性为
代价。使用歧视性政策照顾特定产业，在资源有限性的情况
下很容易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机会造成排挤作用。
其次，在特定时点进行“产业挑选”这件事，势必受限
于当时的视野与知识程度；经济官僚的“有限理性”无法
超越科技创新的动态本质与市场竞争的高度不确定性。这并
不是说，因为有限理性所以无法决策，而是主张决策时应该
考虑到有限理性的先天条件限制，相关政策应该为广泛性的
经济发展打好深厚基础，而非以现有的知识能力去判定产业
未来发展。后者应该交给自负盈亏风险、对市场动向高度敏感
的业者本身去判断与承担。
事实证明，最古老的农业生产，也可能因为科技创新而
成为最夯的产业（例如在以色列、丹麦、荷兰等国家的发展）；
从眼前的生产力去判断何为明星产业、何为夕阳产业，很容易
因为技术变迁与市场变动而失准。
第三，即使瞄准的产业因受扶植而兴盛，但是其他因受
排挤歧视的产业之潜在损失是无法估算的；由于后者未被计
算在内，以致产业政策效果在先天上就有过度放大的偏差。
对长期经济发展而言，歧视性产业政策的最大问题在于容易
造成“政策僵固性”。
因受惠于政策优惠而大幅成长的产业，很容易衍生成庞大
的利益集团。因其拥有丰富资源可资动员、进行政策游说与寻
租，在面对国家经济转型需求时，不仅不会轻易放弃已然到手
的好处，更有可能扩大侵犯公共利益，阻挠改革。
台湾从一九六○年开始实施而原订十年落日的《奖励投资条例》
被不断延长、扩大与变体（《促进产业升级条例》至二○一○年方
才落日，取而代之的是营利事业所得税大幅调降至十七％）的发展
便是一例。
最后但非常重要的面向是，一味强调出口扩张却牺牲核心价值
的产业政策，正是戕害研发创新的罪魁祸首。不管是出口扩张抑或
经济成长，都只是深层经济文化与技术创新能力最表层的结果。
只在乎眼前结果而轻忽内在机制的成长模式，一方面创造了剥削
自然生态环境与劳动权益的生产体系，同时也鼓励了价值观过度
狭隘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与知识被当成是牟利的手段，进步价值
被视为“反生产性”。由此所构筑出来的经济体系，绝大多数厂商
缺乏长期投入、人才培育与建立自主研发的意愿决心，从而失去
日后转型创新所必要的价值轴心。
事实上，揠苗助长的方式，不可能带来健全的生态体系。多年
以来，政府在民间营造一个形象，认为电子产品具有“轻薄短小”、
“高科技”与“高附加价值”的特性，非常适合在台湾发展，在
国际分工体系中自我定位为电子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然而，
在产业集中化发展的过程里，却忽略了我们其实绝大部分只是
依赖国外技术移植、只靠加工规模量产而获利的“伪高科技”。
电子产业固然涉及尖端研发，研发支出占最终产品售价之比率
高于多数产业，但是随着分工链的全球化与零碎化，在特定地区生
产的电子产品是否依然维持“高科技”的特质其实有待商榷。借由
进口精密设备与关键零组件而从事的下游组装无疑是低技术层次的
血汗加工，即使目前台湾引以为傲、技术层次较高的半导体制造，
在尖端科技的设备与材料上依旧自给率低落。而且与高科技的“洁净”
形象相反，国内制程重度使用有毒化学物，让人体与环境高度暴露在
职业健康与化学毒害的风险之中。国内制程高度消耗水电的特性，
也完全背离发展之初技术官僚所认知的“低能源系数”。
当一九九○年代中期台湾举国沉浸在“高科技岛”的美景时，
由于终端产品全球产能过剩的缘故，资通讯硬件制造的附加价值
开始迅速沉沦。
根据二○一○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所发表
的资讯科技产业报告，在一九九五至二○○八年间，资通讯硬件制
造之附加价值年均成长率只有1％，远低于整体制造业之2.5％，
整体服务业之4.8％，与资通讯服务业之6％。显然，由台商所建构
的两岸生产网络与资通讯硬件代工王国，大力促成了这股向下的漩
涡，只是自己也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造成利润率普遍沦为“毛三到四”、
“保一保二”的原因，是背负著庞大产能与负债的台湾代工厂商
不得不为抢单而彼此割喉杀价的结构。这个结构将台商驱往中国
进行更大规模与更低廉的制造，使得“台湾接单、中国生产”成为
主流，并且打造出一个充斥着超时工作、大量外劳、剥削环境与
技术依赖的血汗经济体系，逐步将国内实质薪资推落十六年前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