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发了一篇思兼神社的文章，得到板上不同声音的回响。
似乎用充分揭露的资讯来做价值判断，选择对错
是比较多人觉得选边站的重要依据。
老夫在这里提供一些例子来让大家思考，
究竟依照资讯的揭露多寡，来判断是不是有限的。
以及我们拿来判段对错的标准，也就是科学理性的思维是不是不变。
例子1.被权威保护的伪科学：http://news.sohu.com/20051104/n227391341.shtml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越来越被人类所重视。特定的
历史条件、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等非科学因素对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所造成的制约
和影响有时候是不容忽视的。1930—60年代，在苏联科技史上发生的“李森科事件”就是
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
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乌克兰和阿塞拜疆虽然地处较偏南方，但是冬季农作
物也偶尔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威胁。1929年，李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
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
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
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奥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
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
森科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
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
假。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李森科出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考虑，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
存在性，用拉马克（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V．Michurin)的遗传学抵制主流
的孟德尔—摩尔根(G．Mendel-T．H．Morgan)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
的敌人。李森科最初面临的主要反对者是来自美国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后
者认为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N‧I‧
瓦维洛夫支持穆勒的观点并成为李森科的头号对手。
　　李森科从1920年代后期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李森
科利用史达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
是增产措施”的发言。李森科在他的演说中谈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
，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声称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他是
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
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份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史达林的首肯，李森
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尽管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5年(1931—1936)的连续
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
　　李森科的反对者开始面临噩运。穆勒逃脱了秘密员警的追捕，而瓦维洛夫则于1940年
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1935年，
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奥德萨植物遗
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对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科学家的影响大为增加。
有人因此希望战后放松对科学家的控制。在1946—1947年，这种改进似乎有所出现。1947
年苏联生物学家锡玛律豪森在苏联主要哲学刊物上，发表了明确批判李森科主义的文章。
1948年，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日丹诺夫（史达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
列‧日丹诺夫的儿子、史达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罗意蒙孙（V．P．Efroimson）、
留比晓夫(A．A．Liubishchev)在内的苏联生物学家向中央委员会的控诉，认为李森科否
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日丹诺夫在随后的一次报告中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
　　然而，由于李森科寻求史达林的支持再次获得成功。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
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
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
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
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
”、“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经史达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李
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
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
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画；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
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
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
国家。“八月会议”使李森科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
悲剧。
　　真理的声音依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
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再次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
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
和不道德的行为。1953年3月5日史达林死后，苏联的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解冻。1955年底
，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
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史达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
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但是，由于赫鲁雪夫重蹈史达林
的覆辙，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继续他的反科学事业。1958
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
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
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
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1964年10月，赫鲁雪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
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
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
学家。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
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
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
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
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勒柏辛斯卡娅毕业于医学院，曾长期在组织学实验室工作。1933年，62岁的勒柏辛斯
卡娅开始进行细胞起源的研究。1945年她发表了《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以及生活物质在有
机体中的作用》一书，对自己关于细胞的研究工作做了详尽地总结。声称自己发现了一种
非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能够演变为细胞，从而推翻了德国著名生物学家微尔和从病
理学研究提出的“细胞来自细胞”这一科学假说。当时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为
这本书作了序，称她的发现是对科学的伟大贡献。
　　尽管一些科学家对勒柏辛斯卡娅的学术研究进行过质疑、反对和批判，但因为李森科
的支持，该学说受到广泛宣传，并被写进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变成了生物学的基础之
一。1950年政府甚至做出决议，宣布勒柏辛斯卡娅的工作是伟大的成就，号召生物学家和
医学家在此方面进行研究，勒柏辛斯卡娅也被授予了史达林奖金。
　　政府的行政命令果然使一些科学家按照勒柏辛斯卡娅的研究方法进行重复性实验研究
，检验结果证明她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错误的，没有一项实验能够确认或者重复。到了
1956年，勒柏辛斯卡娅的新细胞学说基本上被学术界否决了，许多研究单位自动取消了有
关“生活物质”的研究。
这一篇文章说明了，政治力是可以凌驾科学真相的，在苏联的生物学界出现过这种事情，
也曾经出现在大跃进时期的共产中国，当时全中国的农业产值与钢铁产值被严重的作假，
只为了让毛泽东高兴，捏造真相让毛觉得大跃进是成功，但是却饿死了无数老百姓。
老夫想要说明的是，科学与数据并不是不会转弯的，科学毕竟是人的产物，
只要是人都会转弯，或多或少而已。
当权力膨胀到要逼你产生2+2=5的幻觉时，人也是不得不低头。
例子2.科学典范的转移：
请参阅：http://www.nhu.edu.tw/~sts/class/class_01_3.htm
或阅读《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底下节录科学革命的本质：
科学革命的本质及其必要性
　之所以将典范的变迁称之为“革命”，是借用在政治发展中的概念而来的。政治革
命的发生往往是有群人不满意现存制度的运行且认为其已经无法有效应付当时环境的问题
所致，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科学家在旧理论无法与印证自然中的情况时，也就
是异常现象不能获致解决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而在科学典范变迁
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不同派别的理论竞争如同在政治革命时会出现拥护不同理念的党派
出现一般。当然新旧典范的更替会对于原有的一些想法或观点产生转变，以前不会注意到
问题现在可能成为重大的问题需要被解决解释。当危机来临时即意谓著科学革命的到来，
科学革命是一个新典范取代旧典范过程，由于典范是由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哲学观点所
构成的，典范的变革不仅会引起科学理论体系的变革，而且会引起科学家在认识论和方法
论方面的变革。常态科学具有积累的性质，但典范的变革绝不是一种累积性的过程。
在数百年前，人类的世界没有演化论，也没有现代化学，更没有牛顿物理学，
当时的人类价值判断与现今完全不同，就算到了科学发达的现在，科学也仍旧不断地，
再累积新发现，颠覆人类的价值观。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到，就算我们有了理性的思维做为解谜钥匙，但是这把钥匙很显然的
有它的侷限性，因为科学是人类的产物，人类并不是全知全能的，
所以一定会有不完备的地方，假如我们认为充分的资讯揭露就能做对错的判断，
是否有点对人类自己太过自信了些？这不是诡辩，因为当你用不同的科学典范来研究
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再回到最原本的问题，鸡蛋与高墙。
这个并不是要求我们不要做理性思辨就无脑挺的一种要求，
而是在检视所有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有的一项假设前提。
我们必须假定权力结构中较弱的鸡蛋，比较缺乏造真的能力，
需要更多的关怀与协助。
我们也同样必须假定权力结构中较强的高墙，有较多的力量与造真能力，
不太需要我们的关怀与协助。
而且，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高墙也不见得一直是高墙。
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宋教仁的谋杀案来说，早先大家都觉得袁世凯是高墙，
国民政府就利用宋教仁之死来发动二次革命，让袁世凯死于愤恨之中。
重新判断一下，似乎袁世凯也不见得完全是那一堵高墙，在散布资讯的能力，
与博取舆论的支持上，孙大砲才是所谓的高墙。
再举一个例子，以陈水扁被关在牢里的案子来说，大家原本都以为滥用职权
贪污取财的陈水扁是高墙，但事到如今来看，被国民党掌握的特别侦查组，
才是真正的那堵高墙，而陈水扁只是一个被囚禁的鸡蛋罢了。
要总是站在鸡蛋那边的含意，不是要大家"无脑挺"受害者或是受压迫者，
而是除了检视资讯与证据之外，也要去检视两造之间的权力强度差异，
毕竟权力较强者永远都有比较多的能力与机会来制造真实，而检视真实与否的
科学典范也有可能并非可靠。
所以我们在高墙与鸡蛋之间思辩，除了尽量地资讯充分了解之外，
也不要忘记检视在权力结构上到底谁是鸡蛋谁是高墙。
也永远不要对自身理性过度自信，因为我们永远都有可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