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对孙中山来说，是非常挫折的一年，孙中山屡次希望在南方成立新政府来对抗
在北方的北洋政府，却不断的失败。最倚重的军事将领陈炯明还倒戈相向，炮轰当时南方
政府的“总统府”，以武力相逼，硬将孙中山赶下非常大总统的位子。落魄的孙中山只好
躲到上海租界，美其名是“专心研究三民主义，著书立论”，其实就是一个没人要理的失
意政客，已经要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但是不甘寂寞的政客永远会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为
了重掌权力会无所不用其极，也往往成为了外国势力最好的利用目标。擅长见缝插针搞统
战的共产党，又特别精于此道，往往寻找这种失意政客来进行政治合作。
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俄共产政权一方向打着内战，一方面积极向周围
地区输出共产革命，到了一九二二年时，包括俄罗斯及周围国家已经组成了“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邦”，简称苏联。同时共产党人也不断希望将共产革命输入中国，但是却不
是那么成功。原因除了当时中国是由军阀割据，各个军阀担心共产势力坐大，影响自己的
政权外，俄国从清末以来，一直是侵略中国最凶、最狠的国家，也让一般的中国知识份子
深怀戒心。当时在中国各有势力范围的欧美列强，也忧心苏联共产势力在中国壮大，会影
响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对于各国租界内的各种农工运动，也颇有戒心。这种种的因素
让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发展处处碰壁，试图接触几名较有实力的军阀与政客，希望与之合作
的计画都不成功。
对当时的共产党人而言，更雪上加霜的是外蒙古的问题。在历史上，只要中国的中央政权
不稳，外围的地区一定会出现独立运动，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的不变定律。外蒙古在清末
民初的混乱中当然也出现分离运动，试图驱逐中国的势力。在混战中，外蒙古的军阀与王
公们各自寻求了俄国的军事奥援，这是一笔烂帐，暂且不表，重点在于最后苏联共产红军
取得胜利，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苏联红军打算长期驻军外蒙古，扶植亲苏联政权。北洋
政府虽然也是私心自用，整天争权夺利，但是这些军阀至少知道让苏联红军驻军外蒙古这
件事万万不能同意，否则将招至舆论哗然。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于苏联进军外蒙古，多
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略”。苏联与北洋政府就外蒙古事件进行很多回合的谈判，也因
此完全没有结果。
苏联对外蒙古的“侵略”，让共产党人寻求合作对象，变的更加的困难。因为还有点声望
，有机会“问鼎中原”的人物，都不会选择与当时的苏联共产党人公开合作，以免自毁长
城。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明白他们需要一个突破口，一个已经走投无路的失意政客，愿意
不顾一切与苏联共产党人合作的人。扶植这个人成立另外一个“中国政府”，一来可以作
为输入共产主义与培养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基地，二来可以由这个“中国政府”来承认苏联
在外蒙古驻军的合法性，给予北洋政府压力。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就是这种情况下的
产物，失意的孙中山就是苏联共产党的突破口。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与当时苏联的外交部
副部长越飞，共同发表了“孙越宣言”，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纵观“孙越宣言”全文，字里行间的确充满了和平善意，但是世界上的所有恶毒的陷阱，
都是包裹着甜美糖衣的。苏联在“孙越宣言”里的各种保证，包括第一条苏联同意“共产
组识，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
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势。”全是屁话，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最后的答案。而孙中山在“孙
越宣言”里，赤裸裸的同意“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由中俄共管”、“承认俄军在外蒙古驻
军的合法性”，却严重的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坚持不与苏联妥协的北洋政府在看到“
孙越宣言”后，感到愤怒并不令人意外。只是颟顸无能的北洋政府，已无力捍卫国家的利
益，对外被苏联共产党玩的团团转，对内还被失意政客倒打一耙。
中外历史上，因权欲薰心而被人利用的失意政客俯拾即是，除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也出卖了
国家。蓝绿政客都应该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