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hogovernstw.org/2014/08/12/fangyuchen3/
今年二月份有个很热门的论辩：“国家有没有对不起年轻人？”当时笔者写了一篇文章介
绍“罗宾汉悖论”这个概念。简单来说，理论上当一个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愈严重的时候
，人民应该会要求更多重分配政策、更加重视社会正义；但是实证研究方面发现正好相反
：愈是不平等的地方，人们要求更少的重分配、国家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准也愈低1。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社会科学家们纷纷以各种角度试图回答这个奇怪的现象。我在前文当
中已经提到了其中一种解释方式：有钱或有权的菁英们掌握“发声权”以及“影响政策的
权力”，一方面说服民众说不需要制度改革，一方面则阻止一切制度改革的努力。本文将
要换个角度，介绍政治经济学当中对于个别民众“政治偏好”的一些研究，来讨论为什么
贫富不均“不见得”会带来重分配的呼声。
高风险的弱势劳工与对少数族群的态度
首先，劳工有两种，会抱怨政府的，以及不会抱怨政府的（误）。应该是：劳工有两种，
一种是“高风险”的，一种是“低风险”的。低风险的是指较不容易被解雇、不怕失业的
（在英文里面说这类劳工是 low risk 或 secure，在乡民的眼中就是指“温拿”，
winner），这可能是因为技术层级高、有自己的专业，或者是像公务员有国家保障；而高
风险是指很容易丢掉工作的“鲁蛇”（loser）。当贫富不均增加的时候，或是经济状况
不好的时候，那些面临高风险的劳工自然会去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也会担心需要社会福
利的人愈多则自己能拿到的好处则愈少，或者是压根就觉得没工作的人不需要去补助。因
此，当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人们对于失业补助这类的社会福利支持度反而还会下降（
Moene and Wallerstein 2001）。而且，人们对于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其他类似状况的劳
工，通常都是同质性较高的、一样弱势的人们）、新移民、少数族群的容忍度都会下降2
。
不只是针对鲁蛇劳工而已，当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调查研究显示，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接
受度下降，特别是那些经济状况比较差、面临失业风险较高的人们，比较容易感觉到受到
不同群体的威胁；而收入较高、失业风险较低的人们对于少数群体的容忍度比较不受贫富
差距的影响（Andersen and Fetner 2008）。
什么？贫富不均竟然会跟同性恋有关系？而且，该研究使用的数据库还大多数都是欧美先
进民主国家的资料？是的，别怀疑，因为贫富不均、经济状况的恶化，都有可能去分化你
我，使人们（包括政客，以及一些保守份子）更容易去强调你我族群的不同。而当人们感
是感受到工作风险，也会愈感受到少数族群的存在，就会倾向于反对那些“有可能”嘉惠
“少数人”的社会福利政策，转而拥抱传统的观念或价值。
刚才故意口误提到的“抱怨政府”和“不抱怨政府”的差别，正是出自于台湾的最高行政
首长。一直以来，其实政治人物和商业钜子常常会把那些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想要挑战不
公平结构的人，都形容成是“没竞争力”的，从318社运以来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这样的
趋势。就像最近行政院长特别强调说政府只会帮助“不抱怨政府的劳工”，如果这些说法
不是刻意分化，那什么才是？（偏偏，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这样的分化更容易收到效
果呀！）
民族主义上升—拼经济、爱台湾就对了
第二个解释是有关于民族主义。其实跟第一点也很类似，贫富差距愈大，让人们愈去强调
你群我群的不同。美国的政治学者 Frederick Solt （2011）指出：当国家所得分配不平
等程度愈高的时候，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愈高——国民愈容易显现出民族自豪感（
national pride）、国家情感（emotional attachment to country）、民族文化自豪感
（national-cultural pride），而其原因是政府倾向于使用各种政策或宣传来把民族主
义当成一种转移焦点（diversion）的方式3。
学者也发现，一个人的民族情感愈高的时候，对于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就愈低，而且这个
效果在收入是中下阶层的人们当中更明显（Shayo 2009）。研究解释是说，有可能是因为
人们对于民族情感的问题是比较容易察觉的（相对于阶级问题、经济问题而言），当经济
状况不好的时候特别容易去注意到一些可以强调民族光荣、国家荣耀之类的民族主义议题
，或许是因为需要一些心灵依归吧！而当人们对于国家认同议题有强烈意识的时候，就会
倾向于放弃或牺牲一部份物质上的要求，而想要去加强整个团体的状况。
所以说，社会上的贫富分配状况愈差时，类似像“全民拼经济”、“全民爱台湾”之类的
语言就变得非常好用，当政客跟大家说要拼经济、爱台湾的时候，其他一些什么重分配政
策、社会福利、公平正义、甚至像是环保议题，好像就变得比较不重要了。反正先爱台湾
、先拼经济再说，其他的部份就之后再谈吧！
未来的美好小确幸
第三种个人层次的解释，是关于“未来的流动性展望”（Prospect of upward mobility
）。当一个人去分析未来几年的收入状况，如果觉得收入会增加、有机会赚更多钱，更重
要的是，如果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将会提升，则个人就倾向于不支持社会福利政策（
Benabou and Ok 2001）。不过，这个研究的困难点在于，怎么样测量一个人是不是真的
去分析未来的收入状况了呢？这篇文章用的是“在五年内收入增加的人”有多少，若人数
愈多，则反对社会福利的人也愈多。但这毕竟跟一个人感受到的“流动性”不太一样。
后续有学者使用更直观的调查研究问题（Alesina and Ferrara 2005），直接问受访者觉
得未来几年内收入会不会增加、他所感受到的阶级流动性是不是对自己有利。研究发现是
：觉得收入增加、觉得阶级流动性愈高，则愈反对社会福利支出。
不过，最有趣的事情在于，人们“感觉到的”流动性增加，跟“真实的”流动性是完全不
同的事情，而且，关于真实世界的状况，可能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美好4。不过，更神奇的
是，这种“相信世界是公平的”、“未来一定有机会往上爬”的信念，竟然还会“自我增
强”！其实，这有很大一部份是所谓的“美国梦”、“美国模式”所造成的影响5。台湾
基本上是承袭了这样的价值观念。社会上大部份的教科书、师长、报章杂志都强调“努力
”的重要：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要持续在自己身上投资，如果一个人穷一定是因为个人
懒惰而造成的……研究指出，人们会觉得需要这些信念来督促自己（和子女）努力，所以
对于任何“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需要一些制度来弥补”这样的信念，人
们都比较难接受（Benabou and Tirole 2006）。
在上一篇谈罗宾汉悖论的文章中就已提到：“许多学者已告诉我们，在愈不平等的社会中
，高收入的阶层以及政治权力高层的菁英们，自然会有较大的发言权，以及对政策的影响
力。”“从小到大我们所接收到的讯息几乎都是由这些菁英所型塑的，也因此大众对许多
既得利益者的价值观愈来愈深信不疑。”
这样的价值观，其实也很大程度的阻碍了社会上对于公平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追求。因为
人们若一直认为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负责”、“低薪贫穷都是因为偷懒不工作”，常常就
会忽视掉整个结构应该改革的地方（例如：超长工时，老板压榨，工会被打压；税制不公
，资金都投向房地产而不是真正的经济活动）。更有甚者，政治人物也不需要面对结构、
制度，以及重分配的问题。
就如同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生活在云端的权贵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选？因为，他们
为普通人勾勒一个美好的图像（又或者是美好的小确幸）：“未来我也会/我也要变成那
样”，于是乎，什么公平正义重分配都不重要了，因为“那是给鲁蛇用的”、“都是没有
竸争力才会去参加社会运动啦！”
事实上，变得有钱、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是大多数人都羡慕的，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有钱人所享受到的钱财“是不是正当得来的”，这就非常不容易看出来了。许多人
都说“你看某某人这么有钱，一定不会贪污的”。问题在于，如果他的钱就是贪来的怎么
办？如果他用这些钱去贪更多怎么办？
有钱的人会更爱钱，赵藤雄不就是个例子吗？他的资产超过500亿新台币，只要花一点小
钱去打通关系，之后他的营造企业就是几十几百亿在赚呢！又例如说，现在为什么有许多
人一直骂连胜文是权贵？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家族都是“公务员”，却能拥有超过数十亿
（连战自己申报）、甚至数百亿（1993年富比世杂志的报导）的财产，还被爆料说在美国
拥有许多房地产，开人头公司躲避公开法规（参考连结）。
“权贵通常就是以权谋贵，并且以权藏贵”，一般人则只看到有钱的美好一面，自然会被
小确幸所吸引了。住帝宝当然是人人称羡、也没什么错，但是其背后也是隐含了非常多不
公义的历史（参阅本篇：帝宝的由来）。
我们当然都会羡慕有钱人，但是，唯有良好的制度运作才能防止有钱人继续作坏事（例如
阳光法案）。有钱人可以轻易地营造出未来的美好小确幸，在选举中更是如此，有钱的候
选人、有钱的政党可以大量砸钱发文宣、抢媒体曝光度，让大家幻想着自己也要变有钱，
或者是像前段提到的，用分化的手段，而让人们不知道要去追求更公平的制度与政策。
小结
本篇文章从个人政治偏好的角度出发，整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结果是：当贫富差
距拉大、经济状况变差的时候，人们愈会感受到工作风险，也会愈感受到少数族群、你群
他群（乡民们口中的“鲁蛇族群”）的不同，因此就倾向于反对那些有可能嘉惠“少数人
”的社会福利政策，转而拥抱传统保守的观念或价值。台湾社会非常喜欢美国那一套“全
部都是个人负责”、“有努力就会有收获”的观念，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搞分化，让弱势
劳工和所有鲁蛇族群彼此讨厌彼此；又或者是，为普通人勾勒美好的未来图像、不断强调
未来的小确幸，如此一来，大家就会忽略掉应有的社会福利政策、总体政治及经济制度的
改革。
其实，关于“罗宾汉悖论”还有很多不同的研究试着回答“为什么贫富差距加大并不必然
带来重分配的政策”。碍于稿件的空间，就有待后续文章再来介绍了。
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需要一些制度来弥补，这是重分配政策的需要性所在
。在这边要重复一下先前那篇文章的结论。对整体国家社会来说，最根本的事情是：
“一个社会若能将经济机会与经济利益开放给更多人分享、致力于保护个人权益，并且在
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建立‘广纳型制度’，国家就会迈向繁
荣富裕。
反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若只由少数特权菁英把持，保有‘榨取型制度’，则国家必然
走向衰败，即使短期之内出现经济成长，却必定无法持续，因为特权阶级为了保有自身利
益，会利用政治权力阻碍竞争，不但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创新，阻碍了整体社会
进步。”
—摘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艾塞默鲁、罗宾森，卫城出版
，2013
关心公共议题，充实自己，才能看清楚造成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结构性因素所在。如果我
们都觉得事不关己，那么就只是让“罗宾汉悖论”持续下去，让有钱有权的人继续压榨我
们、加深已经很严重的贫富差距。对我来说，这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告诉大家的是：要看
清楚是谁、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我们无法推动应有的政治与经济改革。罗宾汉的弓箭是拿来
对付那些恶质大老板、贪官、无用的政客，而不是同性恋、弱势劳工、鲁蛇族群，更不是
拿来追求生活的小确幸。
蔡阿嘎：大确幸不行吗?
要追求大确幸，有待更多公民成为对社会仗义执言、而且付诸行动追求公平制度的现代罗
宾汉。
（本文同时刊登于关键评论网）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Alesina, Alberto, and Eliana La Ferrara. 2005.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897-931.
Andersen, Robert, and Tina Fetner. 2008.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ntolerance: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35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4): 942–958.
Alesina, Alberto and Edward Glaeser. 2004.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A World of Diffe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abou, Roland, and Efe A. Ok. 2001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the POUM Hypothe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2): 447-487.
Benabou, Roland, and Jean Tirole. 2006.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2): 699-746.
Moene, Karl Ove, and Michael Wallerstein. 2001. “Inequality, Social
Insurance and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 (4):
859-874.
Piketty, Thomas. Arthur Goldhammer translated.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ayo, Moses. 2009. “A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 Class, and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 (2): 147-174.
Solt, Frederick. 2011. “Diversionary Nationalism: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Prid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3 (03): 82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