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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台湾找到一册《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虽然早在1995年公布，却直到去年此
事四十周年的时候才成书上市。这种书，不晓得有多少人会有兴趣；这件事，也不晓得还
有多少人知道。简单地讲，那就是“殷海光事件”之后，台湾学术界最有杀伤力的政治迫
害之一，焦点同样是在台湾大学哲学系──蒋经国口中那唯一一个他控制不了的学校的自
由思想阵地。那时候，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一连六天连载了一篇叫做〈一个小市民的
心声〉的文章，遭到哲学系副教授的知名道家哲学专家陈鼓应在校内论坛反驳。后来也成
了学界一员的学生冯沪祥，当场反指老师专说政府的坏话，认为他对政府不够公正。结果
做老师的陈鼓应和当时还是大四学生的政治哲学家钱永祥，一起批评冯沪祥，说他是“职
业学生”。看来似是一件小事，后来却酿成风暴，造成一大批学者去职，甚至出亡。
“职业学生”这个说法，今日久已不闻，那年头却是种实实在在的身份，大抵可理解为埋
伏在学生当中的“五毛”，专门监督同学和师长的思想状况，同时也承担一些政治宣传的
工作。就和许多曾经最激烈反共的台湾人一样，他今天在大陆也很吃得开了，被人称做“
大师”请去演讲，对媒体说些“‘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之类的话。
在这份“报告”里头，我读到的，却是当年那个效劳国民党特工政战系统的冯沪祥。比方
说，他逻辑课考了个零分，于是不服上诉，多次争持之后，便留书给任课老师杨树同：“
杨先生您好，专程来访，未能拜候，甚觉怅然，后生本为诚恳解释误会而来，语云：‘冤
家宜解不宜结。’而今赵先生向学校称他倒并不坚持对后生处置（按：‘赵先生’即当时
的代系主任赵天仪），而推说系杨先生之意坚持处置，结果反倒成为由杨先生出面作了‘
恶人’，后生深恐有损杨先生厚重之令誉，是以不揣冒昧而来拜候，就后生即令有误会处
提出诚恳之说明，况且而今看来系务整饬在即，若能承先生见纳，想对大局及杨先生皆不
无益处也。”
是什么样的学生，才会给老师写这样的信？且不论“冤家宜解不宜结”和“恶人”这类言
语的无礼。一个普通学生又怎能预先知道“系务整饬在即”？同时还要语带威胁地劝告老
师要以大局为重，要好好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呢？而这一切，全都只不过是因为老师给
了你一个零分。
冯沪祥后来承认，他和“心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等于自招身份。因为“心庐”这个既
有传统私塾教育色彩，又具政治心战任务的古怪机构，正是一时权倾朝野的特工头子王升
手下的亲兵培训班。王升这个名字曾经几乎可以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可官办宣传刊物
却把他说成是文武双全的奇才，不只“著作无论就内容和境界等方面，都是出类拔萃，首
屈一指的”，“在文学上，他的造诣也非泛泛可比”，就连演说，也常叫预备军官感动到
“痛哭流涕”的地步。
自诩是“反共奇才”的王升，他最了不起的发明，就是一套把杜威、罗素，心理分析、存
在主义，以至于整个行为科学都归类为共产主义的逻辑。再看当时台湾社会的背景，政战
系统流行把国民党败走大陆的原因归罪在美国国务院的“共党分子”头上，又将费正清等
美国学术界中的要角说成是“苏联特务”。其推理之奇，就好比那篇〈一个小市民的心声
〉论证“敬爱领袖”是“人类感情生活的一部份”，将西班牙大独裁者佛朗哥形容为“老
成谋国”的智者一样（非常好玩，大部份这类自称是要代表“小市民”、“普罗大众”和
“沉默大多数”的发言，都有相当近似的格调，那就是都很不普通）。
不是玩笑，台湾那时还真有特务怀疑“马克吐温”的小说也是共党邪说，因为他和马克思
一样，都叫“马克”。就像今天香港某些专挑“匪语”的新一代语文警察，常把自己没听
过的言词文字误为共产中国的产物。这是见识的问题，更是意识型态的问题，反共反昏了
头，所以无论遇到任何事物都先得辨明它到底“共”还是不“共”（我可以想像，有人见
此大概会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要反共囉？是要支持共产党囉？”）。类似情况，台海
此岸亦然，而且更甚，过去要问你姓“资”还是姓“社”，现在则得分清你爱国不爱，民
族不民族。皆是一套意识型态措辞宰制社会时的产物。
说回《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它里头那些惊叹号。主持调查
的，全是学有专精、名重一时的台大教授，他们在这份本该干枯平实的报告当中，却时时
忍不住惊叹。许是昔年旧事太过不可思议，如今重温难免讶异。我却以为，史上所有被人
认为不可能再发生的荒诞，其实都是很现实的，它们降临的时候，当它们逐步在地表上凸
起成形的时候，大家觉得理所当然，觉得那是势所必至，自然而然。直到多年之后，来者
回顾，才能质问我们这一代人怎能如此古怪，不只坐视悲剧，并且参与演出。要在形势之
中跳脱出来，以历史的眼光省视自己身处的局面，着实不易，非常人所能为。故此，族群
屠杀总是会回来的，政治迫害也总是会回来的，它们在历史课中从不缺席。
政治迫害的现实，有时真的是出自现实的需要。“台大哲学系事件”中的要角，当时的系
主任孙智燊，在整件事里的表现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遑论哲
学老师。指控同事时胡言乱语，摘引文句时断章取义，他那种把人推成是“海外共党分子
”的理路，过火到了你甚至怀疑他或许不是政府特务的地步；因为即便是特务，也用不着
这么大规模地栽赃迫害一群分明无辜的学者。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在排除异己，就像
任何机构里头都会有的人事斗争。只不过他利用了手边最有效的工具，那一整套当时威力
最强大的意识型态修辞和文法。类似冯沪祥将自己考试不及格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立场的层
面，孙智燊也借了这把足以燃烧掉整个学系的东风。一切政治运动“打击面的扩大”，多
少都和这种现实有关。
如果这么解释，当然可以将“台大哲学系事件”说成是一场包裹了政治外衣的人事权斗（
至少部份上如此），但它又不幸地造成了台湾文化学术界言论受制、思想黯然的政治后果
。然而，要是放宽政治的定义，拉大对。政治压迫的理解；我则还是要说，它毕竟是场政
治事件。
因为政治从不单纯；更因为它发生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时代，有一套非常僵固，但范围
又十分有弹性的意识型态，使得任何人都能利用其中的措辞和标签去打击对手。这种意识
型态的通行和霸道是政治的错误，利用它的人也一样要为它的通行和霸道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