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过去经过傅钟时，从来不知道傅钟的典故以及背后代表的精神
下次，我会在傅钟前面向傅斯年致敬！
还有现在的台大校方，对照当年傅斯年对呛彭孟缉的勇气
不知道过去曾经激励人心的台大精神，如今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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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台大，我必定去承载着七十余年历史记忆的傅园拜谒。
傅园与傅钟，不仅是台大的地标，更是自由精神的象征。
作为一名北大人，若要让我选择一位最敬重的北大校友，我会脱口而出：傅斯年！
历史的无情在于，很多人在做学生时，
血气方刚，单纯善良，誓言匡扶正义；
待到做了长官与名流，则朋比为奸、脑满肠肥，
蜕变成自己年轻时反对的对象。
中国的李克强和台湾的江宜桦都是如此。
傅斯年则始终如一，从“五四”时代铁肩担道义、
走上游行第一线的学生领袖，
到学界祭酒、大学校长，从未背叛过青春时代的理想。
傅斯年只当过一年的北大校长和不到两年的台大校长，
却奇迹般地成为北大与台大之间一道起承转合的彩虹，
将北大的自由主义命脉带到风雨飘摇中的台大，
并使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傅斯年继承了近代自由主义将大学视为
“公共领域中批判性言论的知识来源” 之理念，以欧洲哲学家斯宾诺沙
“贡献这所大学给宇宙”的精神办学，在威权的时代，
让台大成为学术独立、抵抗政治高压的堡垒。
半个多世纪之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
在彼岸的北大荡然无存，
却在此岸的台大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第一功臣当推傅斯年。
高悬的傅钟，为谁而鸣？
远远地，还没有到台大校门，就可望见傅钟。
浅灰色基座上，四根红色钢管将古铜色的“傅钟”高高擎起，
上面刻有傅斯年确立的台大校训“敦品、力学、爱国、爱人”。
自从1951年傅钟铸成之后，台大上下课的钟声便是二十一响，
因为傅斯年认为“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的三小时是用来沈思的”。
台大的校徽亦以傅钟为主题，
以勉励学子“作息定时，生活有序，俾闻声惕厉，精进不已”。
当年，共产党的铁骑席卷中国，傅斯年毅然渡海而去。
他的朋友和学生中，有不少选择留下来的，
无一例外，个个都不得好死。
而在美丽的台湾岛，
傅斯年戮力将自由的魂魄陶铸在高悬的傅钟里。
台湾初步实现民主化之后，
台大的师生们很少在傅钟下面举行抗议性活动，
傅钟蕴含的反抗威权主义的象征意义，
逐渐隐遁到历史记忆之中。
2013年十月二十二日，
台大二十多名教授和学生又聚集在傅钟前面，
他们发起连署，针对的却是彼岸的“姊妹学校”北京大学——
他们抗议北大因政治原因解雇经济学院副教授夏业良。
北大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发源地，
先有蔡元培首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相容并包主义”，
继有胡适推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再有傅斯年宣扬北大学风包括
“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
1949年之后，北大饱受共产极权体制之摧残，
尤其是惨绝人寰的“六四”屠杀，
使得北大校园从此魂飞魄散、万马齐喑。
残存下来的极少数敢言的教授，钱理群、贺卫方、焦国标、夏业良等人，
纷纷遭到不同形式的整肃。
正因为台大与北大分享了自由主义的传统，
台大的师生们这一次才为夏业良发声。
台大法律系教授颜厥安说，
大学是追求真理、阐述意见的开放场域，
学术自由是大学存在的基础。
以政治力压制、干预学术自由不但严重阻碍真理的发现，
也摧毁了大学的基石；没有了学术自由的大学，就不再是大学。
法律系教授陈昭如说，
这项声援活动不只为中国，也是主张台湾的学术自由。
今天北大压抑自己老师的学术自由，
明天台大教师要跟中国交流时，
心中难道不会产生“自我检查”的意识吗？
台大的师生们指责北大的做法是“摧毁大学学术自由的精神”，
并要求台大校长杨泮池致电北大校长王恩哥、
尽早恢复夏业良的教职。
教授们要求台大在与北大交流时应加入“学术与精神自由”保障条款。
这来自傅钟的雄浑厚重的声音，必将穿破彼岸专制的铁幕，
激荡起惊涛拍岸之波澜。
从“傅大炮”到学运萌芽
在白色恐怖的时代，傅钟从未沉默。
傅斯年生前被誉为“大砲”，
虽然不是阵前杀敌的大砲，却能将行政院长宋子文轰下台去。
有趣的是，铸造傅钟赠送台大的，是兵工署；
而执掌兵工署多年、
后来出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是傅斯年之妹婿与挚友。
由兵工署铸造的傅钟，是有战斗性的，
“傅大砲”之魂魄附着于傅钟之上，
钟声不止是报时，更是自由的呐喊。
由于傅斯年给台大留下了自由主义的传统，
台大的学生运动一直走在台湾诸大学之前列。
邓丕云在《八十年代台湾学生运动史》一书中指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台大学运与台湾学运几乎是同义词”。
台大的学生运动，多半以傅钟为第一舞台。
傅钟和傅园本身具有历史纪念意义，且又位于台大的中心位置，
周围有椰林大道和行政大楼等日治时代留下的欧式风格的大型建筑，
在那里聚集，很容易产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
如果台大没有了傅钟，
就如同《西游记》中没有了孙悟空，圣经中没有了大卫王，
那该是怎样的单调与无趣？
正如有台大校友所回顾的那样，从七十年代开始，
傅钟下陆续有怀抱着不同议题，
以及不同诠释角度的人前来静坐，
关心的范围有校园、有社会，有民族主权、民主自由或人权等等。
一代代的学生从傅钟撷取属于自己的理想，
如同傅斯年生前维护民族气节与自由学风的双重特性，
傅钟成了一种让学生们各取所需的精神载体。
2013年乍暖还寒的春天，
我在台北见到了八十年代台大学运的两位重要人物，
一位是吴介民，一位是罗文嘉。
吴介民看上去是一位谦和儒雅的学者，笔锋锐利如刀；
罗文嘉从宦海归来，脸上带着返璞归真的微笑。
那一年，威权政府已成强弩之末，
当时的台大校长孙震仍强势打压学生运动。
那个时代有一个传统，
每年的五月十一日，是台大学生在傅钟之下表达自己意愿的“学生日”，
“这是学生自己创造出来的节日，
也是学运把自己的抗争文化转换成象征符号，
凝聚集体的历史记忆”。
1989年五月十一日，彼岸的天安门学运如火如荼，
台大则有学生组成“反幽灵剧团”，
在傅钟前以肢体语言与鼓声等行动剧，传达学生争取校园改革的努力。
他们游行到校门口，沿途多位义工发放传单给围观的群众。
当时，台大校方派人观察，也有警方在旁边监视，
但最终未对学生采取行动。
这是台湾的大学生第一次直接挑战和颠覆“神圣不可侵犯”的两蒋图腾。
吴介民和罗文嘉都因参与学生运动而受到校方“记过”的惩戒。
1992年，我入北大时，北大已是一潭死水，连微澜也没有。
我想如吴、罗两位那样，成为校方眼中的“坏学生”，
却求之而不得。
从杰弗逊纪念堂到傅园
傅钟与傅园是一体的。
傅园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热带植物标本园，
是日本人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向南洋挺进，
积极调查与收集台湾与南洋各地的热带植物，所留存下来的园地。
1950年，傅斯年积劳成疾去世后，
各方商议将其骨灰安葬在此，并修建傅园纪念之。
这是台湾第一位享受此尊荣的大学校长。
傅园的建筑形式，撷取帕德森神庙的建筑语汇，
与周围的方尖碑、水池，环状步道的对称造景融为一体，
形成一个庄严隆重的纪念场所。
1951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辰，
由傅斯年生前同窗加好友罗家伦前导，
台大学生会主席李德进同学手捧骨灰盒，
将傅斯年之骨灰安葬在纪念亭内大理石墓中。
此地遂被命名为傅园。
我移居北美之后，生活在弗吉尼亚乡间，
距美国国父之一、第三位总统杰斐逊缔造的维吉尼亚大学
及蒙蒂塞洛庄园不足两小时的车程。
杰斐逊也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
参与规划首都华盛顿、弗吉尼亚大学，
设计弗吉尼亚议会大楼等建筑。
我们一家曾驱车去探访蒙蒂塞洛庄园、
弗吉尼亚大学主楼及图书馆等古迹。
这一系列建筑均成为美国议会建筑、
校园建筑以及新古典主义建筑之典范。
而傅园之设计便是仿效杰斐逊纪念堂而来，
背后的期待与当年的杰斐逊一样：
回到古希腊充满光明与威严的人文理想之中。
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代，傅斯年的思想不受统治者的欢迎，
傅园被校方长期闲置荒废，
以致其光景如杜甫诗歌所形容的那样——
“叶心朱实看时落，阶面青苔先自生”。
曾就读于台大的作家杨照回忆说：
“傅园的深郁气氛，和傅斯年的大气刚烈，形成强烈对比。
这里是整个台大大树密度最高的地方，
不管任何时间都是荫影满地。
所以另一个功能，这里最适合孤僻没什么人缘，
没课时不知去哪里好的人，独处闲坐。”
直到2004年，傅园才被校方重新修整，
恢复了新古典主义建筑堂皇明亮、庄严高贵之本色，
也与傅斯年那雄狮般张扬凌厉、自信坚韧的气质吻合。
我第一次来傅园时，周遭学生们的怒发与裙裾、
闪亮的眸子与银铃般的笑声，
让我回到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光。
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不禁想，长眠于此的傅斯年校长，
必定会含笑陪伴着一茬又一茬的学子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傅斯年常常为捍卫学术自由而怒发冲冠，
其中最动人的一幕细节是：
1949年四月六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
军队闯入校园抓捕学生。
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校园逮捕师生高度不满，
亲自找国民政府官员交涉，
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
他甚至向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发出警告：
“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彭氏是“二二八”之屠夫，是蒋介石的心腹，人人畏之如虎；
傅斯年乃是一介书生，却声如洪钟、先声夺人，
让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亦退避三舍。
傅钟和傅园，不仅属于台大，亦属于台湾，
如费城的自由钟和华盛顿的杰斐逊纪念堂之于美国，
傅钟和傅园必定忠贞地守护这片沃土的自由与独立。
2014年春天，太阳花学运风起云涌，
我在脸书上看到学生们在傅园里留下的鲜花和卡片，
有一张卡片上写着这样一行字：
“校长，希望没让您失望，希望我们没让台大丢脸，
我们知道用血、汗、泪所换来的民主，是何等甘甜可贵。”
若傅校长地下有知，读到这张卡片
，一定会移开烟斗、开怀大笑。